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中国古代农作物物种及历史演变_人文通史 古代灯具的演变及欣赏
人文通史 中国古代农作物物种及历史演变
据考古发现我国在一万年前就已经有谷物种植。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的碳化粟米粒，
⑴ 浙江河姆渡遗址发掘出了7000年前的稻谷、稻秆、稻叶
⑵ 还有2005年在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10000年前的稻米遗存
⑶ 可见我国的种植业在距今10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我国的农耕文明也可以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开始追朔。传说神农氏梦见一只金丝鸟口中衔着一串金光灿灿的穗子而得到启发，于是叫人们播种，并制作农具教会人们耕作，从此中国的农耕文明得以产生。《白虎通·号》曰：“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新语·道基》曰：“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依上述记载来看，古人认为农业产生的社会需要是因为“人民众多，禽兽不足”而“难以养民”，所以需要寻求新的食物来源，于是就在“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等种种实践的基础之上发明了种植业。纵观我国上古时代人们主要从事的是畜牧养殖，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及战乱的频发，单位面积养活人口的数量上畜牧业远不如种植业，且种植业在农事操作上用工弹性大又简单易行，所以先民们在经济生活中逐渐减弱畜牧而增加种植业。后来秦国在天下纷争之中，出台了鼓励军功、奖励耕战及其它的一些农业政策，从而使秦国的农业生产得到充分发展，国力也随之大增，从而灭掉各诸候国,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
⑷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发展种植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早期文明发达的物质基础。而种植业的进行，离不开农作物。本文以古代的文献资料和现代的考古发现及前人的研究资料为依据，对中国古代（从先秦时期到清代的鸦片战争前）的农作物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让人们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农作物有所了解。
1、先秦时期的农作物
先秦时期的农作物经历了一个由多到少的过程。开始时，凡是可以吃饱而无毒的植物先民们都进行种植，随着人们对作物认识的提高，逐渐淘汰了一些产量低口感差的植物种类。《尚书?舜典》称当时人们种植的作物为“百谷”，而《周礼?天官?大宰》谓“九谷”，汉献帝时大司农郑玄注“九谷”为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在同一部书的《周礼?天官?疾医》中则谓“五谷”，郑玄注“五谷”为麻、黍、稷、麦、菽。这个时期种植的作物总的来说是比较多的，
但是主要作物还是集中在几种上。夏代主要有谷、稻、麦、菽、糜等，《帮小正》即有关于夏代“祈麦实”、“种黍菽糜时也”的记载；商代见于甲骨文的就有黍、稷、稻、麦、米（小米）；周代则主要是粟、黍、稷、稻、粱、豆、麦、桑、麻等。周代由于文字系统已经较为完备，所以关于农作物的记述较多。被誉为中国第一部诗集的《诗经》中有许多关于农作物的记载，如《王风?黍离》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小雅? 甫田》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小雅?采菽》云：“采菽采菽，筐之莒之”；《魏风?硕鼠》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从当时全国大范围来说，北方以种植较耐干旱的粟当家，而南方则由于雨量充沛，以种植水稻为主。
这个时期，人们在不断的种植中已经懂得了简单的作物种类筛选。据先秦时期词典性着作《尔雅》记载，因颜色不同或其它特征相异，当时禾有6种，麻有4种，黍有3种，稻有2种，燕麦有2种。
2、秦汉时期的农作物
秦汉时期的主要农作物仍然沿袭前代，但是各种作物所占的比例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麦和稻的种植更为普遍，其在人们的粮食构成中日渐重要。特别是在北方麦的种植得到大力推广。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在西汉时，种植麦子甚至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如西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汉书?武帝记））；东汉永初三年（公元109年），汉安帝“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后汉书?安帝记》）。北方禾类种得最多的是粱和粟。这可能是由于这两种作物谷粒较大，对水分要求不高，适应性强，味道可能也好一些的缘故。在南方则种稻业显得十分突出，而且已推广到北方的部分地区。如西汉哀帝时，水利家贾让曾向朝庭建议“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故种禾麦，更为粳稻”（《汉书?沟洫志》）；秦彭在山阳（今山东西南部）任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后汉书?秦彭传》）；东汉时张堪任渔阳太守，“于狐奴（今北京密云西南）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后汉书?张堪传》等等。
这个时期，人们在作物的种植中还学会了作物品种的选择培育，生产上出现了许多优良品种。据西汉《汜胜之书》载，麦已有大麦与小麦、“旋麦”（春麦）与“宿麦”（冬麦）的区分。豆也有大豆与小豆的区分。江南的稻作农业也渐趋良种化。比较着名水稻品种有“华乡黑秬”、“滍皋香粳”（张衡《南都赋》）等。1976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葬中，曾发现随葬的稻穗四束，经鉴定为品种纯正能耐水肥的粳稻。⑹ 而成书于东汉时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字典的《说文解字》（许慎编纂）中列有麦的品种8个，禾有7个，稻有6个，豆有4个，麻有4个，黍有3个，竽有2个。
汉代时人们还种植了较多的蔬菜和经济作物。东汉末期政论家崔寔的《四民月令》中提到的蔬菜有瓜、瓠、葵、冬葵、苜蓿、芥、芜菁、芋、蘘荷、生姜、葱、青葱、大蒜、韭葱、蓼、苏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桑、麻、芝麻、蓼蓝和胡瓜。雄麻主要用其纤维制造亚麻布及其它织物，雌麻则和芝麻和白苏等作为油料作物，蓼蓝作为蓝色染料作物，麻籽已不再作为谷物食用了。
汉代还开通了中国与西亚各国（主要是西域）的物资交流，从西域国家引入了西瓜、黄瓜、蚕豆、青葱、大蒜、胡椒、芝麻、葡萄和苜蓿等作物。
3、魏晋南北朝的农作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物格局依然是南稻北粟，但麦类的种植逐渐普遍，在北方大有追赶粟类之势，在南方则随着北方移民的入迁也开始有少量种植。据北魏时农学家贾思勰着的《齐民要术》记载，这时北方已有旱稻种植。农人们除了种植大田粮食作物外还比较重视其它作物的种植。蔬菜瓜果作物沿袭前代；染料作物出现了红蓝花、栀子、蓝、紫草等；油料作物有胡麻（芝麻）、荏等，其中胡麻在黄河流域已经普遍种植；饲料或绿肥作物有苜蓿、芜菁、苕草等；糖料作物有甘蔗；纤维作物有麻。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人们已重视作物的选种和良种培育工作，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方法。在《齐民要术?收种第二》中说的选种方法是“粟、黍、穄、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取别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还以所治蘘草蔽窖”。这种办法，把选种、留种、建立“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和精细管理、单种、防杂保纯结合在一起，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至今在品种的提纯复壮中仍有沿用。因而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农作物新品种。如粟类以成熟时间的先后分为早谷和晚谷品种，以谷粒的颜色分又有黄谷、青谷、白谷、黑谷等品种。据晋时书籍《广志》记载粟的品种有11个，水稻品种有13个；《齐民要术》所记粟的品种有86个，水稻品种有24个（其中糯稻品种11个），并各有名称。至于品种的命名，据《齐民要术?种谷第三》记载“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氏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即以培育者姓名命名和品种性状及性能命名的方法。魏文帝曹丕在《与朝臣书》中也有关于“新城粳稻”这个水稻品种的记载。
4、隋唐时期的农作物
隋唐时期作物种类有了较大的变化。唐末韩鄂《四时纂要》记载的作物品种比北朝时的《齐民要术》有所增加，其中粮食作物除传统的粟、麦、稻、黍、菽外，又有薯蓣、荞麦和薏苡等。这三种作物可能在唐以前已有所种植，如荞麦在陕西咸阳的汉墓中曾有出土，但是到了唐朝才见于文献记载。笔者推断这三种作物在唐朝时可能已有较大面积种植。即便是传统作物粟、麦、稻、黍、菽的种植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在《齐民要术》的记载中，粟居首位，麦、稻则稍后于粟。而在《四时纂要》中，已成为粟、麦、稻并称，说明这个时期稻麦的种植比前代更加普遍。据考古发现，唐代洛阳含嘉仓里收藏的粮食主要是粟米和稻米。杜甫《忆昔》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值得一提的是，中唐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向南推移，出现了“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杜牧《樊川文集》卷十六《上宰相求杭州启》）、“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昌黎集）卷十九）的局面。此时南方稻米岁运已为300万石（《旧唐书?食货志下》记载），可见南方水稻在当时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
随着水稻种植业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水稻的优良品种。据唐诗和《四时纂要》的零星记载，这个时期的水稻品种主要有蝉鸣稻、玉粒、江米、白稻、香稻（香粳）、红莲、红稻、黄稻、獐牙稻、长枪、珠稻、霜稻、罢亚、黄稑、乌节等15种。除白稻、香稻和黄稑外，其余品种均未见于前代文献，应为隋唐时出现的新品种。其中香粳还是苏州和常熟的贡品，黄稑和乌节则为扬州的贡品。⑼
这个时期麦类则在北方大规模种植，在南方有小面积地种植于丘陵旱地，如樊绰《蛮书》记载“小麦即于岗陵种之。”此时麦类已成为仅次于稻，而与粟处于同等地位的粮食作物，并在全国形成了南稻北麦的生产格局。
在《四时纂要》中还有关于茶叶、棉花、食用菌的种植记载。至于茶叶的种植虽然在西汉时就有茶市的记载，但在唐代以前所饮茶叶，主要以是采集野生茶为主，栽培尚不普遍。就连这个时期出版的《茶经》中也很少关于茶树栽培的记载，而仅仅提到“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但是在《茶经》之后，茶叶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唐朝全国产茶地已有五十多个州郡。除南方老茶区之外，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区也都有茶叶生产。《四时纂要》一书中以“种茶”和“收茶子”两节写了茶叶的种植和管理。可见茶树的大规模种植应该是从唐代开始。
5、五代宋元时期的农作物
五代宋元时期，随着北方人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带来了种麦技术，再加上政府鼓励，南方麦类种植日益扩大。庄绰《鸡肋编》载曰：“建炎以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可见当时市场上麦的价格高，而政府有南方种麦不用交课粮的政策，从而刺激了南方麦类的扩大种植。
但是在南方的农作物仍以水稻为主，麦类种植的南移并未影响到水稻的种植面积，倒是成就了南方麦、稻一年两熟制的形成。在宋代，南方的水稻种类已是早、中、晚皆备，籼、粳、糯俱全。宝庆《四明志》载曰：“宋之谷，有早禾，有中禾，有晚禾。早禾以立秋成，中禾以处署成。中最富，早次之。晚禾以八月成，视早益罕矣。”具体的水稻品种，仅嘉泰《会稽志》所记就有56个，其中籼、粳品种40个，糯稻品种16个。宝佑《琴川志》则记有水稻品种35个，其中籼、粳稻品种27个，糯稻品种8个，并说“以上名色甚多，姑举其概耳”，说明当时未被史籍记载的水稻品种还有很多。另外在淳佑《玉峰志》记有水稻品种34个。还有绍熙《吴郡志》、嘉泰《吴兴志》、绍定《澉水志》和咸淳《临安志》等地方志中都有关于水稻品种的记载，可见当时江南水稻品种之多，几乎在各个水稻种植区都培育有地方品种。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曾经大规模种植的“占城稻”。“占城稻”原产于占城（今越南中部），又称早禾或占禾。据《宋史?食货志》和《宋会要辑稿》等史籍记载，它至迟在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前已在福建种植，是由福建商人从占城引入，它的主要特性是早熟耐旱且耐瘠薄。宋真宗年间，江淮两浙一带发生旱灾，水稻失收，宋真宗“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江淮、两浙）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并命转运使张贴榜文推广此稻，榜文云：“……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因而占城稻在江南稻作区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在南宋的许多地方志中都有关于占城稻的种植记载，这也说明了该品种具有广泛的环境适应能力。占城稻是我国水稻种植史上首个外来品种，其出众的优良品性使其成为长江流域占统治地位的粮食作物品种。而随着各地栽培环境的差异，又在各地演化出众多适合各地生长的新品种。如在嘉泰《会稽志》中就记有“早占城”、“红占城”、“寒占城”等品种。占城稻的引入种植，对于我国稻作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⑽⑾
到了元代，人们对于水稻的各个类型已有充分的认识。认为籼稻较为早熟，而粳稻多为中、晚熟。如《王桢农书?农桑通诀集?收获篇》记载，南方“稻有早、晚、大、小之别”，“六七月则收早禾，其余则至八九月”，其称“晚禾”为“大禾”。而当时江南俗称粳稻为“大稻”，称“籼稻”为“小稻”。元末出版的书籍《吴门事类》则给早、中、晚稻下了确切的定义：“春分节后种，大暑节后刈，为早稻；芒种节后及夏至节种，白露节后刈，为中稻；夏至节后十日内种，寒露节后刈，为晚稻。”⑿以上说法，也正好与现在认为的籼型水稻感温性强故适于早稻种植，粳型水稻感光性强，故适于晚稻种植的现代科学理论相吻合。
6、明朝至清代前期（公元1840年前）的农作物
明朝时期，粮食作物基本上还是沿袭前代。但是这个时期，随着中国与海外交往的增多，举世闻名的郑和七下西洋就发生在这个时代。目前在中国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几种农作物如“玉米”、“蕃薯”以及“马铃薯”就是在这个时期从海外引入种植的。据曹玲考证，玉米约于16世纪中叶分三路传入中国。分别是西北陆路自波斯、中亚至我国甘肃，然后流传到黄河流域；西南陆路自印度、缅甸至云南，然后流传到川黔；以及东南海路由东南亚至沿海闽广等省，然后向内地扩展。蕃薯大约是万历年间（约公元1582年）由吕宋、安南等地传入我国，最早种植在福建、广东、云南等地。 由于蕃薯产量高，亩可收获数千斤，而且对土壤要求不高，“瘠卤沙冈皆可植”（谈迁《枣林杂俎》中集），所以得以推广开来。马铃薯何时引入中国，由于史料缺乏，目前尚无定论，但至迟在1628年前在中国已有种植。据成书于1628年的徐光启（1562年－1633年）《农政全书》记载“土芋, 一名土豆, 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 内白皮黄，……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 洗腻衣, 洁白如玉。”（《农政全书》卷二十八）可见,这个时期马铃薯这个作物品种已经广为人知、普遍栽种。如此，人们的主要粮食作物品种得到丰富，也使人们的食物结构得到改善。
这个时期，在南方的水稻种植中，不断的有新品种培育出来。我国首部记载水稻品种的书籍《理生玉镜稻品》也在这个时代（约在1500—1550年之间）问世。书中记载有江南水稻品种38个，其中粳稻品种21个，籼稻品种4个，糯稻品种13个。⒁
