古代中国天文历法方面的巨大成就_我国古代天文方面主要成就有哪些 我国古代天文方面主要成就介绍
古代中国天文历法方面的巨大成就
一：先秦时期
1、春秋时期，留下了世界上公认的首次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
2、春秋时期我国历法已经形成自己固定的系统，基本上确立19年7闰的原则，这比西方造160年。
3、战国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其中有丰富的天文记载，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对天文的认识。
二：两汉时期
1、西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被世界公认为是有关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
2、张衡发明制作的地动仪，可以遥测千里意外地震发生的方向，比欧洲早1700多年。
三：隋唐时期
1、唐朝天文学家僧一行制定的《大衍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系统周密，表明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
2、僧一行还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创始人。
四：宋元时期
1、元初设立太史局编制新历法。
2、郭守敬主持编定《授时历》，一年的周期与现行公历基本相同，但问世比现行公历早300年。
中国古代农学的成就
中国古代农学有如下成就：
1、农业中的三才理论；
2、具有浓厚特色的经营思想；
3、灌溉渠系工程，开渠道满足作物的水分需要，开水沟排除农田多余的水，是农田水利的主要任务；
4、陂塘工程，陂塘系利用自然地势，经过人工整理的贮水工程，其功能是蓄水溉田；
5、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系统，太湖地区劳动人民在浅水沼泽，或河湖滩地取土筑堤围垦辟田，解决积水问题；
6、井灌，利用地下水的一种工程型式；
7、耧车，能同时完成开沟、下种、复土三道工序。一次播种三行，行距一致，下种均匀，提高播种效率和质量。
近代中国在各方面有什么成就
军事战争上：七次战役基本全胜。对越、对苏、对印、对美等。
军事科技上：核弹爆炸成功、火箭卫星上天、神6上天、龙芯的开发研制等。
其余科技上：很多华裔获得诺贝尔奖，中国科学家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研究水平领先世界，但基础科技水平还是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
政治地位上：联合国五大常委之一，随着国力的壮大，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也越来越高。
经济上：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渐渐地使全国人民都富裕起来。
疆土上：收复香港、澳门。
民族自信心上：随着国力的壮大，人民也越来越富裕，越来越自信。
求有关法制方面的中国古文
1、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
2、按善恶见闻之实，断是非去取之疑。
3、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常，法度制度，各因其宜。
4、不可假公法以报私仇，不可假公法以报私德。
5、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
6、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7、不以私害法，则治。
8、当公法则不阿亲戚。
9、当事而立法，因时而制礼。
10、正方圆；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以治国。
11、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
求有关法制方面的中国古文
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
按善恶见闻之实，断是非去取之疑。
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常，法度制度，各因其宜。
不可假公法以报私仇，不可假公法以报私德。
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
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不以私害法，则治。
当公法则不阿亲戚。
当事而立法，因时而制礼。
正方圆；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以治国。
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
人文通史 中国古代造船工程技术成就
中国是世界上造船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历史上，中国木船船型十分丰富多彩。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估计有千种左右，仅海洋渔船，船型就有二三百种之多。我国古代航海木帆船中的沙船、鸟船、福船、广船，是最有名的船舶类型，尤以沙船和福船驰名于中外。
沙船在唐代出现于江苏崇明。它的前身，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沙船在宋代称“防沙平底船”，在元代称“平底船”，明代才通称“沙船”。
沙船载重量，一般记载说是四千石到六千石（约合五百吨到八百吨），一说是二千石到三千石（约合二百五十吨到四百吨），元代海运大船八九千石（一千二百吨以上）。清代道光年间上海有沙船五千艘，估计当时全国沙船总数在万艘以上。沙船运用范围非常广泛，沿江沿海都有沙船踪迹。元明海运最盛时期年运量达三百五十万石以上。远洋航线沙船也很活跃。早在宋代以前公元十世纪初，就有中国沙船到爪哇的记载。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有沙船类型的壁画。二十世纪初有人认为，当时从我国北方到新加坡航线上的沙船，就是中世纪以前从我国到红海以及东非港口贸易的那种船。
