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宋代抗金英雄——文天祥_人文通史宋代抗金名臣——李纲

2023-08-01 23:13:55 作者：蓝色激浪

人文通史宋代抗金英雄——文天祥

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初名云孙，字宋瑞，一字履善。自号文山、浮休道人。江西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人，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状元及第，官至右丞相，封信国公。于五坡岭兵败被俘，宁死不降。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二月初九，在柴市从容就义。着有《文山诗集》、《指南录》、《指南后录》、《正气歌》等。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浮休道人。选中贡士后，换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美如玉，眉清目秀，观物炯炯有神。在孩提时，看见学宫中所祭祀的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的画像，谥号都为“忠”，即为此高兴，羡慕不已。说：“如果不成为其中的一员，【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他二十岁即考取进士，在集英殿答对论策。当时宋理宗在位已很久，治理政事渐渐怠惰，文天祥以法天不息为题议论策对，其文章有一万多字，没有写草稿，一气写完。宋理宗皇帝亲自选拔他为第一名。考官王应麟上奏说：“这个试卷以古代的事情作为借鉴，忠心肝胆好似铁石，我以为能得到这样的人才可喜可贺。”宝佑四年（1256年）中状元后再改字宋瑞。不久，他父亲逝世，回家守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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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庆初年（公元1259年），元朝的军队侵伐宋朝，宦官董宋臣对皇上说要迁都，没有人敢议论说这是错的。文天祥当时入朝任命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请求斩杀董宋臣，以统一人心”。因不被采纳，就自己请免职回乡。后来逐渐升官至刑部侍郎。董宋臣又升为都知，文天祥再次上书一一列举他的罪行，也没有回音。因此出外任瑞州知州，改迁江南西路提刑，升任尚书左司郎官，多次遭台官议论罢职。担任军器监并兼任代理直学士院。贾似道称说有病，请求退休，用以要挟皇上，诏令没应允。文天祥起草制诰，所写文字都是讽刺贾似道的。当时起草圣旨诰命的内制沿袭要呈文稿审查，文天祥没有写，贾似道不高兴，命令台臣张志立奏劾罢免他。文天祥已经几次被斥责，援引钱若水的例子退休，当时他三十七岁。

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起用为荆湖南路提刑。因此见到了原来的宰相江万里。江万里平素就对文天祥的志向、气节感到惊奇，同他谈到国事，神色忧伤地说：“我老了，观察天时人事应当有变化，我看到的人很多，担任治理国家的责任，不就是在你吗？望你努力。”

率军勤王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文天祥被委任为赣州（今江西境内）知州。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长江上游告急，诏令天下勤王。文天祥捧着诏书流涕哭泣，派陈继周率领郡里的英雄好汉，同时联络溪峒蛮，派方兴召集吉州的士兵，各英雄豪杰群起响应，聚集兵众万人。此事报到朝廷，命令他以江南西路提刑安抚使的名义率军入卫京师。他的朋友制止他说：“现在元兵分三路南下进攻，攻破京城市郊，进迫内地，你以乌合之众万余人赴京入卫，这与驱赶群羊同猛虎相斗没有什么差别。”文天祥答道：“我也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国家抚养培育臣民百姓三百多年，一旦有危急，征集天下的兵丁，没有一人一骑入卫京师，我为此感到深深地遗憾。所以不自量力，而以身殉国，希望天下忠臣义士将会有听说此事后而奋起的。依靠仁义取胜就可以自立，依靠人多就可以促成事业成功，如果按此而行，那么国家就有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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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性格豁达豪爽，平生衣食丰厚，声伎满堂。到这时，痛心地自己贬损责罚自己，把家里的资产全部作为军费。每当与宾客、僚属谈到国家时事，就痛哭流涕，抚案说道：“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的人，也忧虑别人忧虑的事情，以别人的衣食为衣食来源的人，应为别人的事而至死不辞。”

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八月，文天祥率兵到临安，担任平江府知府。当时因为丞相陈宜中没有返回朝廷，所以没有受到派遣。十月，陈宜中至，于是派遣去任职。朝议中刚刚擢升吕师孟为兵部尚书，封吕文德为和义郡王，想以此寻求和好。吕师孟更加傲慢骄横、放肆。

苦战东南

文天祥辞别天子，上疏说：“朝廷姑息、牵制的意向很多，奋发、果断处事的例子很少，请求处斩师孟作为战事祭祀，用以鼓舞将士们的士气。”又说：“宋代接受五代分裂割据的教训，削除藩镇，建立郡县城邑，虽然一时完全革除了尾大不掉的弊端，但是国家因此渐趋削弱。所以到一州就攻破一州，到一县就攻破一县，中原沦陷，悔恨、痛心哪里还来得及。现在应当划分天下为四镇，设置都督来作为它的统帅。把广南西路合并于荆湖南路，在长沙建立治所；把广南东路合并于江南西路，在隆兴建立治所；把福建路合并于江南东路，在番阳建立治所；把淮南西路合并于淮南东路，在扬州建立治所。责令长沙攻取鄂州，隆兴攻取蕲州、黄州，番阳攻取江东，扬州攻取两淮，使他们所辖的地区范围广、力量强，足以抵抗敌兵。约定日期，一齐奋起，只前进，不后退，夜以继日，图谋复地，敌兵兵力众多，但力量分散，疲于奔命，而我宋朝民众中的英雄豪杰，于其中等待机会攻敌，这样的话，敌兵就容易被打退了。”当时朝议以文天祥的议论是疏阔，难以实行，因此，他的上书没有结果。

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十月，文天祥到平江，元兵已从金陵出发进入常州。文天祥派遣他的将帅朱华、尹玉、麻士龙与张全援助常州，行到虞桥，麻士龙战死，朱华率领广南军队，战于五牧，被打败，尹玉也打败了，争相渡水，扒张全军中的渡船，张全的士兵斩断他们的手指，都淹死了，尹玉率领残兵五百人夜间发起战斗，到第二天早晨都战死了。张全不发一箭，逃跑退却了。元兵攻入常州，占领了独松关。陈宜中、留梦炎召令文天祥，弃守平江，退守余杭。

出使元营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文天祥担任临安知府。不多久，宋朝投降，陈宜中、张世杰都走了。朝廷继续任命文天祥为枢密使。不久，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作为使臣到元军中讲和谈判，与元朝丞相伯颜在皋亭山针锋相对争论。伯颜发怒拘捕了他，同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知枢密院事谢堂、签枢密院事家铉翁、同签枢密院事刘祒，向北至镇江。文天祥与他的侍客杜浒等十二人，于夜间逃入真州。苗再成出来迎接他，高兴得流着眼泪说：“两淮的士兵足可以兴复宋朝，只是二制置使有些矛盾，不能同心协力。”文天祥问道：“这个计谋是从哪里来的呢？”苗再成回答说：“现在先约淮西兵赶赴建康，他们必然全力以防御我们淮西的士兵。指挥东面各将帅，以通州、泰州兵攻打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打杨子桥，以扬州兵攻打瓜步，我率领水军直捣镇江，同一天大举出兵。湾头、杨子桥都是沿长江的脆弱之军，又日夜希望我们军队攻来，攻打他们，定会很快取胜。一齐从三个方向进攻瓜步，我自己率兵从长江水面中以较少的士兵佯攻，虽然有智慧的人也不能预料到这一点。瓜步攻下后，以东面的军队入攻京口，西面的士兵入攻金陵，威胁浙江的后退之路，那么元军的大帅就可以生擒了。”文天祥对此大加赞扬，随即写信送两个制置使，派遣使者四面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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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没有到的时候，扬州有逃跑归来的士兵说：“朝廷秘密派遣一丞相进入真州劝说投降来了。”李庭芝信以为真，认为文天祥劝降来了。派苗再成迅速杀掉文天祥。苗再成不忍心杀他，欺哄文天祥到相城垒外，把制司的文书给他看，把他关在门外。好久以后，又派两批人分别去窥测证实天祥是否是来劝降的，如果是劝降的就杀了他。两批人分别与天祥谈话后，证实其忠义，都不忍心杀他，派士兵二十人沿路护送至扬州，四更鼓响时抵达城下，听等候开城门的人谈，制置司下令防备文天祥很严密，文天祥与随从听说后相互吐舌，于是向东入海道，遇元兵，躲入四围土墙中得以免祸。然而，因为饥饿而走不动路，于是向樵夫们讨得了一些剩饭残羹。走至板桥，元兵又来了，众人跑入竹林中隐伏，元兵进入竹林搜索，抓住杜浒、金应带走了。虞候张庆眼睛被射中了一箭，身上两度挨箭，文天祥两次都未被发现，得以脱身。杜浒、金应拿出身上的金银送给元军，才被放回，雇募二个樵夫抬着坐在箩筐里的文天祥到高邮，泛海坐船至温州。

领兵抗元

文天祥听说益王未立，于是上表劝请即帝位，以观文殿学士、侍读的官职召至福州，拜右丞相。不久与陈宜中等人议论意见不统一。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七月，于是以同都督职出任江南西路，准备上任，召集士兵进入汀州。十月，派遣参谋赵时赏，咨议赵孟溁率领一支军队攻取宁都，参赞吴浚率一支军队攻取雩都，刘洙、萧明哲、陈子敬都从江西起兵来与他会合。邹洬以招谕副使在宁都召聚兵众，元兵攻打他们，邹洬兵败，同起事率兵的人刘钦、鞠华叔、颜师立、颜起岩都死了。武冈教授罗开礼，起兵收复了永丰县，不久兵败被俘，死于狱中。文天祥听说罗开礼死了，穿起丧服，痛哭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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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正月，元兵攻入汀州，文天祥于是迁移漳州，请求入卫朝廷。赵时赏、赵孟溁也率兵归来，唯独吴浚的士兵没有到。不久，吴浚降元，来游说文天祥。文天祥派人缚起吴浚，把他吊死了。四月，进入梅州，都统王福、钱汉英专横跋扈，被处斩了。五月，迁出江南西路，进入会昌。六月，进入兴国县。七月，遣参谋张汴、监军赵时赏、赵孟溁荣等率大军进逼赣城，邹洬率领赣州各县的军队攻取永丰，他的副官黎贵达率领吉州各县的士兵攻取泰和。吉州八县克复了一半，仅剩赣州没有攻下。临洪各郡，都送钱劳军。潭州赵璠、张虎、张唐、熊桂、刘斗元、吴希奭、陈子全、王梦应在邵州、永州等地起兵，克复数县，抚州何时等人起兵响应文天祥。分宁、武宁、建昌三县豪杰，都派人到军中接受调遣参战。