清代前期（1840年前），在传统粮食作物种植上获得了较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选育出了大量的优良农作物新品种。据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官修《授时统考》载有16省水稻良种3429个，谷子良种251个，小麦良种30余个，大麦良种10余个。水稻新品种的问世，使得南方大面积流行种植“双季稻”。如苏州织造李煦在属地推广李英贵种稻之法，“从前只一次秋收，今将变为两次成熟”，从单季岁稔时亩产谷三四石，到两季合计亩产6石6斗，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见《李煦奏折）第182、183页）。北方则推广了南方的一些农作物品种。如康熙时天津总兵蓝理在京津反复试种水稻，终获成功，使这一地区以驰名的“小站稻”而成为北方的鱼米之乡（《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又如乾隆时两江总督郝不麟将福建耐旱“无须浸灌”的早稻品种“畲粟”引进安徽，在“稻谷杂粮均不宜种”的“高阜斜坡”种植，大获成功，进而推广到北方各省（《清史列传》卷十八《陈大受传》）。⒂ 此外，这个时期还在全国推广海外引进的一些高产农作物品种，如玉米、蕃薯、马铃薯、花生等，使之成为当时农民的主要农作物。
8、结语
纵观古代农作物的种植种类，总的来看是从多到少然后又到多的趋势。先是上古时代的只要能吃而无毒植物就种（即“百谷”），到有选择地种植宜种多产的数种作物（即“九谷”、“六谷”、“五谷”），然后又对原种植作物不断进行选种和品种培育，并引入外来作物，使栽培作物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期间，国家政策对于农作物种类抑或品种的推广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了解古代的农作物及各种作物品种的推广过程，可以弄清今日所种作物的来龙去脉，为今后的作物品种培育和推广提供帮助，并对今人的农业生产起一定的指导作用。
人文通史 古代灯具的演变及欣赏
中国最早的灯具始见于战国，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灯来看，不仅结构已比较完善，而
且造型也很优美，在它以前，灯的发明和演变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时期。
“瓦豆谓之镫”揭示了灯的形制最早是从豆演变而来这一历史事实。晋代郭璞注《尔雅·释
器》“瓦豆谓之登”云：“即膏登也。”在郭璞看来，人们最早是借用盛大羹的瓦豆（镫）等一
些食器皿来点燃照明的。基于这一观点，有些专家曾推测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前陈列中原始社
会部分的浙江吴兴丘城出土的那件陶盉就是一盏最早的陶灯。由此可以认为，由于战国以前
用来照明的用具和用来盛物的陶盉、豆等形状区别不大，人们往往混为一起。特别是陶豆自
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直至战国，尽管它在形制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所变化，但它的基本
构造是相同的，即是一种浅盘，内底平坦，有高柄的器皿。从战国、两汉时期的墓葬中出土
的各种陶、铜、玉和铁质豆形灯的造型来看，它们和同时代的陶豆并无明显区别。但这类豆
形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其平坦的浅盘中央逐渐出现了凸起的乳头状，这种变化可能就是
豆向镫的演变。
从见于发表的战国时期的灯具来看，这一时期的灯具以青铜质的为主体，数量有数十件。主
要出自河南洛阳、三门峡，河北平山、易县，四川成都、涪陵（今属重庆市），山东临淄，湖北江
陵和北京等地的一些战国中晚期贵族墓中，多为贵族实用器。陶质灯见于发掘报告的主要有湖南
长沙黄土岭魏家大堆战国墓和广西平乐银山战国墓等地，其他地方虽有发现，因与传统的陶豆无
异，往往被当作陶豆，并没归于灯类。这类灯应为下层社会所用，因其无法与华美的青铜灯相比，再加上很难从陶豆中区别出来，这类灯虽然
数量不少，但并没有引起考古工作者重视。玉质灯仅见故宫博物院一件，为传世品，从其精
美造型来看，也应是上层社会的实用器具。
人文通史 中国古代神话人物
夔（kui）：传说中国东海上有一座“流破山”，夔就居住在此山之上。夔的身体和头象牛，但是没有角，而且只有一条腿，浑身青黑色。据说夔放出如同日月般的光芒和雷鸣般的叫声，只要它出入水中，必定会引起暴风。在黄帝和蚩尤的战争中，黄帝痘窳速纾盟钠ぶ谱骶模盟墓峭纷魑拈常峁鞔蛘饷婀牡纳炷芄淮榉皆?00里，使黄帝军士气大振、蚩尤军大骇。
禺疆：“禺疆”为传说中的海神、风神和瘟神，也作“禺强”、“禺京”，是黄帝之孙。海神禺疆统治北海，身体象鱼，但是有人的手足，乘坐双头龙；风神禺疆据说字“玄冥”，是颛顼的大臣，形象为人面鸟身、两耳各悬一条青蛇，脚踏两条青蛇，支配北方。据说禺疆的风能够传播瘟疫，如果遇上它刮起的西北风，将会受伤，所以西北风也被古人称为“厉风”。
猰貐（yayu）：又称为“窫窳”（yayu）。传说猰貐曾是天神，被名为“危”的神杀死，后来被复活，但是变成了食人的怪兽。关于猰貐的外形有很多种说法，比如人面龙身、大小和狸一样，也有的说是人面牛身马腿，或者说龙头虎身的巨兽（如图）。据说由于猰貐喜食人类，所以尧帝命令后羿将它杀死。
祸斗：“祸斗”原本是指传说中居住在中国南部的少数民族，但是它被形容为外形象犬的妖兽，吞吃犬粪、并且喷出火焰。祸斗所到之处皆发生火灾，所以古人将它看作火灾之兆和极端不祥的象征。也有说法称祸斗吞食火，并且排出带火的粪便。祸斗应该是在神话中被妖魔化的中国南方部落的象征。
九头鸟：原名“鬼车”，长有十个脖子、九个头，据说它的第十个头是被周公旦命令猎师射掉的。那个没有头的脖子不断地滴出血，古人宣称如果九头鸟飞过，要吹灭灯火、放狗把它赶走。有些传说宣称九头鸟的每一个头拥有一对翅膀，结果18只翅膀互相挤兑、导致全都派不上用场。另外，九头鸟也被称为“姑获鸟”，这种鸟掠食人类儿童，喜好群居。
穷奇：“穷奇”是中国传说中抑善扬恶的恶神，它的大小如牛、外形象虎、披有刺猬的毛皮、长有翅膀，穷奇的叫声象狗，靠吃人为生。据说穷奇经常飞到打架的现场，将有理的一方鼻子咬掉；如果有人犯下恶行，穷奇会捕捉野兽送给他，并且鼓励他多做坏事。古人也把那种不重心意、远君子近小人的人称为穷奇。但是，穷奇也有为益的一面。在一种称为“大傩”的驱鬼仪式中，有十二种吞食恶鬼的猛兽，称为十二神或十二兽，穷奇就是其中之一。
共工：共工是古代传说中神农氏的后代、属于炎帝一族，身为水神，共工有人的面孔、手足和蛇的身体。在黄帝的继承人颛顼治世的时代反叛，被颛顼击败，共工怒而头撞不周山（传说中支撑世界的支柱），造成世界向东南倾斜。之后共工仍不断地作乱（代表洪水的爆发），最后被禹杀死（指治水成功）。
虚耗：虚耗是给人招来祸害的恶鬼。传说虚耗身穿红色的袍服、长有牛鼻子，一只脚穿鞋着地、另一只脚挂在腰间，腰里还插有一把铁扇子。据说唐玄宗曾经在梦中见到一个小鬼偷盗了自己地玉笛和杨贵妃的香袋，玄宗叫住小鬼，鬼自称叫“虚耗”、喜欢偷盗他人的财物，也能偷去他人的欢乐、使他变得忧郁。玄宗大怒，立即唤人，于是有一个大鬼出现将虚耗撕成两半吃掉了。大鬼指的是钟馗。
五通神：中国传说中的五个淫魔，据说在南方作祟，曾经有“北狐南五通”的说法，五通神经常到人家中找寻美貌女子。其实，五通神也被称为五显神，是泰山之神的五个儿子。《聊斋志异》中有一些关于五通神的记述，称一名姓万的书生斩杀了其中三通，并且重伤了另一通，最后一通被金龙大王之女的丫鬟xx，最后x尽人亡。
浑沌：也作“混沌”，是古代的凶神。传说它形状肥圆、象火一样通红，长有四只翅膀、六条腿，虽然没有五官，但是却能够通晓歌舞曲乐。还有一种说法称浑沌是象狗或熊一样的动物，人类无法看见它、也无法听见它，它经常咬自己的尾巴并且傻笑；如果遇到高尚的人，浑沌便会大肆施暴；如果遇到恶人，浑沌便会听从他的指挥。浑沌是《封神演义》中鸿钧道人的原型。
凿齿：传说中居住在中国南部沼泽地带的怪兽或巨人。凿齿长有象凿子一样的长牙，这对长牙穿透他的下巴穿出，他手中持有盾和矛。据说凿齿掠食人类，黄帝命令后羿前往讨伐，在经过激烈的搏斗后，后羿在昆仑山追上了凿齿并且将他射杀。凿齿应该是在神话中被妖魔化的中国南方部落的象征。
三足鸟：中国古代的太阳精灵、也被看作太阳运行的使者。中国古代传说太阳中居住着三足鸟，人们敬仰太阳，三足鸟也被作为祥瑞的象征来崇拜。据说由于三足鸟一共有十只，不停地在天空中运转，导致地上遭受旱灾和灼热的煎熬。尧帝命令后羿将所有三足鸟射杀，结果后羿射落九只、留下一只，从此太阳只有一个并且在傍晚落下。也有说法称三足鸟是服侍西王母的精灵。
西王母和桃果：古代传说中的西王母长有豹尾、虎牙，面目可憎、披头散发，她掌管灾害和刑罚，也令人类死于非命。也有说法称西王母就是指昆仑山。西王母的果园中种植有“生命之树”，每3000年便长出代表长生不老的桃果。桃果在中国神话中的意义相当于西方的苹果，是令众神得以长生的“神的食物”和“不死的神肴”（ambrosia），在波斯它被称为haoma、在埃及被称为sa。它的本质是女性的经血（menstrualblood），是诸多文化传说中太母女神创造万物的神圣之血；桃果上的凹陷亦被作为女阴（yoni）的象征。在道教中，桃果象征着处女、也代表成熟女性的体液，道士认为通过吸取这种体液可以使男子延年益寿（类似印度的tantrism派对于女性“能力”的看法），比如经常看到的寿星捧桃图，都会描绘一位前额硕大的老年男子用一根手指指向桃果的凹陷，根据道士的理论，寿星之所以长寿，是由于其前额储存的女性体液的缘故，桃果的凹陷代表女阴，手指代表男性的性器，至于那些体液是怎么来的，相信诸位都明白，不赘述。这也是道教中腐败和纵欲的源头之一，很多道士甚至在宫廷中进行类似的表演以蒙骗那些乞求长生的君王。
嫦娥：后羿的妻子，拥有传说中“不死的神肴”（ambrosia，指经血，详见“西王母”项）、掌管生命的魔法。由于嫦娥独占了神肴，使后羿非常嫉妒，因此嫦娥抛弃丈夫独自一人居住在月亮上（类似莉莉斯抛弃亚当），并且只将神肴与女性分享，因此女性有月经，而男子则不能
◇白泽◇
号称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通过去，晓未来（玩笑）。不过能说人言，曾应黄帝所求作鬼神图鉴（内有万一千五百二十种）（封神榜？）。绝对神兽中的no.1^^《轩辕本纪》、《抱朴子（极言）》、《瑞应图》有载。
◇化蛇◇
水兽。人面豺身，有翼，蛇行，声音如叱呼。招大水。（存在象《3×3只眼》中的mm也有可能）《山海经（中次二经）》有载。
◇英招◇
人面马身（人头马？），有虎纹，生鸟翼（人头飞马？），声音如榴。号称是替天帝看花园的神，但看起来充其量不过是只神兽而已。《山海经（西次三经）》有载。
◇玄蜂◇
其实就是巨蜂，腹大如壶，蛰人，有毒，能杀人。《楚辞（招魂）》有载。
◇青牛◇
出名主要是作为老子的坐骑。但真正的原形是千年木精（土精成形是玉羊）。《嵩高记》、《录异传》有载。
◇呲铁◇
形状象水牛，但有巨角，皮毛漆黑，以铁为食。排泄物利如刚（精炼？提纯？），可作兵器。《神异经（中荒经）》有载。
◇山臊◇
山神，人脸猴身，（一手）一足，能说人话，而且会变化，特别喜欢吃虾蟹。《神异经（西荒经）》、《国语（鲁语下）》、《诉异记》有载。
◇火鼠◇
又名火光兽。生活在火山中（非现在通指的火山，乃是燃烧的森林），重百斤（体形应甚大），毛长接近一米，细如丝，见水即死。用它的毛就可制成“火烷布”（如果脏了用火一烧就可变干净）。《神异经（南荒经）》、《十洲记》有载。
◇商羊◇
一足鸟，招大雨。（估计只是能预见天气）《说苑（辨物）》有载。
◇讹兽◇
别名诞。人面兔身，能说人言。喜欢骗人，言多不真。其肉鲜美，但吃了后也无法说真话了。（利用价值很高，呵呵）《神异经（西南荒经）》有载。
◇民鸟（此为一字）◇
嘴为赤色，身为翠色。可御火。《山海经（西山经）》有载。
◇钦原◇
鸟，形状象蜂，和鸳鸯差不多大（可能就是一种巨蜂）。蛰兽兽死，蛰树树枯。（玄蜂升级版？）《山海经（西次三经）》有载。
◇钩蛇◇
蛇，身长二十米以上，尾部有分叉。捕食时于水中用尾巴钩岸上动物食之。《水经注（若水）》有载。
◇远飞鸡◇
又名翻明鸡、目羽鸡。紫色，翅膀下亦有眼睛。日出夕还。（鸽子的异种？）《洞冥记》有载。
◇腓腓◇
有点象狸，白色的尾巴。养之可以解忧愁。（高级宠物？）《山海经（中山经）》有载。
◇诸犍◇
人面豹身，牛耳一目，有长尾，能发巨声。行走时衔着尾巴，休息时盘着尾巴。《山海经（北山经）》有载。
◇混沌◇
长毛四足，如犬，有腹无五脏。抵触善人，凭依恶人。（绝对恶灵是也）（另有混沌神之说，另行说明，不归此处）《神异经（西荒经）》有载。
◇应声虫◇
居于人腹。宿主每发声，腹中便有小声效之，且会越来越大。以雷丸可治。（腹语？）《续墨客挥犀》、《隋唐嘉话》有载。
◇庆忌◇
又名要离。泽精，人形，大概十几公分高。黄衣黄帽，乘黄色小车，日驰千里。叫它的名字可使之报信（亦有捉鱼之说）。历史上也有人名(吴王僚子，猛将)、塔名为此。《管子（水地）》、《太平预览》有载。
◇并封◇
类猪，黑色，前后皆有头。ps：述荡则是左右有头。《山海经（海外西经）（大荒西经）》、《周书（王会）》有载。：
◇夫诸◇
象白鹿，但有四角。招大水。《山海经（中次三经）》有载。
◇当康◇
有牙的小猪状，因叫声而得名。可以预见丰年。《山海经（东次四经）》有载。
◇山蜘蛛◇
巨蛛，大如车轮，其丝可止血。《南部新书》有载。
◇鸣蛇◇
大体如蛇，但有四翼，发磐磐之音。见则大旱。《山海经（中次二经）》有载。
◇南海蝴蝶◇
巨型蝴蝶。有人曾捕之，去掉其翅膀和须足，仍有八十斤，极其鲜美。（可惜无人饲养）《岭南异物志》有载。
◇幽（安鸟）◇
类似有条纹的小猴子，经常发笑，看见人则躺倒（藐视？挑衅？），因叫声得名。《山海经（北山经）》有载。
◇狸力◇
猪状兽，脚后有突起，声音就像狗叫。应该是有操土之能。《山海经（南次二经）》有载。
◇马交◇
类马，白身黑尾，头有一角，利齿，四足为爪，发音如鼓声。以虎豹为食。一说可御兵。《山海经（海外北经）（西次四经）》、《管子（小问）》、《周书（王会）》有载。
◇孰湖◇
马身鸟翼，人面蛇尾（与英招类似）。喜欢载人（应该很适合作坐骑）。《山海经（西次四经）》有载。
◇媪◇
似羊非羊，似猪非猪。在地下食死人脑，能人言。用柏枝插其头方可杀之。《搜神记》、《晋太康地志》有载。
◇患◇
身长数丈，类牛，青眼光耀明亮，四脚于土中，虽在动却不移开。唯灌酒能消。因为其为忧伤之气所聚，酒能忘忧，所以可消。《搜神记》有载。
◇鬼车◇
别名九头鸟。色赤，似鸭，大者翼广丈许，昼盲夜了，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爱入人家烁人魂气。亦有说法称九首曾为犬呲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此疑个例）《三国典略》、《岭表录异》、《正字通》有载。
◇九婴◇
水火之怪，为羿所杀。（应可喷火吐水，为九头蛇之类，可和西方的九头蛇比比？很类似吧。或和小日本的八歧大蛇比比？）《淮南子（本经训）》有载。
◇飞廉◇
鹿身，头如雀，有角，蛇尾豹文。有说其为风伯。但我觉得应该是操纵风力大气的神兽更合理。《楚辞（离骚）》有载。
◇飞诞鸟◇
鸟，似鼠，赤足。口可分泌粘胶，用其洒在树上粘取飞禽食用，亦有时用其喷射，百发百中。（澳洲土着亦有用其法捕猎）《广博物志》有载。
◇九尾蛇◇
巨蛇，体有鳞甲，腰以下有九尾，拖行，有铁碰撞之声。尾端有小孔，会喷射，如枪弹，中者非死即残。（神话气息不浓，但可算是比较标准的怪兽，而且还是满强的）《续子不语》有载。
◇奚鼠◇
巨鼠，居于冰下，重千斤，肉可食。皮毛可以制衣被，为御寒上品。用其皮蒙鼓，其声可以传千里，它的毛发可以召集鼠类。（鼠王的说）《神异经》有载。
◇傲因◇
（字打不出来啊，痛苦中）：类人，穿着破烂衣服，手为利爪。袭击单身旅人，喜食人脑。舌头暴长，有时伸出盘在地上休息，用烧烫的大石掷之，可杀。（有相当智能，懂伪装。可能感觉敏锐，尤其是舌头（痛死的？）。可推见其反应甚快，为搏斗型。）《神异经（西荒经）》有载。
◇吼◇
形如兔，两耳尖长，仅长尺余。狮虎畏之，盖吼溺着体即腐（强酸？）。《偃曝馀谈》有载。
◇横公鱼◇
生于石湖，此湖恒冰。长七八尺，形如鲤而赤，昼在水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乌梅二枚煮之则死，食之可却邪病。《神异经（北方荒经）》有载。
◇傒囊◇
象小孩子，见到人就伸手牵引，但人一到它住的地方就立刻死去。（应该不是动物，而是一种鬼怪吧。吸人魂气？）《搜神记》有载。
◇风狸◇
别名风生兽。似貂，青色。火烧不死，刀砍不入，打之如打皮囊。用锤击其头数千下方死，但只要其口入风立即复活。用菖莆塞其鼻方可杀之。其溺可入药，其脑和菊花服满十斤可寿五百。（此兽灭绝多半就是因为那个‘寿五百’上了，人类真是恐怖啊^_^）《抱朴子（仙药）》有载。
◇角圭/角虎◇
又名任法兽。如羊，一角，青色，性忠直。看见有人相斗就触理亏的一方。皋陶（人名）曾用其断案。（疑可识人心，故能断对错。生物测谎仪？）《诉异记》、《神异经》有载。
◇委蛇◇
又名延维。人首蛇身，有两头，紫衣朱冠，和车辕长度相当。厌恶雷声，闻之则捧首而立。见则能霸天下。《山海经（海内经）》有载，《庄子（达生）》则说齐桓公曾见之。注：闻一多《伏羲考》中则说此为人首蛇身之伏羲女娲交尾神象。（搞笑吧？）
◇契俞（不好意思，用了别字）◇
兽中最大者，龙头马尾虎爪，长四百尺，善走，以人为食。遇有道之人则隐藏，遇无道之人则食之。（惩恶扬善？不过依此之言，无法理解其捕食方式？如此大的体形，速度要多快才能……）《尔雅（释兽）》有载。
◇魍魉◇
木石之怪，亦有说为山川之精。状如三岁小孩，红眼长耳，赤黑色，喜欢模仿人声用以迷惑人。《国语（鲁语下）》、《说文》有载。（鼠勺）犬：类狗，能飞，食虎豹。《周书（王会）》有载。
◇率然◇
五彩蛇，亦有说为两头。人物触之，中头则尾至，中尾则头至，中腰则头尾并至。（登它主要是因为《孙子兵法》中‘三军势如率然’即为此蛇）《神异经（西荒经）》、《博物志（异闻）》有载。
◇鲲鹏◇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
◇鬼母◇
南海小虞山，有鬼母，能产天地鬼，一产十鬼，朝产之，暮食之。《述异记》
◇神鸟帝江◇
天山有神鸟，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山海经》
◇恒山神鸟◇
恒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四海，悲鸣而送之。《艺文类聚》
◇海中大蟹◇
昔有海商海中行，遇洲港，林要茂甚，乃维舟登岸，息于水旁，半炊而林没，钯断缆乃得去，详视之大蟹也。《山海经补注》
◇龙鱼◇
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狸（鲤），一日虾，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山海经》
◇犼（超强）◇
形类马，长一二丈，有鳞片，浑身有火光缠绕；会飞，食龙脑，极其凶猛。与龙相斗时，口中喷火，龙即不敌。有人尝见一犼独斗三蛟二龙，斗三日夜，杀一龙二蛟方毙。《诉异记》有载。
◇车马芝◇
名山生神芝。上品车马形，中品人形，下品六畜形。食之有说可不死；有说可乘云而行，且有云气覆之。《太平御览》、《博物志（物产）》有载。
◇影木◇
一种植物。白天看它，一叶百影；花会发光，夜晚就如星星一般。万年才结果，果如瓜大，青皮黑子，食之则身轻。《拾遗记》有载。
◇讹兽◇
古仙人名。常在槐山上采药。喜欢吃松子，身上有毛，有七寸长。能在空中飞，能追上奔马。据说曾经把松子给尧吃，但尧没空。当时服用松子的人，都活了三百岁。（那是什么松子啊！开过光的不成？不过用这个佚事作零食广告不错^^《搜神记》有载。
◇乖龙◇