公元十五世纪初的明代初年，郑和七次下“西洋”，二十多年间访问了三十多国，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每次出动船舰一百多艘或两百多艘，其中宝船四十多艘或六十多艘，共载两万七千多人。当时在南京和太仓造船，集中在太仓刘家港整队出海。郑和宝船长约一百五十米，舵杆长一一·○七米，张十二帆，这是最大的沙船了。
沙船有许多特点：第一，沙船底平能坐滩，不怕搁浅。在风浪中也安全。特别是风向潮向不同时，因底平吃水浅，受潮水影响比较小，比较安全。第二，沙船能调戗使斗风（详见船舶动力一节），顺风逆风都能航行，甚至逆风顶水也能航行，适航性能好。第三，船宽初稳性大，又有各项保持稳性的设备，所以稳性最好。第四，多桅多帆，帆高利于使风，吃水浅，阻力小，快航性好。
沙船方头方尾，俗称“方艄”；甲板面宽敞，型深小，干舷低；采用大梁拱，使甲板能迅速排浪；有“出艄”便于安装升降舵，有“虚艄”便于操纵艄篷；多桅多帆，航速比较快；舵面积大又能升降，出海时部分舵叶降到船底以下，能增加舵的效应，减少横漂，遇浅水可以把舵升上。沙船采用平板龙骨，比较弱，宽厚是同级缯船缯船的百分之四五十，而大（是沙船两舷前后纵通材，非常粗壮坚实）特别多，大中型沙船每侧有大四根到六根，直压到头，川口镶口（沙船舱口前后的纵通材）也很粗壮，直通前后。因而结构强度仍比其他
同级航海帆船大。采用多水密隔舱以提高船的抗沉性。七级风能航行无碍，又能耐浪，所以沙船航程远达非洲。
福船是一种尖底海船，以行驶于南洋和远海着称。宋人说：“海舟以福建为上。”明代我国水师以福船为主要战船。古代福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首尾高昂，两侧有护板。全船分四层，下层装土石压舱，二层住兵士，三层是主要操作场所，上层是作战场所，居高临下，弓箭火炮向下发，往往能克敌制胜。福船首部高昂，又有坚强的冲击装置，乘风下压能犁沉敌船，多用船力取胜。福船吃水四米，是深海优良战舰。1974年七八月间，福建泉川湾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宋代海船，尖底而船身扁阔，平面近似椭圆形，头尖尾方，从龙骨到舷侧有船板十四行，一到十行是两层船板叠合，十一到十三行是三层船板叠合，三层总厚度十八厘米（里层八厘米，中层五厘米，外层五厘米），用三层板是防水线附近波浪冲击，这和沙船用大甚至用护是一个道理。船板搭接和平接两种方法混合使用。板缝有麻丝、竹茹和桐油灰捣成的艌合物。泉州古船十三舱，复原以后的船长三四·五五米，宽九·九米，深三·二七米，排水量三七四·四吨。
公元七世纪的唐代，我国海船就以体积大、载量多、结构坚固、抗风力强闻名于世。此后，阿拉伯商人常乘中国帆船往来于东南亚一带。九世纪中叶晚唐时期以后，我国建造的大海船更为许多亚非国家的人民所乐于乘坐。宋元时期，我国造船业又进一步发展。许多外国朋友往往用“世界最进步的造船匠”来称誉我国船工。
我国古代造船技术的特点，是能创造出可以适应各种不同地理环境、各种不同性能要求的优良船型。例如，周代的方舟，是一种双体船。战国时期有舫船，也是两船并连在一起的双体船，不仅能提高稳性，更便于装货载人。汉代的楼船非常高大雄壮。三国时期海上大船长二十多丈。晋代卢循（？—411）作八槽舰。南北朝时期祖冲之作千里船。唐代有海鹘船，又出现新型漕船叫歇艎支江船。宋代最大的车船（桨轮船），长三十六丈，宽四丈一尺。明代有郑和宝船，还有两头船、蜈蚣船、连环舟、子母舟以及其他新型船舰。连环舟分前后两截，前截冲炸敌船，后截脱环驶回。连环舟还长时期地用于民间运输，也很方便，在弯曲小河中可以分成两截，便于转弯。子母舟后部中空藏小船，入敌阵后发火和敌船同毁，战士乘小船返回。
我国船工还善于吸取几种优良船型的优点，综合起来，创造新船型。例如宋代的江海两用船，就是采用湖船底、战船盖、海船头尾的新船型。又如清初康熙年间的福州运木船，又称三不像船，它不像沙船，不像鸟船，不像疍船，实际上就是吸取了这三种船型的优点创造出来的新船型。
船舶设计
宋代文献中曾出现“船样”二字：“温州言，制置司降下《船样》二本，仰差官买木，于本州有管官钱内各做海船二十五只”，这里记载的《船样》可能主要还是船图和工料定额。另外还有提到“战船木样”，那就显然是指木制船模了。
明代《南船纪》、《龙江船厂志》、《漕船志》中，记载的工料定额、尺寸、数量十分详尽，但是没有涉及船舶设计。目前已经发现的有关船舶设计的历史文献是清初的记载，它可说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传统的船舶设计的代表作，表现了我国船工的智慧和创造性。
清初，福建赶缯船的设计，是我国古代福船系统设计放样的精华。赶缯船的龙骨是有弯度的，先决定龙骨长短，后决定弯度。先由船长决定龙骨总长度，再按比例决定三段龙骨长度。其次便要决定龙骨两端的起橇（起翘），根据前后起橇就决定了龙骨的弯度。我们知道，三角形已知两边和高是不难画出的。以前起橇作高，前龙骨和中龙骨作两边，画出一个三角形；再用后起橇、中龙骨和后龙骨又画出一个三角形。把两个三角形相同的一边（中龙骨）重合起来，再描绘平滑曲线，如上图所示，便绘出龙骨纵剖面图。
赶缯船的横剖面，设计和绘制程序如下：设梁头（船上的横梁）长若干，这就是上平墨长度（上平线，墨是墨线）。每上平墨一丈配下平墨（下平线）若干。上下平墨互相平行，两端两两连接起来就是边墨（边线）。上下平墨间的垂直距离等于舱深减去鸡胸，这就得出上下平墨间的距离。又有所谓“样橇”，就是为了把水艕圆转处画得肥圆一些的起橇。样橇是边墨和下平墨的交点到水艕圆转处的垂直距离（和边墨垂直）。如图所示，画出上下平墨、边墨、鸡胸、样橇以后，再把上平墨两端，鸡胸下端，两个样橇外端，五点连成一条平滑曲线，这一条平滑曲线和上平墨就构成了船舶横剖面单线图。由四大梁头处的四个横剖面（四大梁头指头禁梁、驶风梁、官舱梁、尾禁梁），以及龙骨纵中剖面，构成赶缯船的基本线型图。
此外，在边墨的中点画一根和边墨垂直的线，叫班胸，可以使水线附近的弧度更加肥满一些。
这种传统的船舶设计方法是我国船工创造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古代船舶设计方法。它的特点是方法简便，效果良好，整体局部巧妙结合。以船舶的横剖面为例，变更上下平墨和边墨围界起来的梯形，是横剖面的整体变更。变更样橇、班胸等的长短，那是局部调整。把整体变更和局部调整灵活地互相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套十分简便而又巧妙的设计方法。它体现了我国船工的智慧和创造性。