元军江南西路宣慰使李恒派遣士兵入援赣州，而自己率兵在兴国进攻文天祥的据点。文天祥没有预料到李恒的兵突然攻至兴国，于是率兵撤退，靠近永丰的邹洬。邹洬的军队已在他的前面溃败，李恒于是穷追文天祥至方石岭。巩信坚守拒战，身中数箭，死了。到达空坑，士兵都被打败溃散，文天祥的妻妾子女都被抓住。赵时赏坐在轿子中，后面的元兵讯问他是谁，赵时赏说“我姓文”，众兵以为是文天祥，活捉了他返回军营，文天祥因此得以逃脱。

彭震龙、张汴等死于军中，缪朝宗自己上吊死了。吴文炳、林栋、刘洙都被抓住带回隆兴。赵时赏怒骂不屈服，有的多次被抓来的，往往很快放掉，说：“小小的签厅官，抓来有什么用呢？”因此得以逃脱的人很多。到行刑的时候，刘洙多次辩解，赵时赏呵斥他说：“死了算了，何必这样呢？”于是林栋、吴文炳、萧敬夫、萧焘夫都不能免难。

战败被俘

文天祥召集残兵奔赴循州，驻扎于南岭。黎贵达暗中阴谋投降，被抓住杀了。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三月，文天祥进驻丽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死了，卫王继承王位。文天祥上表自责，请求入朝，没有获准。八月，加封文天祥少保、信国公。军中瘟疫又流行，士兵死了几百人。文天祥唯一的一个儿子和他的母亲都死了。十一月，进驻潮阳县。潮州盗贼陈懿、刘兴多次叛附无常，为潮阳人一大祸害。文天祥赶走了陈懿，抓住刘兴，杀了他。十二月，赶赴南岭，邹洬、刘子俊又从江西起兵而来，再次攻伐陈懿的党羽，陈懿于是暗中勾结张弘范，帮助、引导元军逼攻潮阳。文天祥正在五坡岭吃饭，张弘范的军队突然出现，众士兵随从措手不及，都埋头躲在荒草中。文天祥匆忙逃走，被元军千户王惟义抓住。文天祥吞食脑子（即龙脑），没有死。邹洬自刎颈项，众士兵扶着他至南岭才死。僚属士卒得以从空坑逃脱的人，至此时刘子俊、陈龙复、萧明哲、萧资都死了，杜浒被抓住，忧愤而死。仅有赵孟溁逃脱，张唐、熊桂、吴希奭、陈子全兵败被活捉，都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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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被押至潮阳，见张弘范时，左右官员都命他行跪拜之礼，没有拜，张弘范于是以宾客的礼节接见他，同他一起入厓山，要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卫父母，还教别人叛离父母，可以吗？”因多次强迫索要书信，于是，写了《过零丁洋》诗给他们。这首诗的尾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笑着收藏它。厓山战败后，元军中置酒宴犒军，张弘范说：“丞相的忠心孝义都尽到了，若能改变态度像侍奉宋朝那样侍奉大元皇上，将不会失去宰相的位置。”文天祥眼泪扑簌簌地说：“国亡不能救，作为臣子，死有余罪，怎敢怀有二心苟且偷生呢？”张弘范感其仁义，派人护送文天祥到京师。

从容殉国

文天祥在路上，八天没有吃饭，没有死，才又吃饭。到达燕京，馆舍侍员殷勤、陈设奢豪，文天祥没有入睡，坐待天亮。于是移送兵马司，令士卒监守他。当时忽必烈多次搜求有才能的南宋官员，王积翁说：“南宋人中没有谁比得上文天祥的。”于是派遣王积翁去传达圣旨，文天祥说：“国家亡了，我只能一死报国。倘若因为宽赦，能以道士回归故乡，他日以世俗之外的身份作为顾问，还可以。假如立即给以高官，不仅亡国的大夫不可以此求生存，而且把自己平生的全部抱负抛弃，那么任用我有什么用呢？”王积翁想与宋官谢昌元等十人一起请释放文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同意，说：“文天祥放出后，又在江南号召抗元，置我十人于何地？”此事于是作罢。文天祥在燕京共三年，忽必烈知道文天祥始终不屈，同宰相议论放了他，遇上有人以文天祥起兵江南西路的事为借口，结果没有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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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福建有一僧人说土星冒犯帝坐星，怀疑有变乱。不久，中山有一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想救出文天祥。京城也有未署名的书信，说某日火烧蓑城苇，率领两侧翼的士兵作乱，丞相就没有忧虑了。当时大盗刚刚暗杀了元朝左丞相阿合马，于是命令撤除城苇，迁徙瀛国公及宋宗室到开平，元朝廷怀疑信上说的丞相就是文天祥。

元廷召见文天祥告谕说：“你有什么愿望？”文天祥回答说：“天祥深受宋朝的恩德，身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愿赐我一死就满足了。”然而忽必烈还不忍心，急忙挥手要他退去。有的说应该答应文天祥的要求，诏令可以。不一会儿又下诏加以阻止，文天祥已死了。文天祥临上刑场时特别从容不迫，对狱中吏卒说：“我的事完了。”向南跪拜后被处死。几天以后，他的妻子欧阳氏收拾他的尸体，面部如活的一样，终年四十七岁。他的衣服中有赞文说：“孔子说成仁，孟子说取义，只有忠义至尽，仁也就做到了。读圣贤的书，所学习的是什么呢？自今以后，可算是问心无愧了。”

文学成就

文天祥给人民留下的精神财富是丰富的。虽然他在文学研究上除了《御试策—道》这篇哲学专着外，再无其它专题研究或专着，这是由于当是的环境不允许他坐下来进行专题研究所致，除对策、封事等外，他在百忙中不却友人之所托，写了大量的文稿，其中包括序言、墓志铭，寿序、赞、颂、祝辞、书、启、跋等各种不同形式的文体。此外，诗、词最多，除了《指南录》和《指南后录》和《吟啸集》外，还有《集杜诗》200首以及《十八拍》和少量的词等。这是最有价值的着作，称之为史诗。此外还有在抗元前的部分诗稿。

文天祥在文学创作尤其是对诗词的创作上，有两个显着特色，这两个特色即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所谓前期指的是赣州奉诏勤王开始至夜走真州这个阶段。当时虽然南宋小朝廷处于多难之秋，朝内执政者又是昏庸利禄之辈，但文天祥自己积聚了兵丁，他们是自己“乃裹饿粮”来到军营中的，是一支爱憎分明，具有战斗力的队伍。因此在文天祥的心目中，复兴南宋和收复失地有望，这一时期写的诗歌的特点是清新、明快、豪放，感情特别丰富，浓郁，常以饱满的战斗精神勉励自己，使人读之如饮郁香的葡萄美酒，沁人肺腑。如《赴阙》一诗。从这些诗章中可以看出文天祥的眼里似乎已经看到前途已呈现光明，复兴有望。后来李庭芝暗示苗再成要将文天祥杀掉，以绝后顾之忧。苗再成通过与文天祥共议复兴大志，觉得李的说法不妥，但又不敢明目张胆违抗，便设“看城子”之计，将文天祥引出城外，然后拒而不纳。文天祥再一次受挫。但他并未气馁，而是斗志昂扬接新的战斗。他写了《高沙道中》这首长诗，运用了平易流畅的散文化的语言，按照时间顺序，周详而不零碎地将他出真州城后身历险境的经过和盘托出，使人读之如身临其境。全诗每句五言，隔句押韵，长达80多韵，一韵到底。读后大有浑灏流转的感觉，难怪后人读此诗后，觉得可与杜甫写的《北征》相媲美。这段时间，文天祥写的诗篇较多，内容大都振奋人心，可以说是两个特色时期的中间时期，亦即过渡时期。

到了福安之后，情况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皇帝仍被陈宜中等人把持。虽然文天祥由行朝给了官职，但是不允许在行朝工作，连要求开府于永嘉（温州）也不允许，最后决定让其开府于南剑（福建南平县），不久已移开府于汀州再至漳州，于此可知文天祥这个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这个职衔，不过是一个形同虚设的官衔名称而已。这一时期，文天祥在诗词写作上，开始显露出后期阶段的特色，大都有对人生旅途多“险阻艰难”未尽人意的感叹。

特别是在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二月六日，张弘范集中军力破崖山，强制文天祥与之随船前去。文天祥坐在另一舟中看到宋军被元军打败的惨景，心中犹如刀割，深恨竖子大不争气，致有此败，造成行朝覆灭。乃作长诗以哀之。诗题为《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在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一首，表达了当时文天祥的心情是何等的沉痛，对贾似道、陈宜中之流所造成的恶果无比痛恨。文天祥这一阶段写的诗词，既悲壮、沉痛，又秀腴，典雅。