这个家伙厌烦了行雨，到行雨之时便四处逃逸，藏在人身上，或古木大柱，或楼台厅阁；逃避雷神的追捕。如果在旷野，无处逃避，往往钻入牛角，牧童往往因为受此牵累，被雷震死。《兰亭夜话》有载。这是标准的用神话传说来解释自然现象的范例。
◇牛鱼◇
形如小牛，毛色青黄，喜欢睡卧，受惊动声如大牛，可传一里。把它的皮悬起，潮涨则毛起，潮退则毛伏。《博物志》、《太平御览》有载。
◇云阳◇
山中有会说话的大树，并非树的缘故，而是因为树精云阳。正确叫出它的名字就无事了。《抱朴子（登涉）》有载。
◇洞冥草◇
一种植物。会发光，折下枝条可以用来当火把。可以照见鬼物。可服食，常食之身体亦会发光。《洞冥记》有载。
◇帝江◇
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沌无面目，识歌舞。（就是一带了点零碎的肉团。有说是古神，窃觉不似。）《山海经（西次三经》有载。（此物算有些名气，在不少游戏中露过面。）
◇酸与◇
鸟类。形状象蛇，四翼六眼三足。自呼其名。现之则该地有恐慌。《山海经（北次三经）》有载。
◇辟疟镜◇
尝有陈姓人家，有祖传古镜一面，直径大约八九寸。凡是患疟疾的人，用它照自己，必然看到自己背上有一模模糊糊，面目不清的东西附着。此物一被照到，立刻象受惊一般，突然消失，病就好了。猜测此物为疟鬼，羞于见己，故遁。世间称此为宝。后来有兄弟分家，将此镜一分为二，再照疟疾，不复见鬼。（可惜了这面宝镜）《庚己编》有载。
◇玉红草◇
应该是玉红色的一种植物。据说食它的果实会醉三百年，然后再醒来。（建议埃及法老使用，比制作木乃伊好的多了。冷冻睡眠也比不上它啊。）《尸子》有载。
◇龙的分类◇
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璃龙。《广雅》有载。
◇蜮◇
（这东西解释很多，我选其一列之）甲类，生于山溪中。长一二寸，口中有弩形，以气射人影，所中之出发疮，不及时医治则死。《博物志（异虫）》有载。
◇如何◇
大树。三百年一开花，三百年一结果。花色朱，果实正黄色。高五十丈，叶长一丈，宽二尺多。果实有核，形状象枣子，长五尺，宽也差不多。用金刀切则味酸，用芦刀切则味苦。食之则有地仙之能，不畏水火，不畏白刃。（前段感觉有点象王母娘娘的蟠桃）《神异经（南荒经）》有载。
◇毕方◇
木精(？)如鸟，青色，赤脚，一足（有说两足一翼），不食五谷。见则邑有讹火（有说常衔火在人家作怪灾）。为黄帝卫车之神鸟（有说为致火之妖物，俗称火鸦）。《山海经》、《神异经》、《淮南子》…俱有载。
◇彭侯◇
吴朝建安太守派人砍大樟树，没砍几斧，突然有血出。树断，有一人面狗身（有说无尾）的东西跳出。太守说此为彭侯，杀了烹食，味道象狗。（和同是木精的青牛比运气差多了^^）《搜神记》有载。
◇多即◇
形状象西方的狼狗。红嘴红眼白尾，一出现该地就有火灾。《山海经（中山经）》有载。
◇白鹿◇
瑞兽，常与仙人为伍。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色白。《太平御览》有载。
◇龙刍◇
草名。马食之，一日千里。古语云’一株龙刍，化为龙驹。’穆天子尝以此养八骏。有说为龙的口水所化。《诉异记》有载。
◇重明鸟◇
尧在位七十年，有秖支之国。献重明之鸟……能捕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拾遗记》
◇独角羊◇
觟至①都，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都(有嫌疑的人)，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论衡》
①因为那个字打不出，所以有同音字代替
◇虫为◇
川水之精。一头两身，类蛇，长八尺，呼其名，可取鱼鳖。《管子（水地）》有载。
◇药兽◇
神农时，白民进药兽。人有患病就用白民所传的不明语言告之。兽就到野外衔草回，以此草服之，病就痊愈。有说黄帝叫风后整理其资料，传后世。（神农呢？）《芸窗私志》有载。
◇计蒙◇
人身而龙首，经常出现在有水之处，伴随其必有狂风暴雨。（与后世传说中的龙王很像，应为其原型）《山海经（中次八经）》有载。
◇神农◇
有说即炎帝。人身牛首。其贡献之一就是开发农耕。尝有丹雀衔九穗禾，其拾落地者植，食者老而不死。另其为医药之祖。《搜神记》言其用赤色神鞭鞭百草，了解百草习性，从而利用它们。《淮南子》则说他天生玲珑玉体，可看见自己的五脏六腑，见毒解毒。传说是用茶，但一次尝断肠草，还没来得及喝茶解毒已毒发致死。一般以后者流传较广。
◇马交◇
类马，白身黑尾，头有一角，利齿，四足为爪，发音如鼓声。以虎豹为食。一说可御兵。《山海经（海外北经）（西次四经）》、《管子（小问）》、《周书（王会）》有载。
人文通史 古代中国购物指南
古代中国购物指南
请各位看官做三个假设：
一、您有一台时光机；
二、您有百元人民币；
三、您想乘坐时光机到已经逝去的某个时代去购物。
今天，用100元人民币能兑换0.33克黄金或者13.7克白银。
首先您知道，如果不做任何兑换，揣上人民币就直奔魏晋南北朝或者唐宋元明清，极可能买不到任何东西，因为那些卖家根本不认识您拿的是什么玩意儿，您说是钱，人家会说：一张彩色的纸罢了，怎么会是钱？蒙人！
所以您需要兑换，需要把百元钞票兑换成古人认识而且认可的货币，譬如黄金，譬如白银，譬如古代的各种钱币。现在黄金牌价300元一克，白银牌价7.3元一克（这篇文章是一年前写的，当时金银牌价没现在高），您那张百元钞票可以兑换0.33克黄金或者13.7克白银。鉴于历朝历代的钱币都是古董，市场价值远远高实际价值，所以我不建议您直接兑换古币，那样太不划算。
——1916年春天的北京，能买25斤大米
兑换完黄金或者白银之后，您嗖地一声来到民国。民国人喜欢袁大头，按说您出发前应该去古玩市场淘换一两枚袁大头，可是现在民国银元行市好得不得了，一枚最普通的袁大头竟敢喊价七八百，为了划算起见，您还是用那13.7克的碎银子买东西吧。
民国前期还是流行碎银子的，在1916年春天的北京，一石国产大米卖1.7两银子，一斤菜籽油卖0.1两银子，一斤瘦猪肉卖0.06两银子，一斤咸带鱼卖0.036两银子，一斤柿子卖0.068两银子，一个咸鸭蛋卖0.01两银子。民国一石米标准重量是160斤，一两银子标准重量是50克，您换算后就知道，您那张百元钞兑换的13.7克白银，只能买25斤大米，或者2.7斤菜籽油，或者4.5斤瘦猪肉，或者7.6斤咸带鱼，或者4斤柿子，或者27个咸鸭蛋。
——1936年的太原，够吃一份最便宜的西餐
如果您觉得在民国初年的首都北京购物太不划算，不妨再穿越到1936年的省会城市太原。当时太原不流行碎银子，您得把银子兑换成银元。在1936年的太原黑市上，一两银子（50克）能换两块银元，13.7克银子能换0.55元，也就是大洋五角五分。这点儿钱够买什么呢？够吃一份最便宜的西餐，或者一桌较为丰盛的中餐，或者雇辆人力车绕着太原城跑上一天零半夜，或者在山西铁路干线“正太线”上乘坐火车150公里，或者从太原往山西其他城市打一个时长不超过5分钟的长途电话（当时长途电话每5分钟计费一次，最长通话不得超过10分钟）。如果您穿越成功后心情特别激动，想给身在今日北京的亲友打一个平安电话，那您最好准备两张百元钞而不是一张。
——民国初年，可以拥有豪宅
这样看起来，现在的东西虽贵，民国的东西更贵，现代人去民国购物实在太吃亏。不过民国有一样东西便宜：房子。1914年，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的四合院，正房3间，厢房两间，南房两间，占地半亩，只要纹银225两就能到手。225两大约是一万多克，每克银子7.3元，您只需要拿出七八万人民币，兑换225两白银，然后乘坐时光机来到1914年，就能买下这么一所四合院。到了1930年，北平社会调查所统计北京房价，王府井一带最豪华的独栋小洋楼也不过20块大洋一平米，折成银子才十几两，大约六七百克，您花上几千元人民币，先去中国银行兑换六七百克银子，再拿到民国黑市换成20块大洋，就能买下一平米豪宅，挺划算吧？
——明朝万历十八年，能买到20斤猪肉
明朝万历十八年，时任北京宛平知县的沈榜记录了当时北京城区的商品零售价：大米0.0028两银子一斤，菜籽油0.05两银子一斤，猪肉0.02两银子一斤，牛肉0.015两银子一斤，羊肉0.015两银子一斤，白糖0.04两银子一斤，煤0.001两银子一斤。明朝的“两”也是36克，“斤”则跟现在的市斤差不多（比市斤稍微大一点点），换算之后，大米每斤7角，菜籽油每斤13元，猪肉每斤5元，牛羊肉每斤4元，白糖每斤10元，煤每斤两角五分。也就是说，一张百元钞能从万历十八年的北京市面上购买140斤大米，或者七八斤菜籽油，或者20斤猪肉，或者25斤牛羊肉，或者10斤白糖，或者400斤煤。很明显，大米、肉、煤比现在便宜，别的都比现在贵。
您如果细心的话，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猪肉居然比牛羊肉还贵！其实不光明朝的猪肉比牛肉和羊肉贵，从唐朝到民国，甚至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在大部分地区和在大多数时候，猪肉都比牛羊肉贵。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榨油技术落后，植物油的成本很高，价格很贵，老百姓习惯用肥肉里面的动物油代替菜籽油，所以越肥的肉越受欢迎，越肥的肉越贵。不信您顺便再穿越到1960年，去那时候的供销社打听打听肉价，猪肉肯定比羊肉贵，五花肉肯定比瘦肉贵。'700')this.width='700';" title="〖穿越手册〗古代中国购物指南">
——元朝，能买大米27.5斤
闲言少叙，继续穿越。现在您可以去元朝和南宋，这两个朝代流行纸币，不流行银子，您需要把百元钞票兑换成0.33克黄金，然后携带黄金来到元朝和南宋，再用金子兑换纸币。元朝有一种纸币叫“中统钞”，在公元1266年，黄金1两能兑换中统钞20贯。花上0.6贯中统钞能买一石大米。元朝一两黄金重40克，一石米重100斤，所以0.33克黄金能买大米27.5斤。需要说明的是，元朝的皇帝喜欢滥发纸币，中统钞贬值得非常快，到了1309年，一石米已经卖到了1000贯，比1266年的米价贵了一两千倍！与此同时，黄金对中统钞的比价也上涨了一两千倍。换言之，虽然中统钞在迅速贬值，黄金却保持了它的价格和购买力。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人想在元朝长期生活的话，最好持有黄金，最好别持有纸币。
——在南宋，可以租岳飞的房子半年
南宋发行的纸币跟元朝非常相似，也存在惊人的通货膨胀，交子、会子之类越到后来买的东西越少。南宋初年还行，公元1142年，岳飞在江西九江城区建造公房对外出租，每间房每月租金只要会子37文。当时一两黄金能兑换会子3万文，换算之后您会发现，花100元人民币就够交半年的房租了。所以您想租房的话，最好穿越到南宋初年，最好租赁岳飞开发的房子。
——不值得买铜带去铸钱
有的朋友说：现在铜价不高，买100元的纯铜，穿越时带上，到唐朝时用它铸造开元通宝，到汉朝时用它铸造五铢钱，买东西不是很划算吗？其实不然。第一，这样购物太麻烦；第二，大多数朝代都禁止私人铸造钱币，《唐律疏议》上写得明白：“私铸钱者，绞。”因为买东西而触犯死刑，似乎太不值得吧？
附注：文中数据主要来源于民国党报《中央日报》、民国刊物《太原指南》、民国论文《北平市之地价地租房租与税收》、《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康熙实录》、《明世宗实录》、《宛署杂记》、《骨董琐记》、《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34《政和学规》、《日知录》卷11、《商君书·去强》、《管子·轻重甲》、《史记·孔子世家》。
人文通史 中国BL古代史
一、最早的中国男同性恋历史－－商代和周代的中国男同性恋历史
中国历史上虽未把同性恋抬到这么尊崇的地位，但其记载也是不绝于史书的。其最早的记载，是《杂说》中所谓“娈童始于黄帝”。《商书·伊训》中有所谓“三风十愆”，“乱风”是“三风”之一，“乱风”中包括“四愆”，其中的一“愆”就是“比顽童”。不过有人认为这两种记载都不十分可靠，不足为据。
以后，《周书》的《逸周书》中有“美男破老，美女破居，武之毁也”的话，宋代的《太平御览》中则为“美男破产，美女破居”。由此看来，中国的同性恋无论如何在商代和周代已经存在了。
在周朝的民间诗歌中，也有许多赞美男风之词，如《诗经》中的《郑风》，“子馻”一章中有不少内容经后代学者考证，都认为是“两男相悦”之词，其它如“山有扶苏”、“狡童”、“褰裳”、“扬之水”等章，有“狡童”、“狂童”、“狂且”、“恣行”、“维予二人”之类的词句，可能都和同性恋有关。
二、起萌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男同性恋历史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都有崇尚美男之风，记载也多了起来。
1.
墨子在《尚贤》中说：“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荀子在《非相》中说：“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妖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战国策·秦策》中有一段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献公想进攻虞国，但怕虞国名臣宫之奇的存在，于是荀息就建议献公送美男给虞侯，并且在虞侯面前说宫之奇的坏话。这个计策实现了，宫之奇劝谏虞侯，虞侯不听，只好逃走。虞侯失去了股肱之臣，最后亡于晋。由此看来，在那个时代“美人计”的“美人”，既包括女子，也包括男子呢！
2.
“龙阳之好”（魏王、龙阳君）
龙阳君是魏王的男宠，魏王很爱他。有一天，两个人在一起钓鱼，龙阳君钓到十多条鱼，可是不仅不高兴，反而哭了。魏王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我钓到第一条鱼的时候，满心欢喜，但是后来钓到更大的，我就将第一条鱼弃之于海了。我现在受宠于你，和你共枕，人们都敬畏我，但是四海之内美貌的人那么多，别人会把比我更美的人推荐给你，那时，我就会像第一条鱼那样被弃之于海了，想到这里，我怎么能不哭呢？魏王听了很感动，于是颁布全国，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提出另一个美貌者，则满门抄斩。
出自《战国策·魏策》：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涕下，王曰：“何为泣？”曰：“为臣之所得，鱼也。”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所得，鱼也，臣其喜，后得又益大，臣欲弃前得鱼矣。今以臣之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搴裳趋王。臣亦曩之所得鱼也，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乎？”魏王于是布令于四海之内曰：“敢言美人者族！”
3.
“编席陪乘” （楚共王、安陵君）
安陵君是楚共王的男宠，颇为得势。有个叫江乙的人对他说，君主待你那么好，只是因为喜爱你的美貌，以后总有色衰爱弛的一天，甚至连所睡的席子还没有破的时候，已经不再受到宠幸了，你最好和君主说，连死也跟随他，就会长期得到他的信任和眷顾。可是在三年中，安陵君没有对楚共王说过。有一次，当安陵君和楚共王在云梦打猎时，共王有感地说：“今天打猎，真使我快乐，但在我死后，谁还和我一起享受这快乐呢？”安陵君听了以后，就流着泪下跪说：“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我愿意在黄泉之下继续侍候你。”楚共王听了大为感动，就设坛封他为安陵君。
出自《战国策·楚策》：江乙说安陵君缠曰：“君无咫尺之功，骨肉之亲，处尊位，受厚禄，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抚委而服，何以也？”曰：“过举以色，不然无以至此。”江乙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宠臣不避轩。今君擅楚国之势，而无以自结于王，窃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则奈何？”曰：“愿君必请从死，以身为殉。如是必长得重于楚国。”曰：“谨受命。”三年，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云霓；兕皋之声若雷霆；有狂兕１车衣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一发而殪。王抽２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数如下，进曰：“臣入则编席，出则陪乘，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王大悦，封缠为安陵君。
4.
“百年共枕树”（潘章、仲先）
战国时期有一个叫潘章的人，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非常漂亮。当时的人都特别爱慕他，争先恐后与他结交。楚国公子仲先早就听说过他，找到他诉说自己想和他交朋友，而且还与他一同求学。他们一见钟情，像夫妻一样，食则同桌，睡则同床。若干年以后，他们竟在同一天死亡。家里人很是哀伤，把他两人合葬在罗浮山。不久，他们合葬的坟墓上忽然长出一棵树，所有的树干、树枝和树叶都相互，搂抱着纠缠在一起。人们感到特别惊异，给其起名“共枕树”。
出自某典故：潘章少有美容仪，时人竞慕之。楚国王仲先闻其名，来求其友，因愿同学。一见相爱，情若夫妇，便同衾枕，交好无已。后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于罗浮山。冢上忽生一树，柯条枝叶，无不相抱。时人异之，号为共枕树。
5.
“色衰余桃”（弥子瑕、卫灵公）
卫灵公的男宠弥子瑕私驾灵公的马车去探母病，论律要砍去双腿，灵公却赞其孝；弥子瑕吃了一口桃子，把剩下的给灵公吃，灵公又说弥子瑕多么关心他。以后弥子瑕年老色衰，灵公对他开始生厌，以上这些事都成为罪状了。（后人因此将同性恋称为“分桃之爱”。
出自《韩非子·说难篇》：弥子名瑕，卫之嬖大夫也。弥子有宠于卫。卫国法，窃驾君车，罪刖。弥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之，弥子轿驾君车出，灵公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犯刖罪。”异日，与灵公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以其余鲜灵公。灵公曰：“爱我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瑕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轿驾吾车，又尝食我以余桃者。”
6.