至于我国各个地区各种船型的设计，往往采用各种不同的设计模数，一代一代地传授下来，而采用哪一种尺度作基数，那是各不相同的。
船舶建造
南京市汉中门挹江门之间的三汊河中保村，相传是宝船厂遗址。遗址上分布着许多长方形大型水塘，依次称一◆、二◆、……有几个塘长二百到二百四十米，宽二十七到三十五米，深二米左右，当地居民都知道这是建造宝船的地方，至今仍有“上四坞”、“下四坞”的名称。在这几个大船坞遗址当中，1953年、1957年和1965年先后发现长一一·○七米的大舵杆以及残损的绞关木（复原长四·七五米）等船上设备构件。这八个大船坞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制造宝船的历史见证。
在造船过程中设计船模，以及利用船坞造船，历史文献累有记载。宋代有黄怀信用大船坞修理大船，明代有“二十五日出坞，坞即造船之所”等记载。金代张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记述了建造船舶先制船舶模型的过程。这比战船“木样”的记述更加明确地表示了设计建造船舶的程序。由此上溯到秦汉时期，汉墓中几次发现的木制、陶制船舶明器，类似船舶模型。这至少可以说当时在造船过程中已经具备了先制造船模的条件。而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发现，似乎更加足以证明，在历史上我国船工很早就利用船台造船，利用滑道使船舶下水了。
1974年底在广州市发掘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古代船舶工场，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加工场地。船台和滑道相结合，外形和铁路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枕木分大小两种。滑板宽距可以调节。一号船台两滑板中心间距一·八米，船的宽度应是三·六到五·四米；二号船台两滑板中心间距二·八米，能造五·六到八·四米宽的船。滑板上平置两行承架船体的木墩，共十三对，两两相对排列，高一米左右。在
船底钻孔、打钉、腍缝，有这样的高度是比较合适的。
一号船台南侧有木料加工场地，场地上有烘弯木料的“弯木地牛”结构。还出土了划线铅块，这是下料时划线用的。造船台出土铁铸、铁凿、铁钉和腍缝用的“挣凿”，此外还有方锥形木垂球（取垂线用）。
秦汉时期相当规模的造船基础，为以后唐宋时期我国远洋帆船的高度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这就使我国航海木帆船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声誉卓着达一千年以上。
船舶性能
我国古代船舶有很好的性能，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快航性。如江苏沙船由于多桅多篷，篷又高，能充分利用风力，船体吃水又浅，阻力小，所以快航性好。鸟船头小肚膨，身长体直，由于型线比较好，在速度方面和沙船、唬船差不多一样快。明清时期各种船型当中具有快航性能的不少，如淮扬课船、江西红船等内河船，也都具有快航的特点。
第二，抗沉性。我国古代船舶的抗沉性是世界闻名的。唐代的船已用桐油石灰腍缝，使船舶具有很好的抗沉性。有人认为晋代八槽舰就是八个不漏水的舱（水密隔舱），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明，但是当时的确已经具备制造水密隔舱的条件。宋元时期我国船舶的水密隔舱蜚声中外，许多外国朋友提到中国船，就要称誉中国船的抗沉性和水密隔舱（一舱两舱漏水，不至于全船沉没）。而西方到十八世纪才有水密隔舱。
第三，适航性。我国古代的船舶船型众多，多能因地制宜。各种不同船型能适应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例如北方沿海多沙滩，我国船工就创造了平底沙船，少搁无碍。不管顺风逆风，甚至逆风顶水，也能航行。至于各水系的内河船，适航性能好的也很多。
第四，稳定性。宋代大龙舟用压舱铁八十万斤才能保持船舶的稳定性。福船分四层，最下层装土石压舱。这说明我国船工对于船舶的稳定性一向予以极大的注意。
公元九世纪以前，唐代海鹘船两舷有浮板，起稳定作用，这是披水板的起源。宋代海鹘船图每侧浮板四到六具，到明代已经简化为一具。这就是披水板，通称橇头。后来，到明清之际，船底增设了梗水木两根，有如今天的舭龙筋，起稳定作用。梗水木的出现是一大进步。沙船又备有竹制太平篮，平时悬挂船尾，遇风浪时装石块放置水中，使船不摇荡。因此，中国船的安全平稳在当时获得了世界好评。
船舶动力
充分和灵巧地利用风力，是我国古代船舶技术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利用人力推进时，从桨、楫发展到橹是一大进步。俗话说“一橹三桨”，说明橹的效率是桨的两倍甚至三倍。用桨划船一半做实功，一半做虚功；而橹的整个运动过程都是做实功，使船舶推进工具的效率大大提高。秦汉造船遗址，汉代楼船，以及高效率推进工具橹的出现、船尾舵的出现和风帆的使用，说明我国古代造船技术到汉代已经成熟了。
汉魏时期，我国船工就经常把帆转到一定的角度，它的使用面积是随风力大小而增减的。
宋人说：“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这说明十三世纪以前我国在使用风力方面，除当头风以外，其余七面都可以行船。而西方的帆船，到十六世纪以后才能做到这一点。
至于逆风行船，在我国已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逆风行船的记载首见于沙船。“沙船能调戗使斗风！”逆风行船必须戗走（斜行），否则不能前进。为了保持正确航向，又必须“调戗”（轮流换向），必须走“之”形航线。逆风行船，披水板、船尾舵和风帆要密切配合。
二桅沙船两舷各装披水板一块，调戗时轮流使用下风一侧的披水板。把披水板放落水中，伸到船底之下，以增加船舶横向移动的阻力，来减少船舶偏航角度。
我国船工曾经创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风帆。例如同是沙船，而风篷不同：内河沙船风篷狭长；外海沙船风篷比较宽而短，大约宽一倍，短三分之一左右。大概因为海风强劲，海船风篷必须降低风压中心。我国南海帆船的风篷，把下风的边缘做成折角或曲线形，上部比较小而下部比较宽大，使风压中心降低，船就不易被风吹翻。