轶事典故

文天祥在狱中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文天祥明白：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但文天祥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文天祥被押解到柴市口刑场的那天。监斩官问他：“丞相还有甚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甚么可说的！”他又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

历史评价

《宋史》：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论曰：自古志士，欲信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师不期而会者八百国。伯夷、叔齐以两男子欲扣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贤之，则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来兵间，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无成，奉两孱王崎岖岭海，以图兴复。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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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理宗：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

王积翁：南人无如天祥者。

王炎午：呜呼！扶颠持危，文山诸葛，相国虽同，而公死节。倡义举勇，文山张巡，杀身不异，而公秉钧。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事谬身执，义当勇决，祭公速公，童子易箦。何知天意，佑忠怜才，留公一死，易水金台。乘气捐躯，壮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难回者天，不负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韬光，山河改色。生为名臣，死为烈星，不然劲气，为风为霆。干将莫邪，或寄良治，出世则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转河斜，中有茫光，非公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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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一葵：当时有先兆曰：“擎天者，文天祥。捧日者，陆秀夫。”

于谦：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亡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词，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攸传。载瞻遗像，清风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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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循：天祥孤忠大节为宋臣，首按谥法；临患不忘国曰“忠”，秉德遵业曰“烈”请谥曰“忠烈”。枋得仗节死义为天祥亚。

韩雍：今斯集也，传之天下后世之人，争先快睹，皆知是君之大义，守身之大节，不宜以成败利钝而少变。以扶天常，以植人纪，以沮乱臣贼子之心，而增志士仁人只之气。其于世教，重有补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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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华：昆陵忠义之名益着，忠义着而诸公之英声伟烈，震耀两间，人人知所景仰，吾辈又当以君之录达于朝行，将立庙奉祀，勒石颂功，隆一代崇褒之典，而大显扬于时，于以励髙风，激颓俗，匪直有劝于常抑有劝于天后世是録有关于忠义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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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文丞相甫冠奉廷对，即极口论国家大计。未几元兵渡江，又上书乞斩嬖近之主迁幸议者，以一人心安社稷，固已气盖天下矣。自是而断断焉，殚力竭谋，扶颠持危，以兴复为已任。虽险阻艰难，百挫千折，有进而无退，不幸国亡身执，而大义愈明。盖公志正而才广，识远而器闲，浩然之气以为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盖以天命去宋也。虽天命去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杀身成仁者不少。论者必以公为称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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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英：人莫不有死也，恶之欲其死者，众人之情也。爱之欲其死者，君子之心也。夫既爱之矣，又欲其死何哉！盖所爱有重于死者，先民有言，纲常九鼎，生死一毛，是故南霁云被执而未死，张睢阳大呼男儿以速其死，文丞相被执而未死，王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

宋仪望：公之忠大矣，海隅荒服闻其名犹知敬慕，况过化之区乎！孺子懦夫一及当时事怒发竖指，涕洟沾襟，况冠裳之儒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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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王世贞：谈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称也，余以为不然夫信公非无才者也。当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巳去而信公以一远郡守，募万余乌合之众，率以勤王而众不溃，此非有驾驭之术不能也；丹徒之役能以智窜免，间关万死，而后至闽复能合其众，以收巳失之郡邑；而所遣张汴、邹凤遇李恒悉败，既再散而再合矣。而举军皆大疫，死者过半。五坡之役，复遇张弘范以败，凡天祥之所用将，皆非恒范敌也。元起朔漠。以力雄海内外，灭国四十歼夷女直，以至宋宋自朱仙之后未有能抽一矢、发一骑，而北驰者元举太山之势以压宋卵。而信公欲以单辞羁身，鼓舞其病媍弱息，以与贲育中黄之徒抗，葢未接刃而魄先夺矣。虽有韩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数败，而能数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数起而数败，吾不谓其才之不称也。

乾隆帝：才德兼优者，上也；其次，则以德贵，而不论其才焉……当宋之亡也，有才如吕文焕、留梦炎、叶李辈，皆背国降元，而死君事、分国难者，皆忠诚有德之士人也。然此或出于一时之愤激，奋不顾身以死殉之，后世犹仰望其丰采。若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该志士仁人欲伸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

陆以：此四人者（范仲淹、诸葛亮、陆贽、文天祥），皆经纶弥天壤，忠义贯日月。

蔡东藩：及文、张、陆三人之奔波海陆，百折不回，尤为可歌可泣，可悲可慕。六合全覆而争之一隅，城守不能而争之海岛，明知无益事，翻作有情痴，后人或笑其迂拙，不知时局至此，已万无可存之理，文、张、陆三忠，亦不过吾尽吾心已耳。读诸葛武侯《后出师表》，结末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千古忠臣义士，大都如此，于文、张、陆何尤乎？宋亡而纲常不亡，故胡运不及百年而又归于明，是为一代计，固足悲，而为百世计，则犹足幸也。

毛泽东：评语说，“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熊逸：那些理学名儒，如许衡、吴澄辈，皆俯首称臣。只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谢叠山不肯臣元，都死了节。

家族成员

妻子：欧阳夫人

两个儿子：文道生、文佛生。

六个女儿：柳娘、环娘、定娘、寿娘、监娘、奉娘。

后世纪念

高邮文天祥广场

文天祥广场：德祐二年，出使议和被扣，于京口（镇江）逃脱，至高邮，一路惊心，与高邮结下终身难舍之缘，作《高邮怀旧》《发高沙》等名诗，广为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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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马饮塘河畔的南宋忠烈文天祥的雕塑栩栩如生，《高邮怀旧》《发高邮》《发高沙》《至高沙》等4块古诗词石刻记录了文天祥与高邮的难舍之缘。

文山城墙

文天祥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开府聚兵期间留下不少事迹，影响最深的是“文山城墙”。 “文山城墙”位于福建南平市延平区城北茫荡山的莲花山，城垣旧址长5000余米、宽4.5米，高3米许，外侧利用天然山脊为陡峭工事，部分地段用石头垒砌而成，更多为夯土所筑，十分壮观。遗址后经造林、开路，严重受毁，地面大部分已不存在，地下墙基尚存。文天祥于1276年七月上旬到达南剑州后即着手筹建这一带城墙。因为元军南侵陆路必经城北的官道，因此筑城墙成为当务之急。按理说这么浩大的工程至少需要三、五个月才能完工，但文天祥仅用了几天几夜就把这10里长墙筑成了。修筑工事，夜以继日，远近百姓闻风而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足见当时民众抗元热情之高涨。后来人们传说文天祥抗元气节惊天地泣鬼神，筑墙如有神鬼相助，遂把这段城墙称为“鬼城墙”。

江西遗墓

位于江西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骛湖大坑之原。进入墓园，首先是一座高大的石坊，石坊上镌刻着“仁至义尽”四个大字，内有石拱桥，石级神道。神道为47米长，寓意为文天祥走过的不平凡的47年人生路程。神道两旁，翁仲、石兽肃立，青松翠柏成行。文墓的所在，是一座虎形山，从山下仰望墓茔，巍巍然，森森然。文墓的建筑可谓独具匠心：不左不右，方位正北；最上端是墓茔，呈圆形，往下是菱形石梯，再往下是狭长直立的石台阶。

祠堂

江西吉安

文天祥纪念馆位于新县城当缅山，取名“缅怀”。1984年动工，1991年底竣工开馆。总建筑面积1398平方米。正气堂坐北朝南，临门九十九级台阶，周围松柏四季常青。正气堂为序厅，有文天祥塑像，高6.4米，庄严威武。四壁嵌八幅大型壁画，描绘文天祥生平佳绩。序厅设有一全馆整体模型盘，指导游人参观瞻仰。四个展厅，分东西厅，西厢房为书画珍藏厅及文天祥生平事迹展览厅，四周亭廓环抱，馆内有中心花园。

广东海丰

方饭亭及表忠祠，位于广东省海丰县城北面的五坡岭上，乃文天祥被执之地，亭坐西北向东南，占地960平方米。前面分五层34级台阶，台阶上面是一幅长20米、宽13米的月台，中心建一重檐攒尖顶，通高9米。亭内后侧再置一庑殿顶小石亭，高3.9米，内竖一碑，高2.7米，宽0.9米，刻文天祥画像。该亭为纪念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当年方饭五坡岭不幸被捕而建，故取名“方饭亭”。

其它祠堂

北京文天祥祠：又名文丞相祠，坐落在东城区府学胡同63号，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当年遭囚禁和就义的地方。1376年明洪武九年建祠，现存大门、前殿、后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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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心寺文天祥祠：位于浙江温州江心屿。祠建于明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文天祥就义200周年，占地面积821平方米。

信国公文天祥祠：位于深圳南山区南头城现中山东路15号，是清嘉庆年间为纪念民族英雄文天祥修建的一座祠堂。这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古迹，是南头城中保存最为完整并规模最大的古建筑。

南通文天祥祠：位于南通市东华塔陵园东侧。2008年，崇川区政府恢复重建了文天祥祠。

公园

井冈山天祥公园

天祥公园以文天祥纪念馆为主体，坐落于吉安县城东北角，紧靠吉泰走廊快速通道——井冈山大道吉安县段，占地面积550亩，其中将军湖水面面积200亩，绿化面积300亩。

汕尾海丰

海丰文天祥公园汕尾海丰县五坡岭方饭亭，是南宋文天祥落难之地。在原有方饭亭的基础上，海丰县投资1700万元，将其建成了一个集爱国主义教育、健身休闲、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主题公园，并征名确定为文天祥公园。2011年8月21日，文天祥公园正式开园。

香港新界

香港文天祥纪念公园，位于香港新界新田之青山公路新田段及新田公路之间，占地2万公顷，为纪念文天祥而建，又名“文天祥公园”。公园内最高处有文天祥铜像一座，铜像后有一幅石碑，描述文天祥的生平事迹，当中包括耳熟能详的《正气歌》。