“上欲攻下”
《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生得漂亮，有一次一个小官员一直轻佻地盯着他看，当景公发现此人是因为他生得姣美才这么看时，十分恼怒，要杀这个小官员。于是晏子劝景公：拒绝别人的欲望，是“不道”的，憎恶别人的爱慕是“不祥”的，虽然他意欲于你，但还不至于杀头，景公听后，只说：有这样的事吗？那么在我洗澡的时候，让他来抱我的背好了。另外，《吴下阿蒙·断袖篇》还提到了虽然高为贵族的襄城君，也受不住自己部属的挑逗，而与之相好。
三、发展时期－－汉代时期的中国男同性恋历史
男风，到了汉代，是大大发展了。汉朝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一个至几个美男作为性爱对象，并且记入正史，史家殊不为羞。如高祖的籍孺，惠帝的闳孺，文帝的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的周仁，昭帝的金赏，武帝的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的张彭祖，元帝的弘慕、石显，成帝的张放、淳于长，哀帝的董贤等，真是书不胜书。其中有个特点是这些美男多数是宦者，以后的地位显贵了，仍扮演着这一“性逆转”角色。
有人统计，自西汉高祖至东汉宁帝，就有10个帝王有过男同性恋的史迹，在西汉25个刘姓帝王中，占了40％。又如被认为是英明君主的汉武帝，所宠的男子竟达5个之多。
1.
“高祖的笑声”（籍孺、刘邦）
汉初的皇帝刘邦，宠幸一个叫籍孺的男子。这个人以娇媚柔弱惹人喜爱，在刘邦身边服侍起居，为此，刘邦经常不上朝。有次，刘邦又好几天不上朝，传说得病了，还很严重。群臣到宫里要求求见，被籍孺挡在了大门外。数天之后，刘邦得妹夫实在是忍不住了，推开大门率先闯进宫内，眼前得一幕让大家惊呆了，只见刘邦躺在籍孺的大腿上假寐呢！大臣们又惊又气地劝说道：“当初陛下征战四野的时候是何等的威风啊，想不到今天却……”刘邦大笑着站起身来说：“大家不要担心，我仅仅是喜欢一个籍孺，不会天下大乱的！
出自某典故：高祖时有籍孺。以婉媚贵幸，与上同卧起。有疾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樊哙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籍孺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和惫也！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上笑而起。高帝宠幸，盖止一籍孺矣。
2.
“泣血的思念”（张放、汉成帝）
张放不但身居侯爵（富平侯），他的曾祖父也官拜大司马，他的母亲也是公主之女。他因年少英俊，而且聪敏，所以为成帝所宠幸，并且将皇后的侄女嫁给他，婚礼铺张华丽，金赐赏以千万计。他除了和成帝“同卧起”外，并且经常一起出游，微行，因为受宠幸过多，引起许多贵族的忌恨，在太后面前进谮，以致太后将张放逐出宫廷，放逐至远地。成帝与张放涕泣而别，因为思念不已，常写信给张放，从未间绝。直到成帝驾崩，张放也哭泣至死。后世评论，君臣双爱之情，以此为最。
出自某典故：富平侯张放者，大司马安世曾孙也。母敬武公主。鸿嘉中，汉成帝欲尊武帝故事，与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少年殊丽，性开敏，得幸上。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许嘉女，上为放供张，赐甲第，充以乘舆服饰，号为天子取妇，皇后嫁女。大官私官，并供其第，两宫使者，冠盖不绝，赏赐以千万数。放为侍中中郎将，监平乐屯兵，置幕府，仪比将军。与上卧起，宠爱殊绝，常从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长阳五，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是时上诸舅皆害其宠，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动作不节，甚以咎放。于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进，以灾异奏：“放骄蹇纵恣，奢淫不制，请免归国。”上不得已，左迁放为北地都尉。数月，复征入侍中。太后以放为言，出为天水属国都尉。永始、元延间，比年日蚀，故久不还放，玺书劳问不绝。居岁余，征放归第视母公主疾。数月，主有2出放为河东都尉。上虽爱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后复征为侍中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岁余，丞相方进复奏效，上不得已，免放，赐钱五百万，遣就国。数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
3.
“一顾倾人城”（李延年、汉武帝）
汉武帝的时候，有一个叫李延年的人，父母兄弟姐妹都是歌舞伎。李延年因为犯法，被割去生殖器，并因此成为宫中管理狗的太监。由于李延年出生于歌舞伎之家，所以擅于吟唱和谱写新的曲子。当时正在时兴祭祀天地的颂词，文人士大夫都参与其中，甚至司马相如等名臣才子也未能免俗。李延年揣测圣意，为这些颂词谱写新曲子，颇受赞赏。因为他为其妹写的“北方有佳人……一顾倾人城”的曲子，皇上还看上了李延年的妹妹李夫人，而且非常宠爱。李夫人为皇上生了儿子，封为昌邑王。李延年成为皇亲国戚，被封了官职，有了年俸。李延年相貌娇好，性格温顺，嘴巴又甜，受到皇上的喜爱。于是常伴皇上左右，饮食起居都在一起。他们兄妹俩获皇帝专宠，是当时炙手可热的贵胄。
－－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有点像卫青和卫子夫姐弟。
出自某典故：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善歌为新变声，是时方兴天地诸祠，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声曲。而女弟李夫人得幸，产昌邑王。延年由是贵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绶，而与上卧起，其爱幸韩嫣。久之，延年弟季与中人乱，及李夫人卒后，其爱弛，上遂诛延年兄弟宗族。是后宠臣，大底外戚之家也。卫青、霍去病皆爱幸，然亦以功能自进。
4.
“以口吮脓”（邓通、汉文帝）
有一次文帝长了一个疮，化了脓，邓通用口吮之。以后文帝试太子，叫他以口给自己吮脓，太子面有难色，文帝告诉他邓通已经这么做了，太子很惭愧，因此怨恨邓通。文帝死后，太子即位为景帝，邓通被罢免、判罪、抄家，最后真的饿死了。文帝的男宠也不止邓通一人，还宠宦者赵谈和北宫伯子，不过这两人所得远没有邓通那么多，下场也没有那么惨。
人文通史 中国古代银两史及银两换算
银两是一种历史货币，已于六十多年前退出历史舞台，大多数人对它相当陌生。银两以称量货币形态----而不是以铸币形态----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六、七百年⑴晋书.石勒传》："勒既还国，襄国大饥。谷二升值钱二斤，肉一斤值钱一两。"西晋建于公元２６５年，东晋建于公元３１７年。，蕴含着丰富历史文化，涉及到政治、经济、艺术、冶练技术乃至民俗等领域，值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银两是称量货币，它的形状如何不影响使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银两形状各异。唐朝时铸成银饼，很象后来的银元，不同之处在于银饼的重量和成色各不相同，使用时要称量验色。宋朝（以及北方的金朝）、元朝铸成银铤，一种束腰形的长条银块。元宝的名称始于元朝，即元朝的宝（货），形状逐渐从银铤演化为倒扣的马蹄形，它是明、清以至清末民初的基本银两形状。清末民初，从地域上看，全国大部分地区流通的是这种银锭。重约五十两，椭圆形状，椭圆的两边有向外上翘的双翅，中间底凹。除此以外，最有地方色的是云南的牌坊锭，又称马鞍锭。造型优美。为两短边向外突出的长方形，中间打上比较深的烙印。烙印突出部分像牌坊，因而得名。江西银锭呈四方形，上面的四个边中两个对边呈一字形上翘，另两个对边呈v字形上翘，中间低凹，称为方宝。河南的腰锭也很有特色，酷象猪腰子。四川通行十两银锭，稍显椭的圆形，上面边呈上翘，中间凹陷，凹陷中间又有一个向上突出的部分。还有的地方铸造元丝银锭，有一二两重，园形或椭圆形，上面的圆面有丝纹。
银两的铸造工艺较为特殊。了解银两的铸造工艺对鉴别银两的成色很有帮助。有的银锭上有丝纹，有各种名称，如细丝、粗丝、水丝、元丝，等等。丝纹的形成既与白银金属的特性有关又与铸造工艺有关。铸造时，先把银料烧化成银水，倒入比银锭体积大一倍多的椭圆形模器中。到入后不能等其自然冷却。因为白银熔化为银水以后，高温中能吸收周围大量氧气。冷却过程要把氧气释放出来。（据说，除白银以外，其它金属没有吸收氧气的特性。）自然冷却会有氧气突喷出来，形成喷气口，造成银锭表面不光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把模器反复向两边倾斜，使一部分银水先附着在椭圆形模器的长方向的两个边上，先冷却凝固。反复倾斜，使银锭双翅形成一层层的丝纹。铸造银锭旧称倾销即源于此。另一方面，还要用一支铁管不断向银水表面吹气，使银水加速冷却凝固，均匀释放出氧气，避免形成不光洁的喷气口。由于冷却凝固是逐渐由外向里的，先凝固成固体的白银急剧收缩，就形成丝纹，再凝固一层也形成一道丝纹。这样，银锭表面就会形成螺旋或一圈圈的丝纹。银的成色越高，丝纹越细，成色越低，丝纹越粗。成色低于90%则不能出现丝纹。因此，丝纹就成为鉴定银两成色的一个标志。但是，也有这样的银锭，成色在90%以上，却毫无丝纹。象云南、四川的银锭。原因是铸造这种银锭是用另一种方法消除高温银水中的氧气。或者放入银水中木炭粉和硝石，或者用木棍搅拌银水。这两种办法共同之处就是使银水中的高温氧气与木质材料化合（燃烧），代替氧气一层层释放过程，就不会形成丝纹。所以不能认为没有丝纹的银锭，都是成色低的银锭。只能说有丝纹的银锭成色，没有丝纹的银锭成色可能低。
有的银锭低部和侧面均有蜂窝。这也是由于铸造过程中，银水冷却凝结时释放氧气形成的。如果没有蜂窝，到有可能是银锭成色低下，掺入贱金属较多的缘故。有时铸造所用的模具透气性好（砂模），释放出来的氧气迅速透掉，也可能没有蜂窝。单纯用有无蜂窝判断成色高低并不准确。只要不是伪造的蜂窝，有蜂窝的银锭成色高，没蜂窝的银锭不能冒然断定成色低，只有认为可能成色低。
汉代的银两
汉代使用白银的记录就是汉武帝下今的白金三品。
"又造银锡为白金。以天用莫如龙，地用莫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但是由于对白银的成色没有具体的规定，因而引起伪造
史料记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
"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
三国
《三国志》："魏嘉平五年赐郭修子银千饼。"
《水经注》："岭南林水石室有银，有奴窃其三饼归。"
唐代的银两
唐代时，政府就开始在税收时收纳白银，而且财政支出时也大量使用白银，现在考古现，唐代已经有庸调银、税商银、矿山银和税银。
唐代的银两形制有圆形和长条形的的铤。《旧唐书》中有记："内库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 １９７０年时，西安发现了四枚唐代时的庸调银，这是一种银饼，园形，上刻有大量的文字，为岭南怀集等县交纳的庸调银。１９７７年，陕西征集到了二枚税商银锭，也是岭南一带产银地区征收的。五十年代时，西安出土了矿山税银，是唐天宝年间的遗物，重五十两，为唐代矿山税收用。市银为征收物资改纳的银两，１９７０年时在西安出土，重量也是五十两。
现在考古还发现了唐代的银饼，１９７０年时洛阳就有出土，面文有阴刻的二十三两字样。唐代的金饼也有出土，１９７９年山西平鲁屯军沟出土唐金饼四件。
唐代和两宋的银两已经均有出土发现，但是连接二代的五代时期中国的银两货币是什样子的呢？是不是也有银两的使用呢？银两的实物还没有发现，但是史料中有关于五代银两的记载。宋代杂记《清波杂志》中记载了南宋时期南京出土五代银锭的史实，当时该书的作者住在南京，一次出游至后景阳台时，见到了寺里的尼姑发现的唐李后主时代的银两，为永定公主为志公和尚净发之资，一样十铤。可见五代时期的银两已经是铤了。
两宋的银两
宋代朱翌的《猗觉杂记》中，也记载了金钱，说的是民间生子，有人贺一千金钱。有岭南首领冯子。
入朝，献金钱一锭船的记载。由此可知宋金钱所铸之多。宋代白银已经成为政府税收的重要内容之一，熙宁元丰年间时，宋政府的白银收入曾到过２９０９０８６两。
银两的成色在宋代就已经是交易中十分重要的事情，南宋未年的《居家必用宝货辨伪》一书就记载了这方面的史料，当时已经有十几种名目：金漆花银（一百分足）、浓调花银（九十九分九厘）、茶色银（九十九分八厘）、大胡花银（九十九分七厘）、薄花银（九十九分六厘）、薄花细渗银（九十九分五厘）、纸灰花银（九十九分四厘）、细渗银（九十七分三厘）、鹿渗银（九十九分二厘）、断渗银（九十八五厘）。
现在看来，宋代银两也分为官铸及民铸两大种类。
宋代银两的形制一般为银铤，民铸银铤在制作上一般要凿刻上该店铺号和工匠的名号并标明银两的成色。
官铸银锭有下面这么几种：
一种为各地政府所铸，如近年新疆博尔塔拉出土的宋代银锭，上仅铸有"南剑州"三字。南剑州为宋代福建路的一个州治。
一种为税银，如１９６０年时，西安南郊出土了一批宋代的银两，其中一锭上就有"盐务税"的字样。１９７５年时，河南方城出土了一批南宋的"经总制钱"银锭，为宋政府增收的各种苛税的银锭。这一批银锭里还有一枚有"出门税"的字样，可见宋代时许多税种已经用银两交纳。
第三种则为民间用银，有的上面没有文字。南宋的银两到八十年代未时，一些学者统计，当时全国已经发现了近三百五锭，一是银类，如经总制银、经总银、出门税等；一为军费银；一为商业类银锭，上面多为一些铺号的名称，还有的一些是用于流通领域的，锭面上面仅有银两的成色，如：真花银、十分、渗银等。
银锭分等之制，宋代已有明确规定，南宋庆元年间曾颁令"上供金银，并以直色起发。银鞘成挺，大挺五十两，小挺二十二两，畸另凑数者听"。
金代的银两
金章宗承安二年（１１９７）年，下令铸造了中国第一种官方铸造的银币，这就是从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的"承安宝货"银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脱离了单纯计重而标明币值的银两币。
１９８１年，黑龙江第一次发现了四枚承安宝货银币，１９８５年又发现了一枚，通过对这些银币的研究，人们认为其等分为一两、一两半、三两、五两、十两五等。
金代银锭还有解盐银锭和税银两种。税银如正隆二年银铤、泰和四年周文柳银锭、泰和四年王忠纳银铤、泰和七年陈彦银铤等。
金代官府收盐税后将所得铸成银锭，上有"提举解盐司"字样，这在金代银锭的发现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迄今出土的金代带有年号的有天会、大定、明昌、承安、和泰安五个年号，但是有关解盐的就占了三分之一。
最后一点，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０日，内蒙古兴和县南郊大同窑陶卜窑村出土了三件银铤，其中２号铤上錾有"回易五十两"，"行人曹产"及""三处戳记。回易务，金元均有此机构铸造银铤，而此铤应为金回易务铸造，因为元代银锭上"宝"字已经均简写为现在的宝字，而此铤上有省笔的""字，又为回易五十两。故为金代无疑。
元代的银两
元代银两较大的品种一种是扬州银两，一种是平准银两，近年来又发现了一种蒙山课银。
元代银两较有名的是扬州银两，这种银锭现在发现了一些，１９５６年１９８８年都出土了元代至正十四年银两，上面一般刻有铸地、时间、重量和铭文，背面有较大的元宝二字阴铸。又如１９８８年出土的元代至正十四两银锭上就铸有"扬州库官孟ｘ销银官王琪马念银库子吴武"、"行中书省"、"至元十四年重伍拾两银匠侯君用。
１９５６年江苏出土的至元十四年平准银两上铸有"铸银官提领副使库子杨良ｘ"、"平准至元十四年银伍拾两"、"提举司银匠彭兴祖刘庆秤子韩益。
蒙山课银是元政府在蒙山银矿开采后，铸成银锭上交政府之物。
近年来又发现了元代的太原银两。
明代的银两
中国人没有想到哥伦布发现美洲竟然使中国的货币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拉丁美洲的墨西哥，从公元１６世纪到２０世纪初时，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银国和最大的银币出口国，而这些银币大量经西班牙之手，从美洲运到了到菲律宾，经过贸易再从菲律宾运到了中国。
墨西哥银币，大体上可分成两种，一种是西班牙统治时期铸造发行的，１５３６年第次铸造发行，此后这种银币就成为墨西哥传统的出口物，银币圆形，上面铸有不同时代西班牙国王的头像，一面有太阳放光的图案，成色在９３％以上，中国人称其本洋、佛头、双柱等等。另一种就是墨西哥独立后的第三年，即从１８２３年开始铸造图案为鹰踏仙人掌叨蛇的银币，成色为９０％，我国人称其为鹰洋。
从明代中后期到清代中期，是西班牙人通过和中国贸易，以银币向中国换取丝绸、瓷器的时代，为此本来产银不多的中国，竟然开始在流通领域中大量使用白银－－一种大批将墨西哥银币熔化再重新铸造成船形的元宝。
到底有多少美洲的银元运到了中国呢？我们可以引用一些资料。１５８６年以前约３００００元（西元，下同），１５８６年５０００００多元，１５９８年及以前约８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元之间，１６０２年及以前约２００００００元，１６０４年约２３０００００多元，１６３３年及以前约２００００００多元，１７２９年以前约３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０元，１８１５年约１５５００００元。从十六世纪下半西班牙人到达菲律宾后，每年由菲律宾输入中国的美洲银元，一开始时为数十万西元，后来越来越多，到十六世纪未时已经超过了一百万西元，到了十七世纪，增加到了二百万多元，十八世纪，增加更多，可能达到了三四百万西元。
一直到现在，美洲银元不仅在中国很多家庭里还有收藏，而且出土的消息也很多，如１９９０年６月７日，在九华山重建转轮殿工地旁，就挖出了大量的美洲银元，后收集到了９３７枚，均为西班牙在美洲铸造的本洋和墨西哥独立后铸造的鹰洋。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殖民主义者大量开采南美的银矿，而世界白银的绝大部分产于这一地区，老殖民主义者在鸦片战争以前和中国人做生意时，没有什么商品能打开中国的市场，而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却成为西方国家的抢手货，因而西方国家只好用从南美运来的白银和中国进行交易，从而使明代以来的中国货币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这样，一年复一年，一年又一年，中国人从海外贸易中赚了大钱，将自己过去比较单一的铜钱和纸币本位，换成了银铜复本位，这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中国传统单一的以铜币和纸币相结合的货币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过去白银虽然很早也就成为货币家族中的一员，但是其货币的属性大多囿于储蓄，中国的富人将白银当作镇宅之宝而埋入地下，其流通性和流通媒介的作用并没有在传统的社会经济生活占有应有的地位。自从明中后期美洲银元大量流入中国以后，白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地大为增强，政府对在赋税中征收白银的政策，更加剧了白银在中国社会经济中重要性，白银在大额交易和政府财政上起着纸币和铜钱无法代替的作用。
其次，中国银两的形制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宋元时代中国的白银，一般都是铸造成了一种束腰形的块状，而从明代开始，中国的白银一般都铸造成了人们现在在电影中常见的那种船形，百姓俗称其为元宝，这种形制上的变化，其原因人们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这种变化肯定是和白银的大量涌入中国有着十分必然的关系的。
明未清初的文人李渔形容当时的银两为："银光闪烁，宝色陆离。大锭如舡，只只无人横野渡；弯形似月，溶溶如水映长天。面上无丝不到头，细如蛛网；脚根有眼皆通腹，密如蜂窠。……"