风帆的利用，从初期的单桅单帆说，帆不大，船跑得不快。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帆、四帆、五帆、七帆，甚至十二帆。人们并发现帆挂桅顶最有效。所谓“头巾顶可以提吊船身轻快”，顺风时使用“头巾顶”航行速度就加快。在大篷的两边加“插花”，可使船身不欹侧。“插花”多在旁风时使用。大篷下面再加“篷裙”，更能降低风压中心。
风篷增多固然可以充分利用风力，但同时也增加了操作的复杂性，加重了船工的劳动。如遇风暴突然来临，不能把帆及时降下，就有折桅翻船的危险。于是又逐步简化到一桅只有一帆，而帆的面积加大，使得既能充分利用风力，又便于操作和节省劳力。明代公元十五世纪以后，我国帆船的篷帆便逐渐简化。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进步到在同等效率下力求简化，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古代，我国船舶动力大多使用风力，特别是长途航行。至于短途航行，却多使用桨橹。而桨轮船（车船）的出现，在一千多年当中也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祖冲之造千里船，日行一百多里。千里船可能是一种桨轮船。唐代李皋（733—792）创造桨轮船，史书记载十分明确：“为战舰，挟二轮踏之，翔风破浪，疾若挂帆席。”（《旧唐书·李皋传》）桨轮船到南宋就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在洞庭湖起义的农民领袖杨么（？—1135），他的部下高宣曾经创造许多桨轮船。宋代大型的桨轮船长二三十丈，可容战士七八百人。杨么的桨轮船有楼两三重，载一千多人，吃水一丈左右。桨轮船车数从四车、八车增到二十车、二十四车、三十二车。当时还有一种飞虎战舰是四车船，四轮两轴，每一轮桨一般有八叶桨片。以后一直到清末二十世纪初，我国南方地区还曾有过少量桨轮船。桨轮船的动力是用人力，不如帆船使用风力经济，因此，虽然在一定时期里面也曾形成高潮，但是终于未能十分广泛地使用。
桨轮船也叫明轮船，是把桨楫改成桨轮推进，把桨楫的间歇推进改成桨轮的旋转推进（连续运转）。桨轮船的出现是船舶推进技术上的一次重大进步。从唐代李皋算起，我国创造桨轮船比西方桨轮船的出现要早七八百年，欧洲到十五、十六世纪才有桨轮船出现。
船舶的动力问题解决了以后，同样重要的是航行方向问题。这个问题又可分两个方面，一是掌握航向，一是辨别方向。掌握航向靠舵。我们知道，用桨橹推进的船舶，可以不需要船尾舵；而帆船却非有船尾舵不可。在我国，汉代陶船明器（广州汉墓出土）上的船尾舵，可以明显地看出由“梢”发展成舵的迹象，它标志着当时船尾舵的出现。我国船工创造船尾舵比西方约早四个世纪。以后逐步发展，甚至有了正舵、副舵、三副舵。两千多年来，我国船工创造了各种形式的舵，如升降舵、平衡舵、开孔舵等各种式样。平衡舵和开孔舵都可以降低转舵力矩，使转舵省力。我国在唐宋时期已经有平衡舵。
至于用指南针辨别方向，那更是我国航海技术的突出成就。航海船舶沿海岸航行，不需要辨别方向的仪器，老舵工熟悉沿海岸水域的海水深浅，看海岸远近趋深避浅，船上往往只有舵工。在大洋中航行，舵工掌舵就要听“火长”指挥（火长就是现今所谓“领航员”）。所谓“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在大洋中航行，一望无边，指南针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航行仪器。“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朱彧：《萍州可谈》）指南针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在宋代用于航海，是我国航海技术的卓越成就，比西方要早两个世纪。
古代中国哪些方面领先于世界
1、主要分布在科技、数学、天文学、农学、医学等领域；
2、科技：四大发明，造纸术是在105年蔡伦改进，活字印刷书是11世纪中叶发明的，火药是在唐代发明的，指南针是中国战国时期发明的；
3、数学：东汉的《九章算术》；
4、天文：战国的《石氏星表》，郭守敬的简仪和《授时历》。唐代僧一行和梁令瓒共同创制的黄道游仪，并用它发现了恒星位置的变动；
5、农业：“四大农书”，包括西汉泛胜之《泛胜之书》、北魏贾思缪《齐民要术》，元朝王桢《农书》和明朝徐光启《农政全书》；
6、医学：战国的《黄帝内经》，东汉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
7、建筑：赵州桥、辽代应县木塔；
8、航海造船：明代郑和的宝船是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
历法是什么，回族在历法方面的成就
中国各族的穆斯林群众是勤劳善良富、富有创造力的人民，回族人民在中国历法中有巨大贡献，中国是最早创造历法的国家之一，历法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本期的回族文化带大家了解历法的来源及回族人民在历法方面的成就，一起来看看吧。
推算年、月、日的长度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制订时间顺序的法则叫“历法”。“历书”是排列年、月、节气等供人们查考的工具书。历书在中国古时称通书或时宪书，在封建王朝的时代，由于它是皇帝颁发的，所以又称“皇历”。人们根据地球自转，产生昼夜交替的现象形成了“日”的概念；根据月亮绕地球公转，产生朔望，形成“月”的概念，根据地球绕太阳公转产生的四季交替现象而形成了“年”的概念。这三个概念所依据的物质运动是互相独立的。根据精确测定，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约为太阳日，这叫一个回归年。而从一次新月到接连发生的下一次新月的时间间隔为太阳日，这叫一个朔望月。
以回归年为单位，在一年中安排多少个整数月，在一个月中又安排多少个整数天的方法和怎样选取一年的起算点的方法就叫历法。历法问题的复杂性全在于回归年和朔望月这两个周期太零碎，它们同“日”之间的关系，不像公里同米之间的关系那样简单；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也不能通约。所以，历法总是顾此失彼，不能同时协调两个周期。由于这两个原因，历法一般地分为三类；太阴历、太阳历和阴阳历。侧重协调朔望和历月关系的叫太阳历，简称阳历；兼顾朔望月和回归年、历月和历年的叫阴阳历。