《宋史文天祥传》文言文翻译

导语：文天祥被押到潮阳，见张弘范，左右元军命令文天祥叩拜，文天祥拒不叩拜，张弘范于是用宾客的礼节接见他，文天祥与元军一起进入崖山，张弘范让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宋史文天祥传》文言文翻译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宋史

【原文】：

文天祥年二十举进士，对策集英殿。帝亲拔为第一。德v初，诏天下勤王。天祥发郡中豪杰，有众万人。其友止之，天祥曰：“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尽以家赀为军费。明年正月，除知临安府，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如军中请和，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北至镇江,天祥夜亡入真州，展转至高邮，泛海至温州。至元十五年十二月，趋南岭。天祥方饭五坡岭，张弘范兵突至，天祥仓皇出走，千户王惟义前执之。至潮阳，见弘范，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遂以客礼见之，与俱入崖山，使为书招张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崖山破，弘范遣使护送天祥至京师。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终不屈也，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天祥临刑殊从容。南乡拜而死，年四十七。（节选自《宋史文天祥传》，有改动。）

【译文】：

文天祥二十岁中进士，在集英殿对答皇上的策问，被皇上亲自选拔为第一。德v元年，皇上下诏号召天下帮助朝廷抗敌，文天祥召集郡中豪杰，有万余人。他的好友劝阻他，文天祥说：“既然国家抚养臣民三百多年，一旦国家遇到紧急情况，向天下征集兵员，竟然没有一人一马响应入关，我对此非常遗憾，所以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行动来对众宣示，期望天下有一听到消息就立刻行动的忠臣义士。”于是倾尽家财为军费。第二年正月授任临安知府，不久又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朝廷派他到元营请求和好，跟元丞相伯颜在皋亭山谈判时据理力争。元丞相伯颜气愤地扣押了他，文天祥随元军向北到了镇江。后来趁夜色逃到真州，辗转到了高邮，渡海到了温州。至元十五年十二月，逃到南岭。文天祥正在五坡岭吃饭，张弘范的军队突然抵达，文天祥仓皇出逃，千户王惟义上前抓住了他。文天祥被押解到潮阳，带去见张弘范，张弘范的近侍命令文天祥下拜，文天祥不拜，张弘范用对待客人的礼节接待他，带他一起到崖山，让他写信去招降张世杰。

文天祥说：“我不能护卫皇上，还教别人背叛皇上，能这样做吗？”张弘范坚持索要劝降信，文天祥就将他过零丁洋时所写的诗写出来交给张弘范。崖山被攻破之后，张弘范派人护送文天祥去京师大都。文天祥在北方共有三年，元世祖知道文天祥始终不屈服，于是元世祖召文天祥入朝，对他说：“你有什么愿望？”文天祥回答说：“文天祥受大宋恩泽，担任宰相，怎能臣事他姓之人呢？只愿赐死就满足了。”可是元世祖还是不忍心杀文天祥，就让他退下了。

有人进言，竭力赞成依从文天祥的请求，元世祖同意了。文天祥临刑时特别从容。向南方行了拜礼后死去，死的时候年仅四十七岁。

南宋抗日女英雄

您好！南宋抗日女英雄是指在南宋时期，为了抵御侵略者而奋斗的女性英雄。这些女性在战争中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其中比较著名的女英雄包括：

1. 王昭君：王昭君是唐朝时期的一位美女，她在南宋时期被俘虏后，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她选择了自杀。

2. 张蕊：张蕊是南宋时期的一位女将军，她在南宋时期领导了许多战役，并且在战争中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

3. 王燕：王燕是南宋时期的一位女将军，她在南宋时期领导了许多战役，并且在战争中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

这些女英雄在南宋时期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不惜付出生命，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的故事至今仍然被人们传颂，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致敬抗议英雄的征文致敬抗议英雄的征文范文

1、对于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们时刻都在做着防护措施，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加油！

2、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从湖北地区开始不断蔓延，根本原因是武汉一家销售野生动物所致，记住，武汉你是我们中国的小朋友，中国妈妈和其他小朋友都会来救你的！

3、白衣天使，你非常的勇敢，你不仅有一双灵巧的手，你还有一双救过无数人的手！我很敬佩你，你与死神抢人，在危机的关头你总会挺身而出。你也在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你不断的研究，直到终于有了破解的方法！我相信你，也相信祖国，一定会熬过去的！加油！

4、警察英雄，你管理着国家的秩序，不仅仅是国家的管理人员，在这次的疫情当中，你们也是脱颖而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们指挥的相当稳妥，没有一点瑕疵！我很佩服，是你们让国家越变越好！也是你们在背后默默付出！

5、环卫工人，你们时时刻刻都在清洁着大地，你们在这次的疫情之中，不顾自己的生命，为大街小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之后又撒上酒精，保证我们的安全！请不要小看环卫工人这个任务，他们很伟大！

6、致敬！这些勇敢的英雄们！

7、是你们在背后默默付出，我相信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无人能敌！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们一样会打败它！

8、中国加油！武汉加油！温州加油！

人文通史民族英雄--林则徐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区）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在中国有“民族英雄”之誉。

1839年，林则徐于广东禁烟时，派人明察暗访，强迫外国鸦片商人交出鸦片，并将没收鸦片于1839年6月3日在虎门销毁。虎门销烟使中英关系陷入极度紧张状态，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入侵中国的借口。

尽管林则徐一生力抗西方入侵，但对于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贸易则持开放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根据文献记载，他至少略通英、葡两种外语，且着力翻译西方报刊和书籍。晚清思想家魏源将林则徐及幕僚翻译的文书合编为《海国图志》，此书对晚清的洋务运动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具有启发作用。

1850年11月22日，林则徐在普宁老县城病逝。

林则徐从政40年，历官13省，是着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存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

林则徐生于乾隆五十年，历经嘉庆、道光两代，咸丰登基后不久病故。他从政为官四十年，先后担任多职，但他的正直清廉，为他的人民所敬仰，并赢得“林青天”的美誉。[21] 林则徐一生在14个省担任过多种官职，他的非凡之处，是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一丝不苟的责任感。有了责无旁贷的献身精神，办法总比困难多。当时有人评价林则徐 “ 无一事不认真，无一事无良法 ”。虽然林则徐的实干精神挽救不了清王朝砚灭的命运，但林则徐殚精竭虑地干成的每一件实事不管是在局部上还在具体问题上，都给国家，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则是不可否认的。林则徐每任一职，每做一事，从来没有敷衍马虎过。实干加智惠，贯穿于林则徐为官从政的全过程，或者说林则徐的一生就是实干加智慧的一生。

人文通史宋朝饮食文化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有人甚至认为宋代经济已超过了明清。经济的发展，使宋代食品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宋代饮食颇具特色，与前代相比，宋代百姓的饮食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素食成分增多，素食的艺术成分更加明显，式样也更多。在宋代的大中城市，食品行业的竞争已经很激烈，市民食谱日益多样化。

汉人的饮食文明经历千百年的发展，饮食的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的品种也愈益丰富。但是，限于古代的生产水平，饮食文明的成果往往被社会上层享用，而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差距却不断地扩大。

一、饮食品种

（一）五谷：

汉人作为农业民族，五谷一直在饮食中占有主要地位。宋代尚无玉米、白薯之类作物，因地制宜，北方人的粮食以粟麦为主，南方人的粮食以稻米为主。

在宋代，饼作为一种主食，是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宋代的饼并不像现在仅指经过烧烤加工而成的一种圆形食品。凡是用面粉做成的食品，都可叫饼。烤制而成的叫烧饼，与我们今天的无二。水瀹而成的称为汤饼，在笼中蒸成的馒头叫蒸饼。《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在街头叫卖时所喊的“炊饼”，指的就是馒头。

宋仁宗名赵祯，为了避皇帝名讳，人们又将蒸饼读成炊饼，亦名笼饼，类似于今天的馒头。汤饼就是面片汤，并处在向索面，即面条的演变过程中，又名。

开封食店出售的软羊面、桐皮面、插肉面、桐皮熟脍面等，临安面食店出售的猪羊庵生面、丝鸡面、三鲜面、笋泼肉面等，都属汤饼。南宋晚期，出现了“药棋面”的挂面，“细仅一分，其薄如纸”。

烧饼又称胡饼，开封的胡饼店出售的烧饼有门油、菊花、宽焦、侧厚、髓饼、满麻等品种，有的烧饼无疑沾带芝麻，油饼店则出售蒸饼、糖饼、装合、引盘等品种，食店和夜市还出售白肉胡饼、猪胰胡饼、和菜饼之类。

馓子又名环饼，苏轼诗称“碧油煎出嫩黄深”，无疑是油炸面食。临安市内出售各种面点，统称“蒸作从食”。另有“酥蜜裹食，天下无比，入口便化”，估计也应用米粉或面粉制成。

宋人面食中还有带馅的包子、馄饨之类，如有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笋蕨馄饨、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肉油饼、糖肉馒头、太学馒头等名目。

岳珂《馒头》诗说：“公子彭生红缕肉，将军铁杖白莲肤。”就是指那种带馅的包子。宋仁宗出生后，其父宋真宗“喜甚”，“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这是以“包子”一词寓吉祥之意。

蔡京“集僚属会议”，“命作蟹黄馒头”，竟“为钱一千三百馀缗”，其府第专设“包子厨”，其中“缕葱丝者”竟不能“作包子”。这是统治者穷奢极侈的一个侧面。一作毕罗，外包面皮，内装水果或肉类及佐料，然后烤熟。大约类似锅贴和饺子。