明代银库中有古今中外最大的银锭，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在他的《北游录》里记载了明代的节慎库有金银元宝各一，是明代的镇库之宝，人们要登着梯子才能上去，其边尚高于人，上刻有永乐元年的字样。
而且明末西安的银两成色还出现了低银，当时西安称足色银两为卷桶。
至于银锭的铸造，明代的《如梦录》一书记载了明代开封的银锭制造业，当时这种行称为倾销，开封当时有倾番丝银一家，银铺二家，倾销银铺一家。另外"新街南口，过客店、酒店，至半截街南头，路南是大倾销处，专作上纳元宝，大小成锭。"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倾番丝银一家。
古代的金银铜等货币的购买力一直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这部闲话水浒也将宋代的货币转换成今天的人民币以符合现代语境。无斋主人不是研究宋代货币的专家，要完全精确的换算显然是不可能的。这里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估算数字，让读者可以有个基本的概念。
一般说来，古代货币基本以金，银，铜钱（其实是含铜为主的合金）为主要货币。而宋代和后来的明清两代的银本位制不同，是铜本位制，铜钱是主要货币，金银是不作为货币使用的。铜钱的基本单位为“文“，和“贯（缗）“，一贯合1000文。宋代财政紧张的时候有过800文，850文当一贯的情形。另外还有折二钱，当三钱，当十钱等变相通货膨胀的时候。比方说杨志杀牛二那一节，牛二就曾用当三钱来让杨志试刀，当三钱顾名思义就是一钱当作三钱，而蔡京当宰相的时候甚至出过当十钱。为了简化我们的计算方法，无斋主人忽略这些因素
在讨论古代货币的时候通常都会用上这么个假设，就是：
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铜钱=10000文铜钱。
虽然金银铜的相互兑换率一直在浮动中，但这个假设基本上应该是合理的。当代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在他的《岳飞新传》的第7章“克服襄汉“一章中，曾经提到朝廷在给岳飞的省札中有：“第四，支付六万石米，四十万贯钱，以作军需。四十万贯钱以十万两银和五千两金折支，当时金银尚未作为独立的货币使用“。从而可见南宋初40万贯铜钱，相当于10万两银子和5000两金子，基本在数量级上符合上面的这个假设。
要讨论货币购买力，必须先提一下两位名家的方法。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基本以黄金的价格作为基准来换算的，他基本是依据1两金=10两银=10贯这个假设，而以国际金价来推算1贯铜钱今天的价值的。.先生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则是同时使用了米价和银价作为基准，给出了两个数字。而.先生偏重于取由米价换算出来的那个数据。
那么根据二位先生的方法，我们来看看宋代的一贯合今天（2004年10月份）多少元人民币
1）黄金基准。
国际牌价，金价基本上在400美元一盎司周围波动。我们就以400美元为一盎司。一盎司为28.3克。宋制1市斤为640克（“1975年湖南湘潭出土的嘉钓铜则，自记重一百斤，重64公斤“）。1市斤有16两，所以宋代1两为今天的40克。这样一算宋代一两黄金相当于565美元，以今天美元对人民币8.23元来算，相当于4650元。根据假设1两金为10两银即10贯钱，宋代一贯铜钱相当于465元。
2）白银基准。
国际牌价，银价基本上在6美元一盎司周围波动。同金价的换算相仿，一两银子也就是一贯铜钱，相当于70元人民币。
3）米价基准。
宋代1市斤是640克。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大米就有59200克，即59.2公斤。如果我们不考虑特殊的荒年或大丰收年的话，北宋初期的米价大约在每石300文到600文之间，中期（仁宗年间）在600文到700文之间，南宋初期米价则在2贯左右。那么以此推算北宋末年宋徽宗期间大约每石1贯左右应该算比较合理的。如果按现今大米价格每公斤2.5元来计算，宋代一石大米59.2公斤合148元，也就是算1贯铜钱合148元人民币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了三个价格，按黄金换算的465元，按白银换算的70元和按粮价换算的148元。由于我国不是主要产银国，而且工业化后提炼银子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所以古代的银子的价值肯定要大幅度高于现在的价值。显然以今天的银价作为参照体是不合理的。这从今天银价6美元一盎司金价400美元就能看出，今天的一两黄金能换66两银子，而我们假设的古代金银兑换率是1：10。而黄金的产量稳定，直到今天仍被世界各国作为重要硬通货储备。所以用黄金作为基准比较合理。
此外，虽然现代技术的大幅度发展，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使得粮食产量大为提高，但是今天消费粮食的人口也大幅度增加了。根据宋史地理志，北宋大约不到5000万人口，而今天中国已经有13亿人口。民以食为天，粮价应该还是一个重要的基准
因此无斋主人就取了个金价基准的465元和米价基准的148元的平均值306.5元，并归整去掉零头，将1贯铜钱定为300元人民币。因此我们有下面基本换算：
1两金=3000元人民币。
1两银=1贯铜钱=300元人民币。
1文铜钱=0.3元人民币。
以这个兑换率来看看宋代官员的薪水。根据宋史职官志，宋代一个宰相的本俸是月薪300贯，也就是合90000元人民币，年薪108万。一个普通从8品的县令月薪15贯，合人民币4500元，年薪5万4千，考虑到宋代一个县令不过管几千户人家，也算不错了。宋代除了本俸之外，还有职钱，禄粟，厨料，薪炭诸物，增给，公用钱，给券，职田等名目繁多的津贴。难怪人称宋代对官员的优渥无与伦比。也难怪宋江削尖了脑袋想招安当官。
从水浒上的具体事例来看，这个兑换率也比较合理。第十五回吴用去劝说三阮入伙劫生辰纲时，吴用让阮小七用了一两银子买了一瓮酒，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对大鸡。差不多就是一两银子换300人民币的样子。此外，第十回林冲风雪山神庙，陆谦在李小二店里招待管营和差拨时曾拿出一两银子，点了三四瓶好酒，菜随便上。同样第四十四回戴宗杨林请石秀吃饭的时候也是杨林扔出一两银子让店家随便上酒菜。一般来说一个普通小饭馆，300元人民币三个人吃的确是可以随便点菜了。
再看看水浒中其他几个例子，杨志东京卖刀的时候，牛二曾说“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30文钱一把切菜刀，也就是人民币9元，很合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时候，曾用5两银子定制了一根62斤重水磨禅杖和一口戒刀，用的是十分好铁，考虑这也算是一件上等兵器又是特别定做的，1500元人民币也不算过分。但是智取生辰纲的时候白胜卖给杨志一伙的家酿村酒要5贯钱，1500元人民币就有点太黑心了，也许是因为当时黄泥岗上白酒是稀缺商品，白胜又处于垄断地位，同时还有晁盖一伙在竞相抬价，才把这桶酒炒成天价的吧。
中国历史 关于中国古代音韵演变简史的资料
中国古代音韵演变简史概论：
中国音韵演变主要有四个阶段：
上古音（狭意上来讲，仅限于秦汉时的中原古音，以其为雅言。）
中古音（唐以前的中原语音)
注：由于汉至唐的几百年来，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人大量融合，中原音韵发生一定变化，并向南迁西。
近古音（主要形成于宋元阶段）
注：原有的洛阳正音与北方的燕京语音发生大融合（历史原因），基本奠定了今日的语音发音。
现代音（民国至今）
以上是中国古代雅言（也就是官方语言）的演变过程，方言接下来会详细论述。
下面的资料是经某一位姐姐整理过的，都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材料：
一：写在前面的话
汉语古音韵以及其发展历史一直是一个比较生僻的研究方向，不太为一般的历史爱好者所知。本人不敢称精通古汉语音韵学知识，实际上连粗通都不算。充其量，不过是比一般的历史爱好者更多的涉猎这一方面而已。写作此文，希望能够以通俗的语言将汉语古音韵学的基础知识，历代汉语的音调，声韵母和历史演变介绍给大家。更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得到真正的“大家”和“高人”的指导。
二：今古音存在着巨大差异
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世界万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古汉语语音也不例外。从古到今，古汉语语音一直都在不停的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化。但是，这一点往往被相当多的人忽略。
我曾在某网络帖子上看到有人大言不惭的宣称：“汉语是最优秀的语言，因为其稳定性高，传承性好，现在的小学生还能琅琅上口的朗诵楚辞”。此论断简直慌天下之大谬！首先不说语言文字都是文化的直接载体，文化本身便不存在优劣，那么其载体也没有优劣之分了。其次，此论断混淆了语音和文字的关系，汉语是通过像形，表“义”的文字，而不是西方文明体系的拼音文字，方块文字的读音变化是很难从书面文字上发觉的， 于是便往往被人忽略。
从汉语的上古时代到现代，经历三四千年，汉字读音会因内外因素不断的变化，比如原本只是细微差异的读音变成有明显的差异；民族融合带来的外来语言与本地语言融合，或者某地区长期隔绝导致与其他地区的语音差异等。古代有的音，现代可能已经消亡，现代有的音，可能是外来传入，并非古代原有，即使有某些音古今都有，也未必指同一个字。因此，“小学生琅琅上口读楚辞”，不过是小学生在用现代汉语发音，去读古代诗词而已。
汉代刘熙著有《释名》：“古者曰车，声如居， 所以居人也。”这就直接证明了先秦至汉代， 车字的读音已经有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也已经被当时的人所察觉。这也证明了为何下中国象棋的时候， 某些方言中要故意将“车”读作“居”， 就是存古音。
研究古音韵，除了古人留下的记录古音韵的韵书，韵图和古籍中的注音之外，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对照诗词的平仄。汉语诗词极其讲究语音的平仄对仗。所谓的平仄，是指汉语音调，粗分，可分为“平上去入”，也就是“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四个调。由于音调是直接受到声韵母的影响的，于是，声调的变化同样反映了声韵母的变化。平仄，就是“平声”属于“平”，而“上去入”三个声，属于“仄”。
中古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如《康熙字典》作为那个时期的标准词典刊行天下。其中的的《字母切韵要法》就提到：
平声平道莫低昂，
上声高呼猛烈强。
去声分明哀道远，
入声短促急收藏。
但是，占我国使用人口大多数的现代北方方言，由于历史上语音的变化，北方方言只有西南方言（四川话为代表）和江淮官话（南京话为代表 ）仍然有入声，而南方方言则全部有入声。反而是现在的“普通话”（以北京话为代表）和北方方言的其他次级方言中，入声已经消失，只有“平上去”三个主声调。如普通话标准音调是四个：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或者通俗的说法叫“一二三四声”。其中，阴平和阳平（第一 第二声），分别是平声的清音和浊音，而上声去声（第三第四声）不分清浊。
但是，古今音韵差异大到了什么程度呢？还是通过诗词实例来说明吧。
上古汉语音系：
《诗经 魏风 硕鼠》
硕鼠硕鼠，
无食我麦。
三岁贯女，
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
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
爱得我直。
如果按照现代普通话去读，那么“麦”，“德”，“国”，“直”，四个字分别是（mai4），（de2），（guo2），（zhi2），韵部分别是ai，e，uo，i，读起来基本上没什么韵味可言。
由此可见，以上的几个韵字的读音必然与现代不一致。事实上， 经过古代和近现代学者的努力，通过“拟构”的方法，将古音大致还原出来。
以上“麦”，“德”，“国”，“直”，四个字都是入声，除去声韵母外，在词尾有一个短促的收音“－k”。如果以现在仍然存有入声的粤方言发音去读，“麦”，“德”，“国”，“直”，就分别是mek，dok，gok，jek。就符合平仄押韵了。
中古汉语音系：
《木兰辞》
唧唧复唧唧，
木兰当户织。
不闻机杼声，
唯闻女叹息。
普通话中：唧，织，声，息， 分别是（ji），（zhi），（sheng）（xi），基本上都收－i， 看起来似乎是押韵了。不过，和粤语再次比较：唧（jek），织（jek），声（sengk），息（sek），各位就可以发现， 这几个字全是入声， 而且唧，织，两个字在粤语中是完全同音。这样一比对，就可以看出， 北方方言读中古诗词尽管仍然有一定程度的押韵， 但是， 和南方方言比较， 其押韵度则远远逊色于南方方言。
需要说明的是粤方言尽管有入声，但是由于其形成时期不是《诗经》成书的先秦，于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音韵又有了变化，粤方言决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古汉语，下文会详细提到方言与古汉语的关系。
由此例可见，有无入声的今古音比较，已经有如此巨大的差异，那么加上声韵母的变化，今古汉语发音的差异，实在是巨大得无法想象。以下还有几例反映中古音系的，出自《唐诗三百首》：
《终南山》王维：
太乙近天都，
连山到海隅。
白云回望合，
青蔼入看无。
分野中风变，
阴晴从壑殊。
欲投人处宿，
隔水向樵夫。
这首诗无论怎么读， 用哪种方言读都无法读出韵味来， 尤其是第二句的那个“隅”字， 根本不入韵。那么， 是王维不懂写诗？ 还是古今音韵不同导致的“失准”？毫无疑问是后者。
根据丁树生先生的《古今音对照手册》，隋唐时期，隅， 无，殊， 夫这几个字都属于“虞部”。所以， 在唐代， 这个隅字实际上是押韵的。不过， 由于资料缺乏， 具体读音则难以拟构。
综上所述， 古今语音差异是非常大的， 而且各个时期的古音， 也各不相同。
三：方言的问题
看完上面的例子，肯定有人会问，现代汉语拥有7大方言，超过3000种小方言，那么古汉语难道没有方言吗？为什么肯定现代学者“拟构”复原的古汉语语音在古代是属于多数人使用的，而不是属于少数方言？
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方言的存在，在交通不发达，人员流动少，相对封闭的古代，各地由于缺少交流融合，方言的存在是必然的。相当多的古籍证实了这一点。如西汉杨雄的《方言》一书，就收录了各地方言用词语法的异同。相对稳定的语法用词都有不同，那么可以想象，语音的差别就更加存在了。《孟子 滕文公 下》提到：“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隋代的陆法言在《切韵》一书中也写道：“江东取韵和河北殊异”。而《颜氏家训 音辞篇》也说：“南人以‘石’为‘谢’，以‘是’为‘舐’”；以‘钱’为‘涎’，以‘贱’为‘羡’”。更是直接证明了古代方言的存在。
但是，是否我们就能得出，古人所留下的韵书，韵图，甚至诗词，都是基于作者自己所使用的方言。而根本不是古代通用语音吗？当然不是的。
古人籍贯观念与现代严格的户籍登记不同，是相当混乱的。现代户籍登记要求要以本人的出生地作为籍贯，而古人籍贯就未必是其出生地。因为古人习惯以父亲的籍贯为籍贯，或者以祖籍为籍贯。在魏晋南北朝之后，由于门阀士族的兴盛，古人以“郡望”，也就是有声望的大家族的籍贯为自己的籍贯的例子更多。农夫有可能一辈子不离开村子，他的籍贯就有可能是出生地。但是，文武官员，文人学者绝大多数活跃在政治，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他们的籍贯就不太可能是出生地，更加不是其受教育和经常活动的城市了，那么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绝对不可能是其籍贯的方言。比如唐代韩愈就自称“昌黎韩愈”，但实际上韩愈是河南孟县人，昌黎就是韩姓大族的“郡望”。同样，诸葛亮是琅邪人，而琅邪郡在今天山东省境内，但是史书和诸葛亮自己的文章都写明了他“躬耕于南阳”，由于古今行政区划的不同，实际上他在出茅庐之前，长期活动在今天湖北襄阳一带。琅琊只不过是诸葛亮的祖籍。类似的例子还有戚继光籍贯山东，实际上出生于安徽；袁崇焕籍贯广东，实际上出生于广西平南；朱熹的籍贯是浙江婺源，实际上他幼年是在福建建瓯度过的。
元代写成的《中原音韵》是具有相当高的存古价值的韵书，也是研究元代音韵的必备材料。其作者周德清的籍贯就是江西高安，我们可以肯定，江西高安的方言必然不同于元大都方言。但是，周德清长期活动于大都，而且有戏剧作品存世。因此，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必然是反映了元代大都音韵的，不然他用江西方言写的戏曲作品，能够受到大都人的喜爱传唱吗？事实也证明了周德清所使用的语言是大都话，因为现代学者分析当时其他戏剧家的元曲作品的用韵，和《中原音韵》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历史上能够留下韵书，韵图和诗词的文人墨客们，其作品得以传世，并且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传播。由此可见，他们作品所用的语言，必然是占当时使用的汉语人群的大部分，而绝不是他们籍贯的小方言。古代传世的韵书，韵图，古籍注音和诗词曲赋，是能够代表当时汉语的主流的。
四：研究古音的基本知识
声调，就如上文所说，古汉语的声调，粗分可分为“平上去入”四种，而实际上，古汉语的声调系统远远不能用平上去入四种来简单划分的。
细分，还有阴平，阳平，上平，下平，阴入，阳入等等概念，限于篇幅，在此不能详细说明。但是，基本上阴阳，上下都是指清浊。而且，历代音调也不相同，流传到现代，入声在北方方言中已经基本消失，原来的入声字，归入了上平去三声，学术界称为“入派三声”，尤其是归入去声非常多，因此普通话中去声（第四声）字特别多。入声在现代南方方言中尚有保留。
对于入声， 用文字很难描述。 比如粤方言中， 六（luk）， 八（pa：t），不（pat）和吴方言中， 粥（jok）， 笃（dok）都是入声字。其中， 整个音节后面的－k，－p，－t，－i， －d 这几个辅音只作嘴型，或者轻微的发音， 并不实际读出。 与前面的声韵母结合后， 就会使得这个字读起来有个短促吸气的收音。 可参见英语中stop， cut， but， soup这几个单词发音时最后的p，t 不发音的情况。
韵书，是古人所作的记录和分析当时语音的著作，上文已经分析过，流传于世的韵书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古汉语音韵的主流。现存最早的韵书是《广韵》，《广韵》的前身《唐韵》和隋代陆法言的《切韵》，不过《切韵》已经散失，但是据后人考证，《广韵》基本上继承了《切韵》的语音系统。
《切韵》记录下了古代的以文字记录发音的方法“切韵”。切韵，是用两个汉字相“切”，来表示一个汉字读音的方法。切的前一个字的声母和被切汉字相同，而后一个字的韵母，则和被切汉字的韵母相同。例如：
童，徒红切。其中徒的声母为t，红的韵母为ong，那么“徒红”就是t＋ong＝tong了，就是童的发音。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三，苏暂切，
你，乃里切，
褚，丑吕切，
长，直良切，
掉，女角切，
蟹，和矮切，等等除了相切之外，还有一种“反切”法来表示语音的方法，方法和相切一样，只不过把后面的“切”字变成“反”字。切韵和反切方法一致沿用到近代， “国语注音”方法出现之后才逐渐废弃不用。 随后，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 使用罗马字母的汉语拼音体系又取代了民国时期的“国语注音”，而国语注音则在台湾继续通行。