无论哪一种历法，都有一个协调历日周期和天文周期的关系问题。在原则上，历月应力求等于朔望月，历年应力求等于回归年。但由于朔望月和回归年都不是整日数，所以，历月须有大月和小月之分，历年须有平年和闰年之别。通过大月和小月，平年和闰年的适当搭配和安排，使其平均历月等于朔望月，或平均历年等于回归年。这就是历法的主要内容。
最早的回族历算可以追溯到唐朝，据《新唐书》中记载：“《九执历》度法六十，周天三百六古度，无余分。”这与中国历法中贮存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出入，根据明清两代天学文学家的考证，《九执历》就是回回历法。因此可以说，《九执历》是唐朝来华的穆斯林对中国历算的首次贡献。
到了公元的宋朝时期，安徽回族马氏的先祖、天文学家马依泽应宋朝皇帝的邀请从西域来到中国，编修新历法以纠正中国原有历法，并将阿拉伯占星术中黄道十二宫的方位及太阳入宫日期的推算方法引进中国天文学，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于四月修成《应天历》。《应天历》包括历经、算经、五更中星历成、昼夜日出入立成、晷影立成等六卷，这是第一次系统地将阿拉伯历法引进中国的尝试。
元仁宗皇庆二年，回族各国穆斯林通用的阿拉伯太阴历，即伊斯兰教历在中国穆斯林中流传通用。在明代，马沙亦黑与马哈麻兄弟二人翻译阿拉伯天文学着作《回回历法》与《明译天方书》，这两部书使阿拉伯的许多天文要领首次传入中国，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成为中国天文名着。《回回历法》中所运用的许多天文数字都有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成为明朝天文学的一部重要着作。《回回历法》的参用达年，这是马沙亦黑等天文学家对中国历法的重大贡献。
回族在历法方面的成就直接影响了中国历法的发展。元朝科学家郭守敬编制《授时历》时就直接参照了回回历法并参考了由回回人引入中国的《积尺诸家历》、《速瓦里可乞必星纂》、《海牙剔穷历法段数》等众多的天文历法资料。为此，后人曾评价说：“郭守敬所凭的实测大部分是回回的遗产，实集中回历之大成”。正是由于吸收了回放天文学家引进和创造的历法成果，《授时历》能够实用年，这其中也包含着回族天文学家的心血。
纪以后，丁子瑜、马以愚、黄明之、胡继勒、马复初、马坚等回族穆斯林学者又着述了《寻月指南》、《回回历》、《天方历源》、《环宇述要》、《伊斯兰历源详解》、《回历纲要》等众多的天文历法着作。这些着作的问世，是新的历史时期回族穆斯林对中国天文历法史做出的重大贡献。
历法是什么，回族在历法方面的成就
中国各族的穆斯林群众是勤劳善良富、富有创造力的人民，回族人民在中国历法中有巨大贡献，中国是最早创造历法的国家之一，历法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本期的回族文化带大家了解历法的来源及回族人民在历法方面的成就，一起来看看吧。
推算年、月、日的长度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制订时间顺序的法则叫“历法”。“历书”是排列年、月、节气等供人们查考的工具书。历书在中国古时称通书或时宪书，在封建王朝的时代，由于它是皇帝颁发的，所以又称“皇历”。人们根据地球自转，产生昼夜交替的现象形成了“日”的概念；根据月亮绕地球公转，产生朔望，形成“月”的概念，根据地球绕太阳公转产生的四季交替现象而形成了“年”的概念。这三个概念所依据的物质运动是互相独立的。根据精确测定，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约为365.2422平太阳日，这叫一个回归年。而从一次新月到接连发生的下一次新月的时间间隔为29.5306平太阳日，这叫一个朔望月。
以回归年为单位，在一年中安排多少个整数月，在一个月中又安排多少个整数天的方法和怎样选取一年的起算点的方法就叫历法。历法问题的复杂性全在于回归年和朔望月这两个周期太零碎，它们同“日”之间的关系，不像公里同米之间的关系那样简单；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也不能通约。所以，历法总是顾此失彼，不能同时协调两个周期。由于这两个原因，历法一般地分为三类；太阴历、太阳历和阴阳历。侧重协调朔望和历月关系的叫太阳历，简称阳历；兼顾朔望月和回归年、历月和历年的叫阴阳历。
无论哪一种历法，都有一个协调历日周期和天文周期的关系问题。在原则上，历月应力求等于朔望月，历年应力求等于回归年。但由于朔望月和回归年都不是整日数，所以，历月须有大月和小月之分，历年须有平年和闰年之别。通过大月和小月，平年和闰年的适当搭配和安排，使其平均历月等于朔望月，或平均历年等于回归年。这就是历法的主要内容。
最早的回族历算可以追溯到唐朝，据《新唐书》中记载：“《九执历》度法六十，周天三百六古度，无余分。”这与中国历法中贮存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出入，根据明清两代天学文学家的考证，《九执历》就是回回历法。因此可以说，《九执历》是唐朝来华的穆斯林对中国历算的首次贡献。
到了公元961年的宋朝时期，安徽回族马氏的先祖、天文学家马依泽应宋朝皇帝的邀请从西域来到中国，编修新历法以纠正中国原有历法，并将阿拉伯占星术中黄道十二宫的方位及太阳入宫日期的推算方法引进中国天文学，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于963年四月修成《应天历》。《应天历》包括历经、算经、五更中星历成、昼夜日出入立成、晷影立成等六卷，这是第一次系统地将阿拉伯历法引进中国的尝试。
元仁宗皇庆二年，回族各国穆斯林通用的阿拉伯太阴历，即伊斯兰教历在中国穆斯林中流传通用。在明代，马沙亦黑与马哈麻兄弟二人翻译阿拉伯天文学着作《回回历法》与《明译天方书》，这两部书使阿拉伯的许多天文要领首次传入中国，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成为中国天文名着。《回回历法》中所运用的许多天文数字都有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成为明朝天文学的一部重要着作。《回回历法》的参用达270余年，这是马沙亦黑等天文学家对中国历法的重大贡献。