宋代饼业兴盛，竞争自然也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卖饼者想出了各种方法。东京的卖饼者，就在街头使用五花八门的叫卖声，以招徕顾客。一位卖环饼的小贩，为别出心裁，在街头兜售时竟喊出“吃亏的便是我呀”。后来这位小贩在皇后居住的瑶华宫前这样叫卖，引起开封府衙役的怀疑，将其抓捕审讯。审后才得知他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环饼，便将他打了100棍放了出来。此后，这位小贩便改口喊“待我放下歇一歇吧”。他的故事成为当时东京的一桩笑料，但生意反而较以前好了。

宋代面食兴旺。北宋的郑文宝，书法与诗文皆在当时颇负盛名，他创制的云英面，极受时人欢迎。

制作方法是将藕、莲、菱、芋、鸡头、荸荠、慈菇与百合混在一起，再配以瘦肉烂蒸，然后用风吹凉，在石臼中捣细，再加上四川的糖和蜜蒸熟，然后再入臼中捣，使糖、蜜和各种原料拌均匀，随后取出作一团，等冷了变硬，再用刀切着吃。云英面颇受士人青睐，后被收入宋代食谱。

稻和粟主要用于煮饭和熬粥。临安一带的粥品有七宝素粥、五味肉粥、粟米粥、糖豆粥、糖粥、糕粥等。

宋时南北方都有喝腊八粥的习俗。开封称七宝五味粥，临安称五味粥。腊月二十五，“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名曰人口粥”。范成大诗叙述苏州一带的风俗，“家家腊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姜屑桂浇蔗糖，滑甘无比胜黄粱”。北方食用的豌豆大麦粥、豌豆大枣粥之类，后者应是小米粥。

糯米食品还有栗粽、糍糕、豆团、麻团、汤团、水团、糖糕、蜜糕、栗糕、乳糕等。蓬糕是“采白蓬嫩者，熟煮，细捣，和米粉，加以白糖（饴），蒸熟”而成。水团是“秫粉包糖，香汤浴之”，粉糍是“粉米蒸成，加糖曰饴”。

宋代还有米面，时称米缆或米线，谢枋得诗描写“米线”说，“翕张化瑶线，弦直又可弯。汤镬海沸腾”，“有味胜汤饼”。粽子“一名角黍”，宋时“市俗置米于新竹筒中，蒸食之”，称“装筒”或“筒粽”，其中或加枣、栗、胡桃等类，用于端午节。这种风俗流传至今。

限于古代的生产水平，广大的社会下层要维持温饱，也十分不易。正如司马光所说：“农夫蚕妇所食者糠而不足。”北方穷人平时常喝小米稀粥，或“杂蔬为糜”。

粥还常用于灾年救济，如“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贫”。欧阳修《食糟民》诗说，“田家种糯官酿酒”，“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糟食”。糟糠不厌，这就是社会下层的生活写照。

宋代南北主食的差别相当明显。但由于北宋每年漕运六、七百万石稻米至开封等地，故部分北方人，特别是官吏和军人也以稻米作主食。

宋徽宗宠臣“王黼宅与一寺为邻”，“每日在黼宅沟中流出雪色饭颗”，一名僧人“漉出洗净晒乾，不知几年，积成一囤”。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蔡京曾问他们：“米从何处出？”一人说：“从臼子里出。”另一人说：“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

这是因为宋时用席袋运米。南方人“罕作面饵”，宋时有戏语说：“孩儿先自睡不稳，更将捍面杖拄门。何如买个胡饼药杀着。”宋高宗绍兴末年，金军攻宋失败后北撤，“遗弃粟米山积”，而宋军“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这可算是南人不吃北食的极端事例。

在北宋和南宋之交，随着大批北方人的南迁，长江流域一带的稻麦两熟制更加普遍。不少地方的农民四月间“便饱吃麦饭”，但有的地区，如江西抚州“出米多”，“厌贱麦饭，以为粗粝，既不肯吃，遂不肯种”。信州玉山县“谢七妻不孝于姑，每饭以麦，又不得饱，而自食白粳饭”。

此外，如饶州“民种荞麦，可充一两月粮。异时饥馑，得萝卜、杂菜，和米作糜，亦可度日”。“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他们的主食与北方人相同。在海南岛，“所产粳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南方瑶人“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上述事例说明南方人也并不单纯食稻。

（二）蔬菜：

蔬菜在宋人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人称“蔬亚于谷”。宋时的蔬菜品种已十分丰富。

在两浙路的临安府，蔬菜品种有苔心、矮黄、大白头、小白头、黄芽、芥、生菜、波棱（菠菜）、莴苣、苦、姜、葱、薤、韭、大蒜、小蒜、茄、梢瓜、黄瓜、冬瓜、葫芦、瓠、芋、山药、牛蒡、萝卜、甘露子、茭白、蕨、芹、菌等。

在江南东路的徽州，蔬菜品种有芥、芹（包括竹芹、水芹）、蒜、葱、姜、韭、胡荽、芸台、苜蓿、颇棱（菠菜）、芦菔、百合、芋、牛蒡、茭首（茭白）、菌、笋、苏、枸杞、蒿、苦、苦薏、马兰、荠、苋、藜、蕨、瓠等。

在福建路的福州，蔬菜品种有菘、芥、莱菔、乌葵、白豆、莴苣、芸台、雍菜、水靳、菠、苦、、东风菜、茄、苋、胡荽、同蒿、蕨、姜、葱、韭、薤、葫、冬瓜、瓠、白菱荷、紫苏、香芹子、茵、陈紫菜、鹿角菜、芋、枸杞等。

很多蔬菜也有不同品种，按《菌谱》记载，菌类就有合蕈、稠膏蕈、栗壳蕈、松蕈、竹蕈、麦蕈、玉蕈、黄蕈、紫蕈、四季蕈、鹅膏蕈等名品。

看来各地的蔬菜品种也有差别，而南方和北方的差别尤其突出。

苏轼是四川人，曾写诗赞美故乡的元修菜，“点酒下盐豉，缕橙姜葱。那知鸡与豚，但恐放箸空”，自称“去乡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

他的另一首《春菜》诗说，“蔓菁宿根已生叶，韭牙戴土拳如蕨，烂丞香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棱如铁甲。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久抛菘葛犹细事，苦笋江豚那忍说”。

南方因气候关系，冬菜比北方丰富。宋时荤素调配的菜肴也相当普遍。

宋人沿用和发展了前代的腌渍等加工技术。如开封夜市中出售者有辣脚子姜，辣萝卜，咸菜，梅子姜、莴苣、笋、辣瓜儿等。

临安市中出售者有姜油多、薤花茄儿、辣瓜儿、倭菜、藕、冬瓜、笋、茭白、糟琼枝、莼菜笋、糟黄芽、糟瓜齑、淡盐齑、菜、醋姜、脂麻辣菜、拌生菜、诸般糟淹、盐芥等。

素食的发达当然与佛教有关，不少“士人多就禅刹素食”。有一仲殊长老，“所食皆蜜也，豆腐、面筋、牛乳之类，皆渍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唯有苏轼“性亦酷嗜蜜，能与之共饱”。

宋时已出现了素菜用荤腥命名的情况。如素蒸鸭是“蒸葫芦一枚”。玉灌肺是用“真粉、油饼、芝麻、松子、核桃、莳萝”六种作料，加“白糖（饴）、红曲少许为末，拌和蒸熟，切作肺样”。假煎肉是用“瓠与麸薄切，各和以料煎，麸以油浸煎，瓠以肉脂煎，加葱、椒、油、酒共炒”。

（三）肉类和水产：

宋人的肉食中，北方比较突出的是羊。

北宋时，皇宫“御厨止用羊肉”，原则上“不登彘肉”。陕西冯翊县出产的羊肉，时称“膏嫩第一”。宋真宗时，“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即“市于陕西”。大致在宋仁宗、宋英宗时，宋朝又从“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数万”。宋神宗时，一年御厨支出为“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可见猪肉的比例很小。宋哲宗时，高太后听政，“御厨进羊低俗作品请删除及羔儿肉，下旨不得以羊羔为膳”。看来羊羔肉尤为珍贵。即使到南宋孝宗时，皇后“中宫内膳，日供一羊”。

南宋时，产羊显然不多，“吴中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有人写打油诗说：“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随着南北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京都开封的肉食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欧阳修诗说，在宋统一中原以前，“于时北州人，饮食陋莫加，鸡豚为异味，贵贱无等差”。

自“天下为一家”后，“南产错交广，西珍富邛巴，水载每连轴，陆输动盈车。溪潜细毛，海怪雄牙。岂惟贵公侯，闾巷饱虾鱼”。尽管如此，苏轼诗中仍有“十年京国厌肥”之句，说明在社会上层中，肉食仍以羊肉为主。

仅次于羊肉者，当然是猪肉。开封城外“民间所宰猪”，往往从南薰门入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当地“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临安“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悬挂成边猪”，“各铺日卖数十边”。

另有“修义坊，名曰肉市，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以供应饮食店和摊贩。可见这两大城市的猪肉消费量之大。

在宋代农业社会中，牛是重要的生产力。官府屡次下令，禁止宰杀耕牛。宋真宗时，西北“渭州、镇戎军向来收获蕃牛，以备犒设”，皇帝特诏“自今并转送内地，以给农耕，宴犒则用羊豕”。

官府的禁令，又使牛肉成为肉中之珍。如“浙民以牛肉为上味，不逞之辈竞于屠杀”。“秀州青龙镇盛肇，凡百筵会，必杀牛取肉，巧为庖馔，恣啖为乐”。

鸡、鸭、鹅等家禽，还有兔肉、野味之类，也在宋代的肉食中占有一定比例。

在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江河湖海中的水产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开封市场中出售盘免、野鸭肉、鹑、鸠、鸽、螃蟹、蛤蜊之类。