韵图，则是古人使用的一种声韵母配合表，类似于现代拼音的字母表，现存最早的韵图是郑樵的《七音略》。韵图很明显可以看出历代古汉语语音的变化，是极为宝贵的语音资料。比如《七音略》和张麟之的《韵镜》，就是按照《切韵》的音韵来制图的，基本上反映了隋到中唐时期的音系，但是到了宋元时期托名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刘鉴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和无名氏的《四声等子》，就开始与切韵不太相符了。 据此推断，这几个韵图，必然是以宋元时期的音系为标准的。再到后来明清时期的韵图，如徐孝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和《康熙字典》内附的《字母切韵要法》，就基本上是与明清时期的音韵了，尤其是《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里面所给出的“十三摄”， 即声韵母的十三种组合，与现代北方方言高度相似。韵图不但证明了古汉语语音的不断演变和今古音的巨大差异， 还为北方方言的形成时间提供了证据。
五：现代方言与古音关系
从上文我们会发现，古汉语切韵系统里所记录下的资料，有相当多字，却和南方方言非常相似，比如上面的童和三字，和现代南北方言都吻合，但是 “蟹，和矮切”，和是he，矮是ai，那么h＋ai应该是hai，和绝大多数北方方言的蟹（xie）不吻合，而偏偏南方江南的吴方言，福建的闽方言，湖南的湘语，岭南粤语，江西的赣方言和散布南方的客家话都是读“hai”音，只不过音调不同而已。 还有“褚，丑吕切”，北方方言是ch＋v＝chv， 根本不符合普通话的拼写规则。 而广西粤语中，丑念“qou”， 吕念“lv”， 褚念 “qv”。 符合切韵。
上古和中古时期的诗词曲赋用南方方言读的押韵程度远远超过北方方言，限于篇幅就不列举了。南方方言有入声而北方却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南方方言难道就等于古汉语吗？
说到这里，很多北方朋友就会纳闷，汉族不是从中原兴起，随后才逐渐扩散到南方的吗？南方，最初不都是“百越”之地，居住的都是异族吗？为什么反而北方方言与南方方言相比，反而与古汉语语音，尤其是与中古和上古汉语语音不符合呢？如果南方方言比北方方言更加接近上古和中古汉语，那么为什么南方方言中有那么多“音”无法写成字呢？这就涉及到汉民族的形成和人口迁移史了。
历史上汉.族有过三次大的民族融合和人口迁移高潮。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三国时期结束后，由于东汉末到三国时期长期混.战，人口锐减。在北方有大批少数民族进入内地定居，其数量，约占当时北方人口的20％。由于腐.朽的西晋王朝的残.酷统治，加之“八王之乱”导致西晋严重内乱，北方少数民族推.翻西晋王朝，前后建立了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而同时，北方汉人大批南下避难，将江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彻底同化，随后南北朝对峙。北方鲜.卑族建立的北朝积极汉化。到隋朝，北方少数民族已经基本汉.化完毕。被称为“五.胡乱华”。
隋唐两朝，是一个开放，进取的朝代，对外交流广阔，更多的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经商，定居，甚至参军从政，被称为“蕃.将”。如，安.禄山，史.思明是氐人，高.仙芝是高.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等。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导致盛唐走向衰弱，由于北方遭到严重破坏，大批汉人南下到未遭破坏的南方，将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几乎汉.化完毕。中国从此不但南方人口超过北方，经济中心也由北方转移到江南。
接下来的五代十国，又是一个动乱的时期，汉族继续南下，大量进入珠江三角洲，历史上一直汉化程度比较低的两广，也开始快速汉化。这个时期是第二次民族融合和人口迁移高潮。
第三次是宋.辽.金.元.时期，也就是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对北方的持续入.侵。其中，辽.朝的时间较短，只控制河北北部。而金.朝则统.治淮河－秦岭以北整个北方长达两百多年。其中蒙.古的野.蛮入.侵更加导致北方人.口锐减，更多的汉化或者部分汉化的女.真，契.丹和蒙.古人进入北方。而更多的汉族则涌向南方，将珠江三角洲彻底汉.化。元.朝灭.亡后，大批滞留中原的蒙.古人逐渐被汉.化。
由今天汉族的形成过程和人口迁移可以得出，在古代发生如此空前的人口迁移和民族融合，必然会导致古汉语语音发生极大的变化。而方言形成，也与人口变动有关。古汉语并不是一个孤立，静止不变的事物，而是不断变化的。学术界早有共识：“汉音不同唐音，唐音不同宋音，宋音不同明清”。比如现代汉语中的“哥”字，原属阿尔泰语系的词汇，并非汉藏语系词汇。在上古时期的汉语中并不存在，都是说“兄”。“哥”字，很明显是由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鲜卑，氐等少数民族融合带进来的。而我国汉民族内部有一个特殊人群“疍家人”，分布地域非常广，从浙江直到福建，广东，广西沿海，基本上都是船户。但是他们尽管分布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却使用一种统一的，仅有细微口音差异的“疍家话”。由此可见，疍家人，肯定具有某种共同来源。查阅史籍，果然有相关记载：“。。。平吴，其不服司马氏者，啸聚海上，号曰疍家”。疍家人的祖先，便是原东吴不服西晋统治的遗民。那么疍家方言，自然保留了更多东吴时期的特征。
另外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客家人，客家人分布极为广阔，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都有聚居地。所使用的客家方言是我国七大方言之一，那么客家人肯定也有共同来源。经很多学者研究，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客家人是中唐之后南迁，一种认为是宋代南迁。
每次发生民族大融合，北方都全盘波及，“大洗牌”一次。而南方则安定得多，一批汉族到达，带来当时的汉语发音。然后第二批汉族南迁，因为这批汉族已经是民族融合后的新汉族，又带来了当时的，已经不同于前批汉族所说的汉语的新语音，之后再来第三批，第四批汉族。南方方言，笼统的说，可以说是具有各个不同时期古汉语的特征。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南方汉族也在不断的融入当地少数民族，尽管这些少数民族居于弱势地位，但是其语音仍然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汉族的语言，在加上多次迁移，层层重叠融合。与当时古汉语的音韵早已有了差别。因此，现代南方方言比北方方言更接近古汉语，只不过是南方方言的音韵具有更多的上古和中古汉语的特征，而元代开始，北方方言的概念开始出现，到了明清，现代北方方言更是逐渐占了汉族使用人口大多数。南方方言绝不等同古汉语，也不等同于某一时期具体的汉语发音。只能说“近似于某时期的古汉语的音系”。
至于现代南方方言为何无法写“字”，这则是一个误区。
古汉语一直都是“文言分离”，即正式的写作文体和口语是不同的，而这个文言分离的历史，据估计起码在1000年以上，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文言分离的原因，就是因为古代书写材料极度缺乏，如竹简，丝帛等极为昂贵。因此，书写文体就力求简约，几乎到了字字计较的地步。
古代文言文是正式书写问题，一直使用到民国时期。在这么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南方口语和北方口语并存。但是，到了民国，由于古代文言文已经不适合现代发展需要，比如，由于字数简约，造成一字多义，难以精确表达语义。也无法表达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相当多的外来科技，文化词汇。随后，在民国便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倡议以“白话文”，也就是以口语直接书写，代替古代文言文。这一说法逐渐被广大国人接受。在民国，便出现了“半文不白”的书写文体。
直到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我国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北京语音为标准读音，现代白话文为语法规范”。也就是说，将“北方口语”，作为了现代汉语的书写规范。因此，在漫长历史时期中形成了不被古代文言承认的北方方言“口语字”，被正式承认。
这就是所谓“南方方言写不出字”。因为南方方言和北方方言本身都只是口语，在民国之前，双方那一方都写不出字。因为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方言，其正式书写文体都是高度统一的文言文，这也正是古代尽管方言也存在，但却不影响各地士子参与全国统一考试的原因。到了现代，北方口语获得了书写规范这一“官方地位”。自然，人们就会用北方口语的规范去套南方口语，自然就会得出南方方言写不出字的结论了。
因此，有些北方朋友就以香港粤语写出来的“字”，不知所云为由。认为粤语根本就是百越土话。这就是一个缺乏对我国语言发展史基本知识的例子。前面已经介绍了大量事实，粤语对中古汉语的继承反而要远远超过北方方言，下文再详细分析。香港由于清末被英国割占，导致粤语口语逐渐取得了书写文体的地位，所以造出了不少“粤字”。这些字形成的本质和北方方言的“白话文”是一样的。而内地则以北方口语为书写文体。具体的例子很多，比如大批的现代普通话表示语气的字：“喔，啊，呀，哇”等 ，都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才逐渐出现的， 和香港粤字：“口系”， “口地”， “乜”等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些字在古代写作文体中绝对不存在。如果在古代，如果有谁将北方口语写出来，估计会被人当成鲜卑语，氐语都说不定呢！
六：历代音韵系统归纳
对古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学术界习惯以国际音标来注音，而不是现在通用的“汉语拼音”，理由是现代汉语拼音基本上是“北京音”，声韵母极为有限， 组合方式也相对单调得多。 所以，下文出现的音标都是国际音标，读者需要用音标发音来读。对于某些读者比较陌生的国际音标，文中尽量会用拼音注释。但是，如果是论坛导致国际音标无法显示，本人再另想办法。至于声韵部例字和诗词例证， 限于篇幅， 仅列举少量。
先秦音系（－前206）
对先秦音系中的韵部（韵母），声调的研究，已经有不少学者做了研究，如郑痒，顾炎武，江永，钱大昕，孔广森，章炳麟，高本汉，黄侃等人，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对韵部和声调的研究主要是根据《诗经》，《楚辞》，其次是其他古籍中涉及到音韵的诗文。但是，对于声部（声母）的研究，则尚未有什么突破性进展。
先秦声母：经过大批学者的比照，“古无舌上音”基本上是定论。也就是，现代北方方言中的“zh，ch，sh，r”等“舌上音”（即卷舌音）直到元代之前是不存在的。
暂时可以认定约为33个。
发音部位： 双唇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叶 舌面前 舌跟 喉不送气清塞音： 帮非 端知 照 见 影送气清塞音： 滂敷 透彻 穿 溪浊塞音： 并奉 定澄 神 群鼻音： 明微 泥娘 日 疑边音： 来 喻四不送气清塞擦音： 精 庄送气清塞擦音： 清 初浊塞擦音： 从 床清擦音： 心 山 审 晓浊擦音： 邪 俟 禅 匣
先秦韵部：韵部方面“同音必同部”，也就是说押韵的字，其韵部必然相同，音调类似。韵部可以认定为29个（战国时期30个）。
阴声 入声 阳声
无 之部 韵 职部 韵 蒸部
鱼部 铎部 耕部
韵 支部 尾 锡部 尾 阳部
候部 屋部 东部
尾 肖部 －k 沃部 －ong
幽部 觉部
－－－－－－－－－－－－－－－－－－－－－－－－－－－－－－－
韵 微部 韵 物部 韵 文部
脂部 质部 真部
尾 哥部 尾 月部 尾 元部
－i －t －n
－－－－－－－－－－－－－－－－－－－－－－－－－－－－－－－
韵 缉部 韵 侵部
尾 阖部 尾 谈部
－p －m
先秦声调：关于先秦声调，王力先生的“舒促四调”是现阶段能被接受的主流：
舒音：平声
上声
促音：长入声
短入声
而且，正因为入声本身是一个短促吸气的塞音，－k，－p，－i，－i。而长入声由于音量拉长，结果在后世的发展中导致塞音－k，－p，－t，－i丢失。演变为去声。
而与先秦同时期的瑶苗族语音，直到今天还分长入声和短入声，粤方言广州话中也有保留，如“八”（pa：t）和“不”（pat）。上古汉语有短入长入的旁证，可参见欧阳觉亚的《声调与音节的相互制约关系》（原载《中国语文》，1979年第5期），在此不再赘述。
汉代音系（前206－220）
经学者分析比对，西汉时期和先秦时期的语音变化不大。研究这一时期的汉语语音，主要是依据张衡以及其他名家的汉赋。
汉代声母：和先秦一致，共有33个声母，在此不再赘述。
汉代韵部：共有29个韵部，但是，其对应的韵字发生了不少变化。阴阳入声对应字都有了明显变化。已经接近隋代《切韵》的韵部了。汉代音系可以看成是上古音系和中古音系的过渡。
阴声 入声 阳声
无 之部 韵 职部 韵 蒸部
鱼部 铎部 耕部
韵 支部 尾 锡部 尾 阳部
歌部 屋部 东部
尾 肖部 －k 药部 －ong 冬部
幽部 觉部
－－－－－－－－－－－－－－－－－－－－－－－－－－－－－－－
韵 微部 韵 物部 韵 文部
脂部 质部 真部
尾 尾 月部 尾 元部
－i －t －n
－－－－－－－－－－－－－－－－－－－－－－－－－－－－－－－
韵 缉部 韵 侵部
尾 阖部 尾 谈部
－p －m
汉代韵部和先秦韵部最主要的变化是歌部由a变成ai，鱼药屋东四部都发生了变化。 具体的对应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汉代声母尽管与先秦一致，但是韵部的变化却不小。
汉代声调：汉代声调基本和先秦一致，共分平声，上声，长入，短入，去声五调。少量长入音已经开始转变为去声，但不是普遍现象。
魏晋南北朝音系（220－58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系，学术界是以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脁等“四谢”的辞赋为基础的，因为以上四人时期相近，籍贯相近。不至于有太大的方言影响。对于南方语音。则以南朝的范 日华，颜延之，沈约，江淹的辞赋和《文心雕龙》为基础。
魏晋南北朝声母：魏晋南北朝仍然有33个声母。但是，由于处于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融合的大高潮期间，首次发现了南北两大地域的语音有别，比如上文的《颜氏家训 音辞篇》提到：“南人以‘石’为‘谢’，以‘是’为‘舐’”；以‘钱’为‘涎’，以‘贱’为‘羡’”。而现代吴方言也仍然如此。这也证明了现代吴语保留了相当多的这一时期南迁古汉语的成分。但是，当时南北方言的差异并不大，因为史料记载，南北朝使者可以直接辩论。而今天南北方言差异则极大。也侧面证明了北方方言的融合的发展远比南方方言要迅速。
发音部位： 双唇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叶 舌面前 舌跟 喉
不送气清塞音： 帮非 端知 见 影
送气清塞音： 滂敷 透彻 溪
浊塞音： 并奉 定澄 群
鼻音： 明微 泥娘 日 疑
边音： 来
不送气清塞擦音： 精 庄 照
送气清塞擦音： 清 初 穿
浊塞擦音： 从 床 神
清擦音： 心 山 审 晓
浊擦音： 邪 俟 禅 匣
半元音： 喻四字
魏晋南北朝的声母和先秦两汉差别不大，但是，照穿神三母的音值发生了变化，从塞音变成了擦音。喻四字从边音演变成了一个半元音。
魏晋南北朝韵部：共有42个韵部。事实上，《切韵》一书尽管成书于隋初，实际上基本就是南北朝后期音韵。
阴声 入声 阳声
无 之部 韵 职部 韵 蒸部
鱼部 铎部 耕部
韵 支部 尾 锡部 尾 阳部
歌部 屋部 东部
尾 肖部 －k 沃部 －ong 登部
幽部
模部 得部 冬部
－－－－－－－－－－－－－－－－－－－－－－－－－－－－－－－
韵 微部 韵 物部 韵 文部
脂部 质部 真部
尾 灰部 尾 没部 尾 混部
泰部 曷部 寒部
－i 祭部 －t 薛部 －n 仙部
－－－－－－－－－－－－－－－－－－－－－－－－－－－－－－－
韵 缉部 韵 侵部
尾 合部 尾 严部
－p 叶部 －m 覃部
业部 盐部
魏晋南北朝时的韵部有分化，有合并，有转移，比如支脂两部分立，职部和得部分立，蒸登两部分立等等，其他各部的对应字几乎都发生了变化，很多都转移的韵部归类。
魏晋南北朝声调：魏晋南北朝的声调，去声大量出现，奠定了中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此后直到清末。汉语“平上去入”四声都是汉语标准四声规范。直到现代以北京音为标准后，改为“平上去”三声，由于平声分阴平和阳平，仍是四声。不过，此四声已经非彼四声，此乃后话隋－中唐音系（581－836）
对这一时期的古汉语语音研究，学术界主要是以《唐诗三百首》，陆法言《切韵》，陆德明《经典释文》，玄应和尚的《一切经音义》作为基础。而且玄应和尚在长安生活长达20年，而且他的著作屡次提到“正音”，可以判定为以长安语音为代表的当时汉语音主流，而《唐诗三百首》集合了唐代各地诗人的名作，而且得以广泛流传，更是对当时语音的直接反映。
隋－中唐时期的声母：共有33个声母，但是到了天宝年间，知切澄三母出现，变成36声母。但仍未产生轻唇音，也仍然没有产生舌上音（即卷舌音）。
发音部位：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叶 舌面前 舌跟 喉
（未出现）
不送气清塞音： 帮非 端知 －－－－－－－ 知 见 影
送气清塞音： 滂敷 透彻 －－－－－－－彻 溪
浊塞音： 并奉 定澄 －－－－－－－－澄 群
鼻音： 明微 泥娘 日 疑
边音： 来
闪音（未出现）：
不送气清塞擦音： 精 庄 照
送气清塞擦音： 清 初 穿
浊塞擦音： 从 床 神
清擦音： 心 山 审 晓
浊擦音： 邪 俟 禅 匣（喻三）
半元音： 喻四
隋至中唐的声母和魏晋南北朝完全一致，唯一的变化是到了唐天宝年间，知彻澄三母从用舌尖中发音的端定透三母中分化出来，变为舌面前发音。
隋－中唐时期的韵部：由于第一次民族融合高潮刚刚结束，带来了更多的韵部。这一时期的韵部共有50个。
阴声 入声 阳声
模 沃 冬
鱼候 屋 东
觉 江
歌豪 铎合阖 阳覃寒
麻肴皆 结洽 删咸
废 陌月业 庚元严
肖祭 薛叶 仙盐
微 职物蒸 文
脂 锡质缉 青真侵
隋至中唐韵部分化合并都很多，如歌部分化为歌麻两部，肖部分化为肖豪肴三部，耕部分化为庚青两部，冬部分化为冬江两部。反之，之支脂三部合并为脂部，职得两部合并为职部，得部消失。
隋－中唐时期的声调：仍然是“平上去入”四大调。但是，具体的清浊，阴阳等，由于资料的缺乏，这个研究要留待后来者了。
晚唐－五代音系（836－960）
对这一时期的音韵研究，主要是依据南唐朱 皋羽 的作品中提到的反切。因为他的反切与《唐韵》不符，而《唐韵》的前身是《切韵》，这就证明了，他使用的音韵不同于中唐时期，属于当时的语音。这是很宝贵的语音资料。
晚唐－五代声母：这一时期的声母继承了唐天宝年间发展来的声母，共有声母36个。
和中唐时期声部的区别是：非敷，从邪，床禅合一。而中唐时期的照部分为庄照两部，穿分为初穿两部，审分为山审二部。 并且明微开始分化，出现了唇齿音。
发音部位：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叶 舌面前 舌跟 喉
不送气清塞音： 帮 端 知 见 影
送气清塞音： 滂 透 彻 溪
浊塞音： 并 定 澄 群
鼻音： 明 微 泥 娘 疑
边音： 来
闪音： 日
不送气清塞擦音： 精 庄 照
送气清塞擦音： 清 初 穿
浊塞擦音：
清擦音： 非敷 心 山 审 晓
浊擦音： 奉 从邪 床神禅 匣
半元音： 喻
晚唐－五代韵部：经过民族融合，这一时期的韵部减少为40个。
阴声 入声 阳声
鱼模 屋烛 东钟
歌戈 觉卓 江窗
豪袍 曷末 寒恒
来 合阖 覃谈
麻蛇 药铎 阳唐
肴包 结辖 删山
佳皆 恰狎 咸衔
灰堆 没骨 庚青
魂?