回族在历法方面的成就直接影响了中国历法的发展。元朝科学家郭守敬编制《授时历》时就直接参照了回回历法并参考了由回回人引入中国的《积尺诸家历》48部、《速瓦里可乞必星纂》4部、《海牙剔穷历法段数》7部等众多的天文历法资料。为此，后人曾评价说：“郭守敬所凭的实测大部分是回回的遗产，实集中回历之大成”。正是由于吸收了回放天文学家引进和创造的历法成果，《授时历》能够实用360多年，这其中也包含着回族天文学家的心血。
20世纪以后，丁子瑜、马以愚、黄明之、胡继勒、马复初、马坚等回族穆斯林学者又着述了《寻月指南》、《回回历》、《天方历源》、《环宇述要》、《伊斯兰历源详解》、《回历纲要》等众多的天文历法着作。这些着作的问世，是新的历史时期回族穆斯林对中国天文历法史做出的重大贡献。
中国古代战车、战船和城防技术成就
中国古代军事技术，不但在兵器制造和使用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在战车、战船和城防技术方面，也有许多杰出的创造，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技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车技术成就
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战车是指专为作战使用的各种战斗车辆的总称。它由原始社会晚期木板圆轮式陆上运载工具演变而来，除了辎重车和特种攻城车外，主要有商周车战时代用来乘载士兵作战的木质战斗车辆，以及宋代以后装备各种兵器的战斗车辆。
据文献记载，我国在远古时代已有车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战车使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今河南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之战中，就动用了三百乘战车。到了春秋时期，战车发展到鼎盛阶段，千乘之国已不稀罕。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在城濮（今河南濮阳，一说今山东鄄城濮阳集）之战中，双方各出动了七百乘战车。到春秋末期，有的诸侯国拥有战车达四千乘以上。春秋战国之际，虽然由于步骑战兴起，车战地位逐渐下降，但各诸侯国拥有战车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直到汉代初年，战车在战争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车战时代的战车，在形制构造上大同小异。商周时期战车的形制构造，不但在《考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且还有出土实物可资考察。它们一般是独辕、两轮、长毂；车舆（车厢）是横宽竖短的长方形，门开在后方；车辕后端压在车厢和车轴之间，辕尾稍露在厢后；车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附两轭，用以驾马；车体都是木质结构，通常在重要部位装着各种青铜制的车器，目的在于增加车身的坚牢度，便于纵横驰骋，在一般“错毂”交战中不致被损坏。
车战时代的马车由两马或四马驾挽，以四马为主。从殷墟出土的车马装具可知，大约在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商代武丁时期，每乘四马战车的编制装备已经制式化。按当时规定，每车编左中右三名甲士。左方的甲士持弓筋射远，称车左，是车首；右方的甲士执戈或矛同敌击刺，称车右；居中的甲士称御者，佩剑一把。在通常情况下，车上装备五件兵器，称作“车之五兵”。《考工记》所记载的“车之五兵”是戈、量、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舆侧的固定位置，供甲士临战使用。兵器的这种装备方式，具有长短兼备、远近结合的特点。不过战车装备的兵器也并非千车一律，种类和多寡稍有不同。
到西周时期，为适应作战的不同需要，战车的分类已经越来越明显。据《周礼。春官》记载，当时的战车已分成戎路、轻车、阙车、苹车、广车五大类。戎路也称戎车，是国君或统帅乘坐的指挥车。轻车便于往来驰骋，是攻击型战车。阙车负责警戒和补充缺损的战车。苹车是一种防御性战车（据郑玄注“苹犹屏也”），可互相联结成屏障，以抵挡或阻滞敌军的进攻。广车兼有攻防作用，主要用作防御。
西汉以后，步骑兵逐渐取代了战车兵，作为车战时代的战车，便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
宋代以后的战车同车战时代的战车不同，主要不是乘载士兵作战的战斗车辆，而是装备各种冷兵器和火器的战斗车辆，种类比较多，形制构造各有特点。
在《武经总要。器图》中，绘制有车身小巧的独轮攻击型战车，包括运干粮车、巷战车、虎车和象幸、枪车等。运干粮车、巷战车和虎牟的基本构造相同。它们是在一辆独轮车上，或在车前安置挡板，两侧安置厢板，或在车上安一个虎形车厢，以掩护推车士兵。同时在车的底座上和虎形大口中，通出多支枪锋，以便在作战时冲刺敌军。由于这种独轮车车身小巧，便于机动，所以士兵可以在狭窄的田埂、道路、街巷中推车冲进，同前来劫粮和进攻的敌军搏战；也可在旷野中排成车阵，由众多士兵拥推成百上千辆蜂拥而前，冲击敌军的前阵，配合步骑兵进攻。安有四轮的象车和枪车的车身比较宽，象形车厢和挡板比较大，安插的枪锋比较多，主要是在野战中排成车阵，用来冲击敌军的前阵，配合步骑兵进攻。
南来抗金将领魏胜（1120—1164），在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的抗金备战中，创制了几十辆抛射火球的炮车和几百辆各安几十支大枪的如意战车，以及安有床子弩的弩车。这些战车在车前安有兽面木牌，旁侧有毡幕遮挡，每车用两人推进，可蔽士兵五十人。行军时，上载辎重器甲，驻营时，挂搭如城垒，敌不能近；列阵时，如意车列在阵前，弩车作阵门，可射出如凿的大矢，一矢能射几人，炮车在阵中，抛射火球、石弹，可远及两百步；作战时，三种车上的兵器配合使用。当敌我双方相对接近时，从阵中发射弓弩箭炮，发扬火球同射远冷兵器的远距离杀伤和摧毁作用；如果敌接近阵门，刀斧枪手可以同敌近战搏杀；待敌溃退时，士兵就拔营推车追击。魏胜创制的炮车、如意车和弩车，受到了朝廷的重视，曾下令各军仿造使用。（《宋史。魏胜传》）明代自世宗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到1566年）以后，由于火器的大量制造和使用，装备火器和冷兵器的战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种类繁多，适应于各种不同作战用途的需要。仅《武备志。火器图说十一。车》中，就记载了下列几种类型的火攻车。