饮食店出售的菜肴有新法鹌子羹、虾蕈羹、鹅鸭签、鸡签、炒兔、葱泼兔、煎鹌子、炒蛤蜊、炒蟹、洗手蟹、姜虾、酒蟹等。

开封的新郑门、西水门和万胜门，每天“生鱼有数千担入门。冬月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谓之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

据说，淮南“虾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无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则红润如新”。

苏轼描写海南岛的饮食诗说，“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荐以熏鼠烧蝙蝠”。鼠和蝙蝠肉也成为当地的重要肉食。其诗又称“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一日三四迁，处处售鱼虾”。

南方的水产无疑比北方更加丰富和便宜。《宝庆四明志》卷４《鱼类》和《淳熙三山志》卷４２《水族》分别记录了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和福州的好几十种鱼类和水产。

地区性的肉食，如“闽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即“大蛙”，而“广南食蛇，市中鬻蛇羹”。广东人吃蛇肉的习俗是古已有之。

宋代对肉类和水产的各种腌、腊、糟等加工也有相当发展。

梅尧臣的《糟淮》诗说：“空潭多鱼，网登肥且美，糟渍奉庖厨。”临安有不少“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如石榴园倪家铺。市上出售的“”有胡羊、兔、糟猪头、腊肉、鹅、玉板、黄雀、银鱼、鲞鱼等。

大将张俊赋闲后，宋高宗亲至张府，张俊进奉的御筵中专有“脯腊一行”，包括虾腊、肉腊、奶房、酒醋肉等十一品。

在广南一带，“以鱼为，有十年不坏者。其法以及盐、面杂渍，盛之以瓮。瓮口周为水池，覆之以碗，封之以水，水耗则续，如是故不透风”。这确是一种科学的腌渍方法。

在宋代的士人中，吃河豚成为一种时尚。名士梅圣俞，喜欢邀朋呼友来家里吃河豚。他的《河豚鱼》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扬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河豚有剧毒，需要祛毒后才能烹调，亦有人因食河豚而丧命。

除了河豚之外，类食品和“洗手蟹”也在宋代市民中风靡一时。东京名商号东华门何吴二家的鱼，是从外地运的活鱼加工而成的。由于是切成十数小片为一把出售，故又称“把”。

由于它是风化干后才入的料，所以味道鲜美，成为当时一道名菜，以至时人有“谁人不识把”的说法，类食品易于保存，所以很受大众的喜爱。

贵族之家制作的黄雀，是一种市面上不易见到的食品。蔡京家里有三栋房屋，堆积着直至房梁的黄雀。有位官员，一次就可献出千余罐鹅。

在东京的市面上，洗手蟹非常受欢迎。将蟹拆开，调以盐梅、椒橙，然后洗手再吃，所以叫洗手蟹。

（四）果品：

宋时果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都相当丰富。

北宋西京洛阳的桃有冬桃、蟠桃、胭脂桃等三十种，杏有金杏、银杏、水杏等十六种，梨有水梨、红梨、雨梨等二十七种，李有御李、操李、麝香李等二十七种，樱桃有紫樱桃、腊樱桃等十一种，石榴有千叶石榴、粉红石榴等九种，林檎有蜜林檎、花红林檎等六种。

在南方沿海的台州，其水果品种包括梅、李、杏、梨、莲、安石榴、枇杷、桔、金柑、橙、朱栾、柚、杨梅、樱桃、林檎、葡萄、栗、榛、椎、银杏、枣、柿、杨桃、瓜、木瓜、榧、菱、芡、荸荠、藕、甘蔗、葛、茨菰等。

福州出产的果品有荔枝、龙眼、橄榄、柑桔、橙子、香橼子、杨梅、枇杷、甘蔗、蕉、枣、栗、葡萄、莲、鸡头、芰、樱、木瓜、瓜、柿、杏、石榴、梨、桃、李、林檎、胡桃、柰、杨桃、王坛子、茨菰、菩提果、新罗葛等。

宋人的果品概念与今人略有不同，如藕、菱、莲之类，今人已不作为水果。

此外，宋时称为“果子”者，是指桔红膏、荔枝膏、二色灌香藕、糖豌豆、蜜儿、乌梅糖、薄荷蜜一类食品。

宋代果品的地区差别比蔬菜更为显着。梨以北方为上，名品有语儿梨、凤栖梨、金凤梨等，“最佳者鹅梨，江南所产大不及”。葡萄传入中原后，为宋代珍果，以太原所产“名重天下”。

荔枝是宋代最负盛名的水果，宋人认为，唐朝杨贵妃所嗜的四川荔枝，实际上是荔枝中的次品。荔枝中的极品是福建兴化军的陈紫。蔡襄的《荔枝谱》例举了陈紫、红绿、方家红、游家紫等三十二个着名品种，都是福建沿海四郡所产。

福州一地就有江家绿、绿核、圆丁香、虎皮、牛心等二十八个品种。荔枝“佳者莫如兴化，海南荔枝可比闽中，不及兴化矣”。“然广西诸郡富产圆眼”，圆眼即是龙眼，“大且多肉，远胜闽中”。

在四川，“绿荔枝为戎州第一”，而王公权家的“绿荔枝酒亦为戎州第一”。一般说来，南方的果品自然比北方丰富。

据宋人介绍，在广南出产的水果，尚有石栗、龙荔、木竹子、冬桃、罗望子、人面子、乌榄、方榄、椰子、蕉子、芽蕉子、红盐草果、波萝蜜等。

宋时的果品也有各种加工技术。如有荔枝、圆眼、香莲、梨肉、枣圈、林檎旋之类乾果，蜜冬瓜鱼儿、雕花金桔、雕花枨子之类“雕花蜜煎”，香药木瓜、砌香樱桃、砌香葡萄之类“砌香咸酸”，荔枝甘露饼、珑缠桃条、酥胡桃、缠梨肉之类“珑缠果子”。

《荔枝谱》介绍荔枝的三种加工技术。一是红盐，“以盐梅卤浸佛桑花为红浆，投荔枝渍之。曝乾，色红而甘酸，三四年不虫”，“然绝无正味”。二是白晒，用“烈日乾之，以核坚为止，畜之瓮中，密封百日，谓之出汗”。三是蜜煎，“剥生荔枝，榨出其浆，然后蜜煮之”。

宋代市民对水果的需求量非常大，食店里果子与饮食是平分秋色。市民就餐时，一般是先上正食，然后再上水果，就像我们今天的拼盘。

水果既包括新鲜的水果，也包括晒制的干果子、香药果子等。水果的种类五花八门，水果贩子也很多。

东京的夜市非常发达，在子夜时分，还能够听到水果贩子的叫卖声。作为京城，东京的市民比其他小城市者有口福，可以吃到许多新的品种。

如江西的金橘，本为南方水果，由于距离遥远、运输不便的原因，东京的市民一般很难见到。后来由于温成皇后的钟爱，江西金橘便在东京流行起来，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五）饮料：

茶和酒是宋时最重要的饮料。由于赢利丰厚，一直归官府专卖。

宋人的制茶和饮茶方式与今人不同。制茶分散茶和片茶两种。按宋人的说法：“唐造茶与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乾，唐则旋摘旋炒。”焙乾后，即成散茶。片茶又称饼茶或团茶。其方法是将蒸熟的茶叶榨去茶汁，然后将茶碾磨成粉末，放入茶模内，压制成形。

后一种方法不免破坏茶的真味，降低茶的养分，逐渐被后世所淘汰。然而在宋时，片茶却是茶之上品。有的片茶“以珍膏油其面”，又称腊茶或腊面茶。还须指出，“唐未有碾磨，止用臼”，宋时方大量推广碾磨制茶的技术。

片茶中品位最高是福建路的建州和南剑州所产，“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

在江南西路和荆湖南、北路的一些府、州、军，出产的片茶“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两浙路和宣州、江州、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

散茶出产于淮南、江南、荆湖等路，有龙溪、雨前、雨后等名品。四川茶的产量高于东南，但“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

蔡襄《茶录》说：“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若烹点之际，又杂珍果香草，其夺益甚。”

这反映北宋时已出现花茶。南宋赵希鹄说：“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估计南宋时的花茶更加普遍。

宋人饮茶，仍沿用唐人煎煮的方式，北宋刘挚诗说，“双龙碾圆饼，一枪磨新芽。石鼎沸蟹眼，玉瓯浮乳花”。“欢然展北焙，小鼎亲煎烹”。描写了煎煮御茶的情景。陆游诗称“汲水自煎茗”，“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也是用水煎茶。或说“南人未知煮茶”，但陆游就是南方人。

但后来的饮茶“鲜以鼎镬”，多为“用瓶煮水”，以沸水冲泡，冲泡前用少许水调成茶膏，称为点茶。南宋罗大经认为，“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茶味甘，老则过苦矣”，“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

此外，据苏轼说：“唐人煎茶用姜”，“又有用盐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辄大笑之”。看来，唐人在茶中加姜和盐的习惯逐渐被宋人抛弃。

宋代饮茶多用盏，盏是一种小型的碗，敞口小足。盏有黑釉、酱釉、青釉、青白釉及白釉五种，而以黑釉为主。宋代饮茶流行使用黑釉盏，这与当时的斗茶风尚有关。从出土的茶具看，宋代饮茶风尚是带有全国性的。在饮茶方法上，宋代饮的是碾茶，把一种半发酵的膏饼茶碾成细末，然后用沸水点注。这以黑色茶盏最为适宜。