晚唐韵部的最大改变是东冬钟，屋沃烛这三个韵部跟别合并了。晚唐的李涪在其著作《刊误》中说：“（陆）法言平声以东农非韵，以东崇为切，上声以董勇非韵，以董动为切，去声以送种非韵，入声以屋烛非韵，以屋宿为切，何须东冬中终，妄别声律哉？” 他认为陆法言用东冬中终分部是不正确的。确实，在晚唐时期，此三部已经合并。很明显，李涪也犯了个错误，就是没有认识到“世界万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中”，
所以，才去对《切韵》做什么“刊误”。
《切韵》在其成书年代，何误之有？？
晚唐－五代声调：继续继承了“平上去入”四类，但全浊音上声转变为去声。学术界称之为“浊上变去”，古汉语语音开始逐渐清化。至于其他具体的阴阳清浊，则因为资料缺乏，有待后来者。
宋代音系（960－1279）
对宋代音系的研究，主要是根据朱熹的著作《诗集传》，《楚辞集注》等著作中的反切，以及宋词。朱熹虽然是南方人，但是其长期活动于宋廷之中，号称大儒，其著作能在当时就得以广泛流传。而且其反切不同于《切韵》，作为当时宋代语音的代表是可以的，至于宋词，更是无可置疑的。
宋代声韵母都比五代大幅度的减少，而且入声开始模糊， 而出现这种大量简化的原因是什么，学术界尚无定论，但是，受到晚唐－五代时期民族融合的影响是肯定的。例如：全浊声母完全消失，并入其他声母。在下面的声母表可以直观的看到，对比前代，所有的带有“浊”字的发音方式全部消失了。
俗话说“古音重浊”，从宋代开始，由于全浊声母完全消失，汉语语音的“清化”开始大规模进行。直到今天北方方言完全清化，而南方只有客家方言大部分清化和吴方言部分清化。其他南方方言仍然“重浊”，尤其是闽粤语。这就为客家人南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证据。而吴语部分清化，方言学者认为是由于吴语分布地域直接和北方接壤，加上后来南宋朝廷南迁，吴语受到北语影响的原因。可以说，从宋代开始，汉语语音发展进入了“由浊变清”的发展阶段。
宋代声母只有21个。
发音部位：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面前 舌跟 喉
不送气塞音： 帮 端 见
送气塞音： 滂 透 溪
鼻音： 明 微 泥娘 疑
边音： 来
闪音： 日
不送气塞擦音： 精 知澄照床
送气塞擦音： 清 辙
擦音： 非敷奉 心邪 审禅 晓匣
半元音： 影喻
宋代韵部只有32个。
阴声 入声 阳声
鱼模 屋烛 冬钟
歌戈
麻蛇豪包皆来 觉药曷结合洽 江阳寒山覃咸
灰堆 物没 庚生闻魂
肖肴 月薛叶业 元仙严盐
尤候 麦得 蒸登真群
支齐 职质缉习 京青侵寻
资思
宋代声调：宋代声调仍然是“平上去入”四声，但是，－t，－p，－k，这几个入声有逐渐混用的趋势，在宋词中，出现了这几类入声混合压调的情形，这是因为词不同于诗，对押韵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至于是入声混用押韵推动了宋词的发展，还是宋词加剧了入声混用。我个人认为，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部分北方方言和客家方言保留了入声，但是t，p，k，归作一个混合入声[？]，而吴语中， t， p， k，和？都有，正是这一段历史的准确反映。宋代，是后世北方方言中入声逐渐消亡的开端。
元代音系（1279－1368）
元代语音的研究，主要根据周德清《中原音韵》和卓从之《中州音韵》和元曲，在上文方言问题中已经提过，这两人的作品在大都正式刊行，而且元曲的音韵和这两本书完全一致。可见这两本书是极其宝贵的语音学资料。而且，根据史料，北方方言作为一个高度相似的语言共同体被多次提到。可以判定，现代北方方言正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开始与南方方言有非常明显的差异。而在元代之前，南北方言尽管存在，但彼此差异不大。因此，元代音系，仅指北方音系，而同时期南方音系， 因为相对隔绝，除了融入少量南方少数民族语音之外， 发展缓慢，成为现代南方方言的前身。
元代声母：元代声母共有25个，比宋代有所回升，这于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入侵，带来更多声母有直接联系。zi ch sh r 这几个“舌上音”出现了。
发音部位：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前 舌跟
不送气塞音： 帮 端 见
送气塞音： 滂 透 溪
鼻音： 明 泥
边音： 来
闪音： 耳 日
不送气塞擦音： 精 纸 照
送气塞擦音： 清 齿 穿
清擦音： 非 心 史 审 晓
浊擦音： 微
半元音： 吴 喻
元代韵部：元代韵部共有19个，和前代相比，呈持续下降的趋势，其中最明显的是，属于入声的韵部全部消失，这就导致了北方方言继续清化。
阴声 阳声 阳声-m
鱼模 东钟
歌戈 恒欢
家麻肖豪皆来 江阳寒山 监咸
车遮 先天 廉迁
尤候 庚青真文
齐微 侵寻
支思
元代音调：元代音调最明显的是出现了“入派三声”，也就是入声在大幅度的消亡。《中原音韵》和《中州音韵》都直接提到了“入声作平声”，“入声作上声”，“入声作去声”。不过周德清又提到：“入声派平上去三声者，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尔。然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这就引出了学术界的一个争议：一种看法认为，当时入声在北方方言已经大幅度消亡，仅有少数口语仍然保留着。而另一种看法认为入声在当时已经彻底不存在了，是因为当时语音规范仍然是“平上去入”四声，周德清按北方方言写的戏剧严格来说不符合规范。于是周德清在著作中特意写出，作为自己的辩护。
不过，根据学者多方面的拟构，现今留存下来的元代语音资料，确实已经找不到入声的存在的迹象。因此，第二种说法相对可信度比较高。
因此，可以确定，元代北方方言声调只有三个：平声，上声，去声。至于具体阴阳清浊，可以确定的是出现了阴平和阳平之分，但尚不普遍。
而入声基本消失。
另外，元代音韵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儿化音的大量出现，这一点在元曲中就有大量体现。
明清音系（1368－1911）
研究明清时期的音韵，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北方方言已经形成，而且随着人口迁移，逐渐取得了汉语使用人口的大多数地位。因此，明清音韵在这里仅指北方方言。学术界对明清音韵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徐孝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 《康熙字典》内附的《字母切韵要法》，兰茂的《韵略易通》和樊腾凤的《五方元音》。
明清声母：明代共有21个声母，清前期减去[v]母，减少为20个，但到了清后期，又增加j，q ，x，增为23个。这一结论的得出是非常简单的，因为以上提到的韵图，就直接说明了这一点：《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共有21个声母，而《韵略易通》和《五方元音》则只有20个，到了《康熙字典》内附的《字母切韵要法》则变为23个。这也是明清时期音韵研究比较容易的原因，直接的语音资料多。
发音部位：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前 舌跟
不送气塞音： 帮 端 见
送气塞音： 滂 透 溪
鼻音： 明 泥
边音： 来
闪音： 日 见
不送气塞擦音： 精 照 溪
送气塞擦音： 清 穿 群 晓
清擦音： 非 心 审
浊擦音： 微
半元音： 吴 影
与元代相比， 明清声部最明显的变化是喉音声母消失。然后，明代见溪两母是舌跟音，到了清就变为j，q，x的舌面音了。
明清韵部：明清时期共有15个韵部，和元代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以－m结尾的韵部消失了。
阴声 阳声
姑苏
梭波
麻沙招遥 怀来江阳
乜邪
由求 灰堆中东人辰
衣旗
居鱼
支思
明清音调：明清音调中，入声在京津一带完全消失，而且，在上述韵图中，首次明确的提到了平声分阴阳（即清浊），称为“阴平”和“阳平”。但是，《康熙字典》中却还声称汉语声调为“平上去入”四声，十分奇怪。但是，查考更多的当时的文人著作，就明白了。原来“平上去入”长期以来是汉语正统音调规范，尽管当时北方方言基本上入声已经不存在了，不过，由于当时的文人还是清楚“平上去入”这一事实的，加上当时京津方言尚未取得官方语言的地位，北方方言的一些次级方言和南方方言还保留有入声。所以，“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取代“平上去入”四声尚不为当时所承认。所以，《康熙字典》还是以“平上去入”为标准四声。
因此，明清时期北方方言的声调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至于南方方言，基本上和现代南方方言一致，保有入声，限于篇幅，在后面再详细谈南方方言。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北方方言开始被称为“官话”，是由于北方方言占据了使用人口的大多数，到南方地区任职的官员，绝大多数操北方方言，因而被南方人称为“官话”，即“官差之话”之意。而且，清代中期鉴于全国方言复杂，曾有过命令，要求官员，士子这两种人必须学习“京语”（即北京话）。不过清政府从未对“官话”的标准读音做过任何修订。
民国－当代（1911－？）
民国和当代音系研究是基本上无难点的，因为研究这个时期的音韵，根本不需要对照什么韵书，韵图，有大量“声音”可以直接听到。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我国到现代共形成了7大方言（官，吴，粤，闽，客，赣，湘）和3000多种小方言或次级方言。由于官话方言使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1％，因此，研究现代音韵以官话方言为主，而且，由于官话方言还有十多种次级方言，所以以北京音为例。然后，再分别谈南方方言。
现代（官话）声母：以北京话为代表，和清后期一致，共23个。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有兴趣者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布的汉语拼音声母表
现代（官话）韵部：以北京话为代表，比明清时期多了一个车遮部，共16部。具体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布的汉语拼音韵母表现代（官话）声调：以北京话为代表，基本上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调。但是在北方方言的次级方言片中，陕晋方言，江淮方言，和西南方言，山东方言还保留有入声，就在京津地区的张家口，也保留有入声。但是，绝大多数保留入声的方言，保留的都是混合入声[?]。而不是南方方言的－t，－p，－k 。
七：现代汉族方言
官话方言：官话方言（即俗话说的北方方言）分布区域为南通，南京，皖北，湖北武汉，长沙，常德，桂林，柳州，贵州全省，云南全省一线的北面广大地区，占汉族人口的71％。以北京音为代表，但实际上官话方言内部有相当多的次级方言，大部分次级方言相互之间可以部分沟通，小部分则难以沟通，如陕晋方言和其他其他北方方言之间。
但是，也有方言学者认为，陕晋方言（陕北，晋北）与官话方言并不能算同一个语系，可独立成为方言。
吴方言：吴方言广泛分布于淮河以南（南京及周边除外）的江苏，安徽两省南部，上海市，浙江中北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莆田一带。约占汉族人口的8.4％，是第二大汉族方言。吴语主要分南北两大次级方言，北部吴语和南部吴语有一定差异，原因是南部吴语曾经受到闽南语的渗透影响。 有学者认为，南部吴语其实可以作为吴语与闽语之间的一个过渡性方言。南北吴语区沟通有困难。
北部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南部吴语以温州为代表。限于篇幅，只讨论北部吴语。
现代苏州吴语共有27个声母：
发音部位：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面前 舌跟 喉
不送气清塞音： 帮 端 姑 影
送气清塞音： 滂 透 枯
浊塞音： 并 定 狂
鼻音： 明 泥 疑 我
边音： 来
不送气清塞擦音： 精 见
送气清塞擦音： 清 溪
浊塞擦音： 群
清擦音： 非 心 晓 呼
浊擦音： 奉 邪 匣
现代苏州吴语共有19个韵部：
阴声 入声 阳声
姑苏 中东
麻纱 落拓 康庄
白石
泰邪 辣达 相羊
召遥
言前
恒欢
月雪 人辰
尤求
居鱼
衣旗 一七
支思
现代苏州吴语有7个声调： 阴平，阳平，阴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
粤方言：粤方言广泛分布与珠江三角洲至广西中南部的整个西江流域。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粤语并不是“广东话”，在方言学上根本没有“广东话”这一概念。因为广东全省并无统一方言，而且，广东境内粤方言分布地域甚至比闽南方言要小。由于广东的中心，珠三角恰恰是使用粤方言的，而且广东省简称粤，故造成了人们的这一错误提法。实际上，岭南两广古称“百越”，越通粤，“粤”是泛指整个岭南地区（包括两广，海南）。“粤”字特指广东省，只不过是民国时期才逐渐开始的。
粤方言使用人口约占汉族人口的5％。但是，由于海外华人群体大多数使用粤方言，因此，粤方言的影响力很大。粤方言尽管有不少次级方言，但除了广西东南部贵港，玉林一带的勾漏粤语外，其他次级方言基本上可以直接通话。内部差异较小。
粤语统一以广州话为代表，现代广州粤语有20个声母，不过广州话不分l，n，但是绝大多数的粤语次级方言是分的。
发音部位： 双唇 唇齿 舌尖 舌叶 舌跟 舌跟（圆唇） 喉
不送气塞音： 帮 端 见 君 安
送气塞音： 滂 透 溪 群
鼻音： 明 泥 吴
边音： 来
不送气塞擦音： 照
送气塞擦音： 穿
擦音： 审 晓
半元音： 云 喻
现代广州粤语共有49个韵部，是汉语方言中韵部最多的，也是最接近中古汉语韵部音系的方言：
阴声 入声 阳声
姑灰 屋末 东恒
歌模怡 铎曷 唐寒
靴 居 药术 阳淳
麻肴皆 发狎白 耕删覃
候齐 得质缉 庚真侵
遮微
支肖
职薛叶 清先盐
鱼 月 元
现代广州粤语有9个声调： 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中入，阳入。
需要指出的是，粤方言内部差异最大的勾漏粤语，有10个声调。
闽方言：闽方言是至今为止争议较大的分类，方言学者尚无统一意见。闽方言分为闽南，闽北两大方言和其他小方言。相互之间差异极大，无法沟通。但由于使用音系相似，故统一划为闽方言。
闽南方言广泛分布于福建南部漳州，泉州，厦门一带和广东潮州，汕头，海陆丰地区，雷州半岛，海南岛全省，浙江南部，台湾全省，广西涠洲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等。闽南方言在东南亚华侨中使用广泛，有“懂得闽南话，通行东南亚”一说。闽南语如此跨地域的分布，与闽南地区的航海，渔业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闽北方言主要分布于闽北福州一带。福建其他地区除部分客家方言岛和莆田吴方言外，基本为其他闽语小方言。
闽南闽北方言由于差异较大，学术界一直有将闽语分别定义的呼声，但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闽南语以厦门话为代表，闽北话以福州为代表。限于篇幅，只列举闽南话。
现代厦门闽南语共有18个声母：
发音部位： 双唇 舌尖前 舌尖中 舌跟 喉
不送气清塞音： 帮 端 见 影
送气清塞音： 滂 透 溪
浊塞音： 明 疑
鼻音： 毛 泥 午
边音： 来
不送气清塞擦音： 精
送气清塞擦音： 清
浊塞擦音： 日
擦音： 心 晓
现代厦门闽南语共有27个韵部：
阴声 入声 阳声
鱼 衡 魂
歌
模 铎 唐奴
麻肴 觉曷合 江寒谈熬
齐
脂 昔质缉 清真青泥
现代厦门闽南语的声调有7个：阴平，阳平，阴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其浊上变去的程度与苏州话相近。不过，苏州话的入声只有一个混合入声[?]，而厦门话的入声－k，－t，－p都有，和切韵一致。
客家方言：客家方言分布很散，主要分布在广东东部梅州，广西东南博白，江西南部赣州，福建西部龙岩，台湾的苗栗，新竹，桃园一带，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都有若干方言岛。
客家方言与赣方言有很大的相似性，但相互沟通有一定困难，学术界有将客家方言和赣方言合并定义的提法，但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客家方言分布如此分散，但又高度一致，必然具有共同的来源。学术界的结论是历史上南迁汉人形成了客家方言，但具体南迁时间，尚无统一意见。
客家方言以广东梅州话为代表，共有18个声母：
发音部位：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面 舌跟 喉
不送气塞音： 帮 端 见
送气塞音： 滂 透 溪
鼻音： 明 泥 日 吴
边音： 来
不送气塞擦音： 精
送气塞擦音： 清