首先是火器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车。这类战车有万全车、架火器战车、破敌风火鼎等。它们的构造特点是在两轮或四轮车上安名大型木柜或木架，架置各种火器和冷兵器，杀伤敌军。有的木柜大到八尺见方，高达一丈多，顶部造成女墙形状，中藏折叠式望楼，可载乘八名士兵，形似活动式碉楼，具有攻守兼备的特点。
其次是纵火战车。这类战车有火龙卷地飞车、铁汁油车、盛油引火车、行炉和扬风车等。它们是在一辆两轮或四轮车上装备各种燃烧性火药，或在锅内盛满烧沸的油和烧熔的铁汁。作战时，把它们迅速推到敌阵纵火，并用扬风车扇风催火，帮助燃烧。
第三是火箭战车。这类战车有冲虏藏轮车、火柜攻敌车等。它们是在独轮或两轮车上安置一个到儿个大火箭筒，内装四十到一百支箭，用木柜或前挡板作屏蔽，以防敌军射来的矢石。作战时，士兵推车接敌，点燃火筋的火捻，使众箭齐飞，大量射杀敌军。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编练的一个车营中，就有四辆火箭战车。
第四是炮车。这类战车最多，明代后期的大型火炮都已安在车上。在戚继光编练的车营中，每营就有一百二十八辆炮车，载运二百五十六门佛郎机炮。其他如攻戎炮、千子雷炮、叶公神铳、灭虏炮、将军炮等，都由炮车载运。这类炮车把车的机动性和火炮的摧毁威力合而为一，提高了火炮的机动性、参战速度和毁杀威力。
第五是轻便火器战车。这类战车轻便灵活，如独轮屏风车，车前放置一个高于人体的屏板，两侧内折九十度角，使人体的三面受到保护；屏板上开有射孔，可对敌发射火箭和枪弹；每车编士兵三名，备干粮若干，供士兵食用。屏风车既可单率作战，也可多车并列射敌，并可在驻营时排列成临时军营的挡墙。
第六是综合型战车。这类战车备有多种火器，如万胜神毒火屏风车，既有射远的火铳、火箭，又有近战的火弩、火枪，还有各种燃烧性火药，可发挥综合杀敌的作用。
如果说车战时代的战车主要是乘载甲士进行对阵作战和错毂拼杀的话，那么宋代以后的战车是兵器的毁杀作用和车辆的机动性相结合的攻击性战车，使用范围和战斗作用要宽广得多了。
战船技术成就
在商末周武王伐纣时，已经使用船只，运送军队和战具，渡过黄河去作战。到春秋时期，吴、楚、越三国争霸于长江流域，经常用船只运载军队进行水战。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这是关于水军和专为水战而建造船只的最早文献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吴国出动舟师和楚国舟师战于长岸（令安徽当涂西南），楚国“大败吴师，获其舟艅艎”（史书中出现的最早的战船名，也作“余皇”，是吴国国王乘坐的指挥船）。随着水战的发展，各种用途的战船也不断涌现。公元前六世纪末，伍子晋（？—前484）在吴国训练水军时，把大中小各型战船按作战用途分成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并以战车作比喻，说大翼相当于重车，小翼相当于轻车，突冒相当于冲车，楼船相当于行楼车（指挥车），桥船相当于轻足骠骑，是一种小型快艇。
（据《越绝书》）这些战船在水战中配合使用，发挥综合的战斗作用。同时，越国和秦国也建造了备型战船。
从秦汉到明代，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我国古代战船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首先是水军战船数量多，舰队规模大。如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城西南挖了四十里方圆的“昆明池”，在池中建造楼船、戈船等几百艘战船，大船可容千人。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汉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前14—后49）率部队分乘两千艘战船，前往交阯，进行水上作战。三国时期，东吴水师拥有俄船五千艘。隋文帝开皇八年（公元588年），在隋灭陈之战中，隋将杨素（？—606）率水军有几千艘战舰。
其次是大型主力战舰屡有创新。汉代的楼船高达十多丈，船面上建楼二层到四层，每层外面都环有三尺高的女墙，掩护士兵作战。大型楼船可载将士一千人，东吴的楼船可载将士三千人，宛如水上高城。据《晋书。王濬传》记载，西晋建造的战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隋代杨素建造的大型五牙、大榏等战船，上建五层楼，高一百多尺，乘员八百多人，四周安有高十多尺的拍杆，用以击打敌船。郑和下“西洋”时主帅乘坐的宝船，长达四十四丈、宽达十八丈。主力战船的不断创新，使水师的战斗力不断得到提高。
第三是战船分类越来越科学。西汉时期已经根据不同作战任务的需要，把战船进行分类：大型楼船是水军主帅乘坐的指挥船；运送士兵率先登陆抢战滩头阵地的船称“先登”；船体狭长、专门用来冲击敌方船队的战船称“艨冲”；侦察敌情的船称“斥候”；轻型快速的船称“赤马舟”；防御设备比较好的船称“舰”；行驶平稳而体短的船称“”；小型战船称“艇”：比楼船稍小的船称“斗舰”；四周有女墙防护、桨手多、航速快的船称“走舸”；装有冲角、用以撞击敌船的船称“突冒”等。战船进行科学分类后，既使战船将士能明确自己的职责，又利于相互进行协同作战。
第四是兵器装备逐渐更新。早期战船只装备刀、矛、弓、剑、戈。秦汉时期增加了弩。东晋（一说隋代）的战船已经安有拍杆。宋代的战船开始配备火球、火药箭、火枪，水军也进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期。元末明初的战船上开始装备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铳。嘉靖年间，戚继光所编水军营的大型福船、中型海沧船、小型苍山船，都增加了大发贡（一种大型火炮，“贡”也作“熕”）、佛郎机炮、鸟铳等火绳枪炮，加上火箭、火砖、喷筒等火器，战船上使用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数的一半左右。同时，还创造了子母舟、连环舟、火龙船、赤龙舟等各种专门装备火器用于火攻的小型战船。此外，新创制的水雷和古代二级火箭——“火龙出水”已在水战中使用。