唐宋烹点茶技艺的一些主要形式：煎茶、烹茶、煮茶、瀹茶、泼茶、试茶、均茶、点茶、斗茶、分茶等。

自唐迄宋，饮茶的习俗愈益普遍，“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即使在社会底层，茶也成为重要的交际手段。如“东村定昏来送茶”，而田舍女的“翁媪”却“吃茶不肯嫁”。“田客论主，而责其不请吃茶”。农民为了春耕，“裹茶买饼去租牛”。

但是，由于官府实行榷茶，即专卖，平民的食茶有相当大的比例不免质量低劣。

自社会上层至下层，酒也是宋时消费量很大的饮料。按今人的研究，当时的酒可分黄酒、果酒、配制酒和白酒四大类。

黄酒以谷类为原料，“凡酝用粳、糯、粟、黍、麦等及曲法酒式，皆从水土所宜”。由于宋代南方经济的发展，糯米取代黍秫等，成为主要的造酒原料。

宋代果酒包括葡萄酒、蜜酒、黄柑酒、椰子酒、梨酒、荔枝酒、枣酒等，其中以葡萄酒的产量较多，《五总志》说：“葡萄酒自古称奇，本朝平河东，其酿法始入中都。”河东盛产葡萄，也是葡萄酒的主要产区。但宋代的果酒制作技术还比较原始，在酒类消费中的比例不大。

宋时的配制酒多属品味的滋补性药酒，如有酴酒、菊花酒、海桐皮酒、蝮蛇酒、地黄酒、枸杞酒、麝香酒等，今人统计约近百种。

白酒是中国独有的一种蒸馏酒。关于白酒的起源，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说法认为，白酒起源于唐宋时期，是中国人独立完成，而非外域传入。但宋人所谓的“白酒”，并不具有蒸馏酒的性质，当时的称呼是蒸酒、烧酒、酒露等。

宋酒的一大特点，是相当普遍地使用瓶装。直到唐代，估酒往往行用升斗之类，宋时则大量使用酒瓶。瓶装酒大致自一升至三升不等。

宋太宗时，因酒质低劣，皇帝下诏将两浙“湖州万三千三百四十九瓶，衢州万七千二百八十三瓶”，“并许弃之”。宋真宗末，“杭州酒务每岁卖酒一百万瓶，每瓶官价六十八文”。宋神宗时，“每年宫观道场设醮”，使用大量皇室“法酒”，要“勾收空瓶”。

南宋时，“临安岁供祠祭酒一千六百馀瓶、坛，又供天章阁、景灵宫及取赐酒一万四千二百馀瓶、坛”。

宋时出现了一批名酒。《曲洧旧闻》卷７和《说郛》９４《酒名记》所记录的，是北宋晚年的名酒。如有宋英宗高后家的香泉、宋神宗向后家的天醇、宋徽宗郑后家的坤仪、宋徽宗钟爱的儿子郓王赵楷府的琼腴、宠臣蔡京家的庆会、宦官童贯家的褒功、梁师成和杨戬家的美诚之类，都是达官贵人家酿造的。

另有如开封丰乐楼的眉寿、白矾楼的和旨、忻乐楼的仙醪等，都是大酒楼之类酿造的。

还有各地的名酒，如北京大名府的香桂和法酒，南京应天府的桂香和北库，西京河南府的玉液和酴香，相州的银光和碎玉，定州的中山堂和九酝等。宋孝宗时，“禁中供御酒，名蔷薇露，赐大臣酒，谓之流香酒”。

到南宋晚期，名酒还有如军队殿前司的凤泉、浙东提举常平司的爰咨堂、浙西提举常平司的皇华堂、江东转运司的筹思堂、苏州的双瑞、越州的蓬莱春等，都由官府生产。

又如秀王府的庆远堂、宋高宗吴后家的蓝桥风（蟹）月、宋宁宗杨后家的清白堂等，属达官贵人家酿造。临安“人物浩繁，饮之者众”，而“诸司、邸第及诸州供送之酒”，尚不在名酒之列。①上述名酒仅有一部分是商品，但无疑是宋时酒文化发达的标志。

宋时另有其他饮料，如在临安的“诸般水名”，有漉梨浆、椰子酒、木瓜汁、皂儿水、绿豆水、卤梅水、富家散暑药冰水等。

在宋代的食品市场上，清凉饮料也很受市民的欢迎，主要有甘豆汤、豆儿水、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沈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五苓大顺散、紫苏饮、椰子酒等等。

这些饮料可以说是一种保健饮料，有些还具有药物的成分，如雪泡缩皮饮就有解伏热、烦渴、消暑毒、止吐利的功效，对于霍乱之后服热药致烦躁者，服雪泡缩皮饮的效果尤佳。冷饮可解烦，亦可热或温饮。这些清凉饮料多兼具治病防病功效，夏季上市时非常受欢迎

就像我们今天早晨喝牛奶豆浆一样，宋代市民早晨习惯喝的是一种叫煎点汤茶药的茶。煎点汤茶药是茶叶和绿豆、麝香等原料加工而成，好似煎药。

在五更的早市上，煎点汤茶药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蔚为壮观。元代画家赵孟的《斗浆图》，画的就是市井贩卖煎点汤茶药的情形。

宋人认为，茶即药也，煎服则可去滞而代食；煎茶时间越长，味道就越好。宋代流行点茶，就是在炭火将茶叶水烧得快沸腾时，加些许冷水，待茶叶水再次沸腾时再用冷水点住。如此点三次，方可收到色味俱佳的效果。宋代时，茶坊在市镇开始普及，点茶也就在城市中盛行起来。

汤药在宋代很普及。汤药种类很多，见于史籍的主要有二陈汤、枣汤、生姜汤、荔枝圆眼汤、薄荷汤、木星汤、无尘汤、木香汤、香苏汤、盐豉汤、干木瓜汤、缩砂汤、湿木瓜汤、白梅汤、乌梅汤、桂花汤、豆蔻汤、破气汤、玉真汤、益智汤、檀汤、杏霜汤、胡椒汤、紫苏汤、洞庭汤等等。

其中二陈汤是流行于当时大街小巷的最常见的一种。二陈汤主治头眩心悸、寒热、呕吐恶心，因食生冷引起的脾胃不和等症状。每日早上起来喝上一盏二陈汤，会产生提神养身的效果，欧阳修的“论功可以疗百疾，轻身久服胜胡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宋代，皇帝常常将汤药与茶作为一种礼物，赐给功臣将士。宋真宗召见大臣晏殊，赐座后便喝茶。末了，起身便点汤。

由于皇帝的示范，贵族权臣们纷纷碾制汤沫、丸药、茶饼，随身携带。王安石罢相后返乡，途中痰火病发，他便吩咐随从取来沸汤，将丸药茶饼调配倒沸汤中服了才痊愈。

就连一般的市民，也受到影响。有的市民家里来了客人，主人便将汤端出，招待客人。先茶后汤，还是先汤后茶，不同的人家有不同的习惯。

（六）调味品：

宋人说：“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另一说作“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此处大部分涉及了食物的调味品。

盐在调味品中居于首位，宋代的盐由官府专卖，是重要的财政收入。“酱，八珍主人也，醋，食总管也”。方回说，“单稻酱则麦、豆和面蒸煮，和成酱黄，调水下盐，曝以赫日，凡羹味煎熬，无不用之”。当时的词义与古时不同，“酱自是酱，醯自是醋”。

除盐之外，油、酱和醋无疑是宋时最重要的调味品。北宋沈括说：“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

今人普遍使用的酱油，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山家清供》卷下介绍“忘忧齑”的制作，“以酱油滴醋，作为齑”，但《说郛》卷２２的同段文字作“以醯酱作为齑”。“酱油”也可理解为“酱、油”，未必就是现代的酱油。《山家清供》卷下的《豆黄签》，《说郛》卷２２作“豆黄羹”，其中提及使用“酱汁”，可能就是酱油。但从宋代的记载看，当时使用酱无疑比酱汁普遍。

宋代的甜味有白糖、沙糖和蜂蜜。程大昌说：“凡饴谓之饧，自关而东通语也，今人名为白糖者是也，以其杂米蘖为之也。饴即饧之融液，而可以入之食饮中者也。”沙糖“以甘蔗汁煎”成。

宋代甘蔗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但限于产量，其普及的程度尚不能与油盐酱醋相比。

专就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而论，宋代较唐代有了显着的进步，这首先应归功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宋代的文化环境在其中也起了作用。

截止到宋代，甘蔗在中国的种植地区包括江苏、浙江、江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广东、福建等省，都在南方，后来逐渐向北扩展。

宋代同唐代比起来，甘蔗品种增多了。在制造工艺方面，除了曝和熬外，宋代增添了一种新方法，即窨制法。至于制造普通砂糖的工艺，宋代应比唐代有进步。

宋代遂宁糖霜的制造在中国制糖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宋代制糖地区有四川一带，出产糖霜、石蜜、蔗糖、乳糖狮子等；江浙一带。出产石密、乳糖、沙糖、糖霜；福建一带，产沙糖；江西一带，产沙糖；云南一带。产糖霜(白糖)、合子糖(红糖)；湖南湖北一带，产沙糖；广东一带，产糖霜；西蓉(主要是波斯)产糖霜、石蜜。

宋代甘蔗和糖类的应用主要是食用和药用。宋代制糖影响了大食和南海诸国，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甘蔗种植和制糖业得到了发展。

陈学文在论述我国古代蔗糖工业的发展时讲到了宋代的制糖，指出宋供采取轧蔗取汁的方法，用巨石碾或舂蔗取汁。然后有浓缩、煎熬过程，把蔗汁直接放进锅内煎熬，再去蜜凝结，把煎熬的糖水让其自行凝结，凝结后加以过滤。曝之烈日才能完全凝结。