擦音： 非 心 晓
半元音： 文 喻
现代梅州客家话有37个韵部：
阴声 入声 阳声
模 屋物 东文
歌怡 铎曷 唐寒
麻豪泰 麦结曷 庚删谈
鸡候 薛涩 先森
质执 真深
衣尤 昔缉 欣侵
思
现代梅州客家话共有6个声调： 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阳入。
湘方言：湘方言分为新湘语和老湘语两大次级方言，两大湘语相互沟通有一定的困难。由于湖南省一直是北方进入西南，东南，岭南的交通枢纽，因此历史上人口迁移十分频繁，造成今日湖南省内方言分布极其复杂。
老湘语分布于湖南南部衡阳，永州和广西东北兴安，全州，灌阳，资源等地区，由于老湘语许多底层词汇与吴语相近，故学术界有“吴湘一体”一说，吴语和湘语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分化开的，然后随着赣客方言南下，吴语和湘语的使用地域被彻底隔开。
新湘话则分布于湖南中部长沙，湘潭，韶山一带，是老湘语受到北方方言影响的产物。而湖南北部和西部常德一带，使用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北方方言的一支），湖南东部属于赣方言，需要指出的是，赣方言是湖南的第二大方言，仅次于新湘语。
赣方言：赣方言的分布地域为安徽西南，湖北东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部。而江西东部则被吴方言占据。
赣方言内部互懂度很高，内部交流顺畅。由于赣方言和客家方言有很大的相似性，尽管沟通仍有一定困难，但学术界对“赣客同源”是基本同意的。因此，也有学者提出要将赣客两种方言统一定义。
赣方言约占汉族使用人口的2.4％。
赣方言音系参照上文客家方言
其他小方言：
疍家方言：疍家方言普遍分布于浙江至广西的广大沿海，而且全是船户渔民，其语言具有高度相似性。故应该具有统一来源，学术界尚无定论。有一种说法是疍家人的祖先为东吴遗民。
平话：平话的分布区域为广西西部，和壮族语言分布区域混合。由于史籍可以证明广西境内的桂柳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即北方方言的一支）和粤方言都是由于人口迁移从外省迁入的“外来语”。由此可见，平话极有可能是广西最早的汉语方言。
人文通史 中国古代通缉令
现代“通缉令”是由公安部门发布的通缉在逃人员的命令。对于在逃人员的追捕，“通缉令”往往是一道催命符。实际上，在古代中国就有相当完备的通缉令。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吴国名将伍子胥被裹入一场政治斗争，楚平王为了追杀伍子胥，命人制作了他的画像，张贴到全国各地， 并悬赏捉拿。这张伍子胥的画像，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着名通缉。
最早的通缉令针对妇女 “家天下”产生了通缉令
1973到1974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甘肃肩水金关旧址出土的两万余枚“居延汉简”中，发现一件《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的简册，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通缉令”。
一个叫做“外人”的妇女
《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是由朝廷丞相与御史府共同签署的文件，记述了汉宣帝(刘询)甘露二年(公元前五十二年)，张掖郡地方执行朝廷通缉在逃要犯命令的情况。
这个被通缉的人，是一个与广陵王刘胥“诅祝案”有牵连的一个名字叫做“外人”的妇女。
刘胥为汉武帝(刘彻)的第四子，因不满汉昭帝(刘弗陵)、汉宣帝入继大统，便利用女巫李女须多次搞“诅祝”活动，祈求鬼神加祸于宣帝。公元前五十四年，诅祝阴谋活动被人揭发，刘胥被迫自杀。
通缉余党
此事被朝廷视为要案，于是大力搜查余党，曾参与此事而畏罪潜逃的“外人”，便成了通缉的对象。“通缉令”的前半部分介绍了通缉犯的姓名、性别、形貌等基本情况，并责令郡守“严教属县官令以下啬夫(乡官，职掌听讼、收取赋税)、吏正、父老”，详加侦察询问。
后半部分记载了通缉令在张掖郡居延地区层层下移的情况，最后下移至肩水金关。肩水金关，是一座汉代烽塞关城，旧址位于今甘肃省金塔县境内的额济纳河上。
本简册之原件，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内，足可证信。
用来镇压奴隶
在夏启之时，由于开始了由“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的专政制度的改变，开始了集权制，颁布了一系列的专属法令来约束奴隶，和保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从此产生了通缉令，由于那时的奴隶都有自己的记号所以很容易找到，但是这条制度就此一直存在下来了。
在奴隶社会，逃亡是奴隶反抗奴隶主的主要方式之一，通缉是奴隶主镇压奴隶反抗、维护其阶级统治的工具。作为一种财富，奴隶逃亡就意味着奴隶主财产的丧失。
为挽回这种经济损失，在周代出现了最早的捕亡律，周代的捕亡条款主要用于维护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周文王时，针对奴隶逃亡现象，采取措施大规模清查，追捕逃亡奴隶交还原主。
王朝更迭，通缉令却从未断绝
中国古代明确以法定形式鼓励民众积极配合侦查活动，并明文规定不同情况的相应奖赏标准，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第 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其中“捕法”就是专门规定对盗贼进行追捕的篇章。战国时期和春秋时期一样，也以悬赏奖励的方式，鼓励民众积极告发犯罪， 捕获罪犯，杀敌立功。以秦国为例，自商鞅变法开始，即以法规的形式，对此作了详尽规定。
古代还是有清官
三国时期，开始逐步推行侦查的区域协作制度。据《折狱龟鉴》中所述，后魏宋世良为清河太守时，阳平郡移掩劫盗三十余人。“世良讯其情状，惟送十二人，余皆放之。阳平太守怒曰‘辄放吾贼！’及推问，送者皆实，放者皆非，始叹服焉。按：他郡移掩劫盗，虽或诬引，咎不在我。据名缚送，斯亦可矣。世良乃复讯其情状，实者送之，非者放之，是哀矜审谨之至也。”
从这段记载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后魏时期侦查破案的相互协作机制，当甲地列具盗贼名单，要求乙地配合拘捕移送时，乙地应当予以办理；二是古代良吏在办案过程中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
当接到阳平郡要求逮捕移送三十余人的公文后，清河太守宋世良完全可以按名册办理，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但是宋世良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认真细致地“讯其情状”，查明事实真相，只送去十二人，虽然这样做不仅自找麻烦，而且弄得不好还会承担因此而带来的法律后果，尽管如此，宋世良还是这样做了。阳平太守由 愤怒转而佩服，充分说明了一条，那就是不管在何地、也不管何人办案，只有一个目的——还事实以本来面目。
唐代的人脸识别
人体识别技术的发展，为唐代通缉通报措施的运用提供了有利条件。遇有逃犯时，官府便开具“海捕文书”，四处“张挂榜文”，上面除了写有逃犯的姓名、年龄、籍贯和体貌特征外，往往还配有逃犯的画像，即“画影图形”，以便官民辨识和缉捕。
这一时期的《唐律疏议·捕亡律》是集战国以来封建统治者追捕逃亡者经验之大成，其内容包括追捕者和罪犯看守者的法律责任和对各类逃亡者的刑罚处罚。
宋代通缉制度的规范化建设较前朝也有了更大进步。宋真宗继位后诏令：“明揭赏典，募人纠告。”意思是，把奖赏的法令向世人公布，号召大家检举揭发犯罪。而且宋代悬赏的赏格也比较高，据《续资治通鉴》记载：“诏天下有能告杀人者，赏钱五万。”意思是，告诉全国如有人能检举、告发杀人犯的，给予五万钱奖赏。
犯人财产都给充赏
明初强调“重典治乱世”的治国方略，这直接影响到明朝刑事政策的变化，同时也对统治阶级的刑罚适用原则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明代法律规定了奖赏举报的条文，规定：“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及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有能捕获者，民授以民官，军授以军 职，仍将犯人财产全给充赏。”意思是，凡是意图推翻皇权，企图破坏祭祀场所、皇帝的陵墓和帝王居住宫殿的人，如果有人能抓获，是庶民的，授以主持民政的官位，是士兵的，在军队中授以职务，并将被抓获人的财产全部奖赏给抓获人。
清代发生案件以后，如果案犯在逃，官府即向有关地区发布“逃牌”，各地官府根据逃犯的名牌，认真布控并仔细甄别，以缉获在逃案犯。据 《办案要略》记载：“疑难之案若无真正凶犯切实供据只可详报缉凶俟访获明确再行审办”；“盗案验勘审供之后一面缉贼一面通报”。意思是，遇到疑难的案件， 查不出真正的凶犯，要确实按照查明的案情，缉捕人犯，并且将案情通报，待查明案情后再行审理：盗窃案件现场勘查、访问以后，一边派人抓捕，一边通报案情。
那些诡异的通缉令 朝廷都爱追捕
古代的缉捕其实是颇有成效，画像虽不如照片但是终究有几分像的，而论交通能力，那些犯人怎么比得上能动用官方驿站的捕快们。古代对于缉捕有详细的规定，捕 快的一大主要责任便是将逃犯追捕归案，甚至可以长期追踪流窜犯的，假若追捕不利，还要受到一定的责罚。甚至假如在追捕过程中无法逮捕犯人而遇到有携带武器 的路人，可以要求路人协同追捕犯人，假如路人有能力帮忙还没有帮忙，可以予以刑罚。此外，便是我们常在小说中见到的悬赏追捕犯人，有以追捕犯人追赃的部分 作为赏金的，也有直接朝廷予以赏金的，这类悬赏花红在近现代也依然存在。
古代通缉令中的官价和暗花
所谓的官价指的明码标价的悬赏金额，相当于现在公安为破案写明的举报奖励差不多；而暗花是指无法让外人知道的悬赏金额，主要是针对特定举报人群进行的，一般相当于请江湖人士举报，暗花的金额要比官价得高出许多。
玄奘曾被唐朝政府通缉
小说《西游记》中记载的唐朝玄奘和尚和历史上事实很有区别。由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大唐西域记》和《玄奘传记》中明确，唐朝有一项规定，禁止国民出关。
玄奘为了求得真经，发扬佛法，私自西行印度。他因为违背了朝廷禁令，沿路关卡到处都有追捕他的通缉令，最后，不得不用绝食的方法说服高昌王允许他继续西行。
朱元璋遭遇元朝“海捕”
元明清时期，通缉令的使用更加广泛。通缉令的制作主体也越来越扩大化，由最初的中央司法机关的制作逐步放大到地方政府，所采用的方式，大部分也是“画影图形”。
元朝末年，战火连天，朱元璋起兵造反。在朱元璋造反之前，他就曾受到元朝通缉，元朝统治区域内几乎每个村落，都张贴着画有朱元璋头型和简单“犯罪”事实的“通缉令”，朱元璋无可藏身，最后被迫继续流落在皇觉寺为僧。
朱元璋造反之后，元朝政府更是采用了极端的通缉方式，他们制作了以朱元璋为首的“叛逆者”画像，只要见到类似于画像上的人，人人可以诛之。
清朝“文字狱”尽用通缉方式
清朝大兴“文字狱”之时，清政府为了“斩草除根”，往往将已经潜逃的罪犯直系亲属，由着名画师根据被捉拿的当事人的描述，制作成逼真的影像，张贴到全国各地，并以高额的悬赏金作为诱惑。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僚为了打击异己，也采用上述方式。
在整个清朝， 160余起文字狱案中, 乾隆时期就有130余起, 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之多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乾隆撤查禁书的方式是，将地方官员举报上来的禁书作者，或刊载于 报刊颁行天下，“以为通缉所用”，或令地方官员制作“通缉目录”，张贴到禁书作者可能出现的地方，大肆进行搜捕。
《红楼梦》被作为禁书后，因为曹雪芹已经亡故，乾隆政府将刊印、手撰、收藏的所有人都作为了通缉对象，清朝刑部制作“檄文”，就像对待战犯一样全国缉拿。
人文通史 中国古代建筑
简介
世界文明古国、巍然屹立在东亚大陆的伟大国家中国，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占世界总数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五十六个民族和超过三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建筑艺术就是整体中华文明之树中特别美丽的一枝。
目录 l1 一砖一瓦皆说法中国建筑的文化特征
建筑的声音
建筑与等级
各朝代建筑与颜色
重自然的建筑风水
建筑背后的数字 l2 建筑中的古道传承重视人与自然的楼阁与塔
陵墓建筑中的儒家内涵
中国传统园林建筑与儒、道、禅思想传承
儒家思想在宗都性建筑中的映射 l3 一宫一城含古韵——特色建筑民族纪念碑：长城
宫城建筑：紫禁城
陵墓建筑明十三陵
皇家园林颐和园
江南私家园林
坛庙珍品：天坛
最古老的石拱桥 l4 建筑小品 吻兽
中国古牌坊
门窗装饰
影壁
门墩（l5）
民间古建筑木雕艺术与茶馆文化的结合 （l5）l6 建筑中的古道传承——各地民居北方四合院
南方天井民居
浙江"十三间头"
南方自由式民居
西北窑洞民居
客家土楼 l7 少数民族建筑维吾尔族建筑艺术
藏传佛教建筑艺术
傣族建筑
侗族建筑
物品器具 古玉欣赏之石器时代
玉兽面纹圭 玉兽面纹圭，长21.8cm，宽5.5cm，厚0.9cm。 玉料表面经染色呈漆黑色，器身扁而长，一端略宽，有刃，另一端有一孔。圭两面皆有纹饰，一面中部为阴线兽面纹，兽面的上、下方分别饰阴线绳纹及成组的凸线，另一面的主体纹饰同前一面大体相同，下方有一组凸线构成的变形兽面纹。目前为止，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有类似凸线纹饰的玉圭，对这件玉圭的制造年代，学者多有推测，一些学者认为，玉圭应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作品。
玉鹰攫人首佩 玉鹰攫人首佩，长9.1cm，宽5.2cm，厚2.9cm。 佩玉料呈青黄色，局部有褐色斑，片状，边缘略薄，两面图案相同。作品上部为一只展翅之鹰，鹰头侧转，双爪下垂各抓一人首。作品为镂雕，鹰身上的一些装饰纹用凸起的线条组成，这些工艺同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工艺类似。 同样题材的镂雕玉器在上海博物馆及天津艺术博物馆都有收藏，带有类似的鹰鸟纹图案的玉圭在一些博物馆也有收藏，有的学者推测这些作品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造。此佩图案较复杂，鹰翅上端与人首间装饰的含义尚不明确，作品表现的可能是远古时期的氏族图腾，鹰是氏族的徽号，而鹰爪抓的应是战败的敌人之首级。
玉花斑弧刃斧 玉花斑弧刃斧，新石器时代含山文化，长23.7cm，宽8.7cm。 此玉斧玉料呈青灰色并有较多的自然纹理而形成暗花。斧为长条形，略扁，刃部呈前凸的弧状，斧顶略窄，近顶部有一圆孔。 此玉斧于1987年在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的m4号墓葬出土。墓葬中有大量的随葬玉器，其中包含许多精品，如玉勺、玉龟甲、玉刻图板等，并有大量玉斧。由此推测，墓主人是地位显赫的人物，所葬玉斧既象征权力，又标志着财产的丰厚。此件玉斧是随葬玉斧中制作最精致的一件，斧的刃部锋利，有一定的厚度和重量，具有实用性。其玉材虽因埋葬时间久远而发生了颜色的变化，但仍不失华丽的本色。斧的表面光滑，磨制精细，顶部略糙，可知顶部原嵌于木柄中因而未将其磨光。此件作品显示出玉斧由实用工具向礼仪用器的转化。 玉刻图长方形板 玉刻图长方形板，新石器时代含山文化，长11.4cm，宽8.3cm，厚0.7cm。 玉板片状，中部微隆起，边缘呈阶状凹下。玉板表面饰有阴线琢出的环形图案及放射形的箭头状图案。 此玉板于1987年在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出土时夹于玉制的龟背甲及腹甲之间，表明它是占卜的工具。对于图案所表现的内容，学者们有多种解释，或认为是上古之时的河图、洛书，或认为是文字产生前的八卦图像，或认为另有含义。总之，其文化内涵极其深刻，尚需作深入的探讨。
玉立人 玉立人，高9.6cm，肩宽2.3cm，厚0.8cm。新石器时代含山文化。 玉料因受沁呈鸡骨白色。玉人作立状，方头，以阴线方格纹刻划出冠，大眼，三角形鼻，大嘴，唇上有须，两耳垂处各有一圆形钻孔。双臂贴胸而抱，十指分开，腕部有阴刻衣纹。束腰上雕出斜纹带饰。双腿间有缝隙，雕出脚趾。 此玉人比例匀称，雕刻刀法简练，展示出古人部分服饰的简貌，也反映了江淮地区史前时期匠人们的雕刻技能，为迄今所见新石器时代最完整的直立玉人。有人称此时期为含山文化时期。含山文化，1987年发现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它晚于同一地域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而应早于良渚文化，与同一地区的薛家岗文化相当，是中国早期玉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