城防技术成就
城防技术成就包括军事筑城和守城器械两方面，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同时发展。
军事筑城技术成就
城是中国古代都邑周围用土或砖石砌成的防御性墙垣。据说在原始社会末期，聚居子中原嵩山地区的部落领袖鲧（禹的父亲），已经开始构筑最早的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的推动，便逐渐形成以都邑为中心、以城墙为主体、以城门和敌楼为重点的点线结合、综合配置的军事筑城体系。由城墙围圈的城郭有正方、长方、圆形和其他不规则几何图形，它们的建筑要受地质、地形、地理位置的制约，因此有平陆筑城、依山筑城、沿海临江筑城等，千姿百态，各有千秋。
按唐代规定，平陆筑城的城高、城根厚、城顶厚之间的比是四比二比一（见《卫公兵法辑本。攻守战具》）。如城高是六丈，那城根厚是三丈，城顶厚一丈半。按照这一比例构筑的城墙，既坚固耐久，又节省工料。但是在复杂地形上建筑城郭，就要因地制宜了。明立国前二年到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66年到1390年）建成的明初南京城，就是在复杂地形上因地制宜建成的一座在当时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构筑最坚固的大型军事城防，是我国古代军事筑城技术高度发达的标志。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充分利用天然的和历史上形成的地形地物作为筑城的基础。这样做，不但独具形胜，而且节省工料。如利用马鞍山、四望山、卢龙山的“岗垄之脊”而构筑的南京城西北段城墙，在墙外的敌人但见它立于崖壁之上，高耸难攻，而城内的守军却可凭借平缓的护士坡上下往来，进行机动作战。又如建于清凉门（石头城附近）左右侧的城墙，因三国时期孙吴所建石头城的旧址而筑，也具有同样的军事形胜。
其次，建筑深厚牢固的墙基，使新筑的城墙坚实耐久。如三山门到石城门段的城基，都用大条石砌成，深入地下五米多，还不见底层基石；覆舟山到解放门段城基，深挖到十二米，仍不见铺砌的大条石底层。
第三，采用巧妙的筑基技术，减轻城墙对地表的重荷，避免城墙塌陷的危险。如在三山门到石城门土质比较松软的地段，在两端建筑坚固的墩基，以后在墩基上交错支架多层大粗木排，把城墙对地表的压力通过木排转移到墩基上。在聚宝门、正阳门东侧和光华门东侧的城基下，都发现了采用这种方式构筑城基的大量圆木。如果遇到在地下埋设水管的地段，那么就在水管上面建筑拱顶，使城墙的重压避开管道，通过拱顶转移到两端的墩基上。1980年，在覆舟山西侧挖掘防空巷道时，就发现了一座横在城墙之内高四米半、宽四米、长二十米的拱顶和墩基建筑。经考察认为，它是为保护武庙闸通往后湖的涵管而建的。
第四，修建了排水和控水设施，使城内不受旱涝之患。城墙的排水设施在筑城时已一并设计：城顶以砖砌面，外沿置滴水槽，使雨水从顶部流入城根略高于地表的石槽，通过窖井排入河流。聚宝门一带到现在还可见到这种设施。控水设施主要是建于河水入城处的水闸，水闸下接铜铁涵管或砖砌涵洞，启闭闸门便可控制流入城内的水位。在朝阳门南、太平门内偏西的地方，都发现这种设施；在秦淮河流入流出的通济门和三山门，各建有三道闸门。为守御两门，还建有藏兵洞，仅通济门东关头就建有二十二个藏兵洞。
第五，选择优质的材料，保证筑城的质量。筑基所用的条石，是在南京东部的汤山采制的，一般长达八十到一百一十九厘米，宽七十厘米，厚二十六到三十三厘米。城砖长四十厘米，宽二十厘米，厚十厘米；从已搜集到的实物和刻在上面的铭文可知，它们是由相当于今江苏、江西、安徽、湖北和湖南五省的二十八个府、一百一十八个县、工部下属的一些单位，以及飞熊、豹韬、横海三个卫，组织民工和军士烧制的。砌城的粘合剂，是把江、浙两省所产的一种“蓼草”加水加温成粘液，再配以适量的石灰、细沙，搅拌成混合浆而制成的。据考古部门取样试验，它的承压能力比现在的水泥沙浆稍低，而拉力和渗透力都比水泥沙浆高，因此是一种韧性比较大的粘合剂。
采用先进技术构筑的南京城郭，再配以厚足的兵力和守城器械，已经形成一个据可守、进可攻的坚固城防体系，达到了古代军事筑城技术的高峰。
守城器械成就
守城器械种类很多，它们根据作战的需要配置在坚固城防的各部位，由守城士兵操持，依托城郭，发挥守城作用。按作战用途，它们大致可以分成攻击式、侦听式、抵御式、擅击砸打式、烧灼式、灭火式等六大类。
攻击式守城器械主要有各种抛石机，它们可以在比较远的距离上抛射巨石，击杀前来攻城的敌军士兵，击毁敌军的攻城器械，阻止敌军接近城墙。
侦听式守城器械有瓮听、地听等，用法是先在城内要道处挖二丈左右的井状地穴，以后用无缝的陶瓮覆在井口，命耳聪的士兵以耳贴近陶瓮，倾听异常声音。因为如有敌军挖掘地道，便有声音传来，守城士兵听到这种声音，就采取防御和反击措施。
抵御式守城器械有竹立牌、木立牌、布幔、木幔、皮帘、垂钟板、蔑篱笆、皮竹笆、护城遮架等遮挡器械，以遮挡攻城敌军射来的矢石：有加强城门和城垛防御的插板、墙门、槎碑、塞门刀车、木女头和木女墙等。它们能在城门、女墙被敌摧毁时进行应急性的补救，以阻止敌军从突破口冲入城内；还有抵御和托阻敌军云梯的叉杆、抵篙等。
撞击砸打式守城器械有撞毁敌军云梯和尖头木驴用的撞车和铁撞木，有击砸敌军人马和攻城器械的各种檑木（夜叉擂、砖檑、泥檑、木檑、车脚檑）、奈何木、坠石、狼牙拍等。
烧的式守城器械有铁火床、游火铁箱、行炉、猛火油柜、燕尾炬、飞炬、金火罐等。它们或以猛火烈焰，或以烧熔的铁汁，浇灼敌军的士兵和攻城器械。
灭火式守城器械有水囊、水袋、麻搭、唧筒、油筒等。它们的作尸用是在敌军焚烧城门、城楼时，用水把火浇灭，不使敌人的火攻得逞。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用途的守城兵器和器械。如钩取敌军士兵和器械的飞钩、铁提钩、绞车，供士兵上下城墙用的吊机、吊车、绳梯，攻击从地道中攻城的风扇车、土色毡帘等。
除专用于守城的器械外，障碍器材也大多用于守城战。障碍器材是阻止敌人行动和杀伤敌人而用人工制作的各种障碍物，主要用于保障城郭和营垒的安全。明代中期以前的障碍器材多是非爆炸物，如铁莲黍、拒马、鹿角木、（chōu）蹄、地涩等。明代中期以后，已经大量使用地雷和水雷等爆炸物作为障碍器材，使障碍器材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