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甘蔗和砂糖的起源》一文中指出，甘蔗在唐宋之际除江西、湖广、江苏、安徽外，四川、福建也有栽培。宋代福建开始制造砂糖，而四川、福建、两浙、广东生产糖霜，四川开始制造石蜜。宋代砂糖的制造已广为推行，其制造技术也已有进步。糖霜在四川、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制造，其中以四川遂宁所产最为精美。

宋代白糖已在各地广为制造，进而在四川和其他地方也有糖霜的制造。各个地方的砂糖产量虽然不知其详，但大体而言，出产精美的砂糖的地方产量最多，因而可以把四川、福建、广东等地视为砂糖出产最多的地方，以栽培甘蔗、制造砂糖作为农家副业的地方也不在少数。在盛产砂糖的地方，它已经成为专门的职业，在遂宁等地，以制造糖霜为业的糖霜户已多达几百户。

宋时已出现所谓“戏剧糖果”，有行娇惜、糖宜娘、打秋千等名目。在临安“沿街叫卖小儿诸般食件”有麻糖、锤子糖、鼓儿饧等名目。

宋代的调味品品类繁多，甚至包括一些药物。除酱油和味精外，已与今人差别不大。如江南、福建一带，“食红糟，蔬菜鱼肉，率以拌和，更不食醋”，与今福建菜的风味相同。

对穷乡僻壤的农民而言，调味品也是十分难得的。有的“荷薪刍入城市”，换得几十文钱，“买葱茹盐醯，老稚以为甘美”，有的甚至“经年不食盐者”。

二、饮食业的兴旺

秦汉隋唐，历来多少酒席似乎都是家宴。而且我们这个民族即便一直到盛唐都有宵禁呀，元宵节偶尔开禁三晚[隋炀帝的大业年间曾有一次开禁了半个月之多，传为佳话]。农业社会晚上有了活动一般干什么呢？就花在饮食上了，喝酒取乐看灯吧。

宵禁完全解除那还要到北宋初年。于是，餐饮业起了结构性地变化。

1）两餐变为三餐。

古时中国人基本上只有两餐：晌午一餐，傍晚一餐；基本对应农耕的开工和收工的时间。如果军人行军么，也是在两顿饭之间的六七个小时内一口气进行的。所以往往可以走很远的路，日落了就安排岗哨休息了。但到了北宋初年，随着宵禁的解除，城市居民的夜间生活一下就变成了课题。于是很多人养成了入夜后再吃一顿饭的习惯。

注意，那个时候的三餐时间仍然和现今的并不一致。我们现在的朝九晚五学的是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率先定出的标准，慢慢影响了世界各个地方。也有例外。

2）酒楼的出现

唐朝人如果夜游就面临着必须在外过夜的安排；宋朝的老百姓晚上吃完了饭仍旧可以从容回家，所以不需要在外过夜。夜间的餐饮业蓬勃发展了起来。

东京梦梁录中记载：开封各处都有酒肆，门前扎着欢楼，换楼内走廊是妓女们等待召唤的地方，通常她们浓妆艳抹，随时随地等待为赴酒席的宾客表演歌舞。酒楼上看去“仿佛神仙”。几百年的私人宴会给了酒楼题材，看看那些官宦大家的家厨如何流落到社会上来的就知道了。可惜，很少有这方面的记载保留下来。厨师的来源不可考.

3）酒楼内的生意模式

把当时的酒楼对比现在的酒楼会发现好多地方不一致。首先，没有外菜莫入这一说。实际上，大酒楼的老板可能只是这个酒楼的房东。比如施恩，蒋门神。有无数的酒保、茶博士、经纪人穿插其间，兜售自己的点心、小菜。

樊楼就是非常贴近市井的一家，它出现在水浒传和梦梁录中。三言两拍也没有少了它的身影：有一则故事讲了男女二人普通市民间的一次自由恋爱，那个男公民就是樊楼中的一个酒保，和哥哥一起在樊楼中兜售酒类的。

梦梁录记载：到了宋朝，城市的小资们已经几乎不开火仓了。吃饭基本都在外面搞定。而外面的小吃也确实好吃、品种丰富多样。

4）酒楼生意经

酒楼是个奢华的地方，他们争相使用奢华的器具。一般坐下后会上来筷碟，这些用具基本上都是银器。再点几道菜，也是银盆端来。要酒么？银壶暖了上的。

要知道，宋朝我们还没有开始普及白酒，大家基本上还在喝黄酒。宋人喜欢酒烫热了上，上来的酒冷了怎么办？没事，有几个嫂嫂在那里开一个碳炉专管温酒。这个碳炉就和马路上新疆羊肉串的那个格局相仿佛。烫酒的嫂嫂有个专门的名称“焌糟”。是当时三百六十行中的一个。

那些银盘子的价格不菲。但是酒楼对顾客却非常放心，给足面子。甚至你不想下馆子，想在家里请客，向酒楼定了酒菜，他们也一样拿了银器盛了菜式上门。到第二天才叫伙计上门收回。

5）下酒的菜

喝的酒有了，下酒菜是啥呢？宋菜的菜谱太多了，抄不完的。往往一个酒席一个人会有机会吃到四十几道菜。梦梁录等书中就有几则，包括高宗和秦桧的宴席的菜单。射雕英雄传中的鸳鸯五珍脍的大名也赫然在焉。看来金庸大概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借射雕的洪七公偷偷跑去南宋皇宫偷吃解馋。

民间下酒用什么呢？俺们去翻话本小说。可以发现许多，比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秦卖油去花魁娘子家里等花魁娘子回来，老鸨就摆酒款待他。

先是吃了一通果子按酒。注意，果子并非水果。这个词汇在日本还用，就是一系列点心。比如铜锣烧、麻薯这些。然后入夜又用暖锅下酒。暖锅就是小火锅。估计就是个小沙锅，用点木炭加热放些肉菜，也可以按酒。

极端的例子来了。四川举子俞某千里迢迢赶到杭州来考试，却没有中第。根本没有钱回四川，于是准备吃一顿好的跳西湖自尽。于是关照小二管好的只管上。结果酒保将各色时鲜水果海鲜只管上来，他就从晌午一直吃到傍晚。结账居然要五两银子，等值相当于一个人吃掉近两千块钱哈!佩服。

6）吃酒的人

那里的百姓，寻常家里都不开灶的。---梦梁录。

作为一个两宋的都城的小市民，你会有一个绰号：笼袖骄民。是两宋的用语，但是意思即便现在也是一望而知。

身为两宋的城市居民，简直是人间一大幸事。刮风下雨政府大户都有散发救济，往往到了年底朝廷突然会免除你的房租。宋史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开封的皇宫想扩张，于是和皇宫北面的居民协商。但是那边的居民都不愿意搬走，于是北宋的开封就有了有史以来最小的皇宫。相当于当年节度使的府第而已。

幸福的小市民们几百年地沉浸在他们的幸福中。所以反过来说，两宋灭亡的时候口传身述的民间文学也特别多吧。历代仿佛都没有和两宋堪比的小市民比例，所以其他的朝代结束之前的流民起义也最多。一个被贫穷化了的社会对改朝换代似乎不觉得痛苦。两宋不是。

扯远了。幸福的小市民们不开火仓。两餐三点都在外面解决。都市里还有朝廷行政人员，国家工厂（从来没有人记载过开封皇宫正面是印钞厂吧？那里可以有几百号员工），僧侣，生意人。小市民们混迹其间。看看清明上河图，在熙熙攘攘的市口中，总有一些人悠闲自得，驻足观看。他们就是城市的小市民，在观看自己的家门口又出了什么新鲜事。

宋代的饮食业是与商品经济，特别是大城市同步发展的。

在北宋后期的开封城中，“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

夜市中出售各种糕饼、果品、肉食、羹汤等，还有“提瓶卖茶者”。“每日交五更”，瓠羹店“间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点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

开封的饮食业大致包括酒楼、食店、饼店和茶肆。

茶肆按其规模亦可分为数等，分别是大茶坊、人情茶肆、花茶坊、普通茶坊。

食店的饮食风格和菜系可分为分为羊饭店、南食店、素食店、莱面店、衢州饭店等。“都人侈纵，百端呼索，或热，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浇、膘浇之类”。

开封有很多着名的酒楼食店，如白矾楼后改名丰乐楼，在宋徽宗宣和时“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

寺院的素斋也成为饮食业的一种。着名的相国寺内，“每遇斋会，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辨”。

南宋临安的饮食业包括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等。从酒店经营的规模和项目看，临安酒肆又可分为以下数等：第一等为正店，第二等为脚店，或称分茶酒店，第三等为拍户酒店，是小型的零卖酒店，第四等为沿街串巷流动叫卖的小贩。

点心店可分为荤素从食店、素点心从食店、馒头店、粉食店数种。

其名店如有杂货场前甘豆汤、戈家蜜枣儿、官巷口光家羹、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涌金门灌肺、五间楼前周五郎蜜煎铺、太平坊大街东南角虾蟆眼酒店、朝天门里朱家元子糖蜜糕铺、和乐楼、熙春楼等。临安饮食业往往仿效北宋开封风尚，也有早市和夜市，而水产品菜肴尤为丰富。

酒楼中各种山珍海味，“凡下酒羹汤，任意索唤，虽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过卖铛头记忆数十百品，不劳再四，传喝如流，便即制造供应，不许小有违误。酒未至，则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如此屡易，愈出愈奇”。当地“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

宋代饮食业当然也呈现阶级差别。如临安城中“有卖菜羹饭店，兼卖煎豆腐、煎鱼、煎鲞、烧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食粗饱，往而市之矣”。

另有生产团子、馒头、灌肺之类的“作坊”，“或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

城市中沿街叫卖吃食的小贩甚多。开封的“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屋，向背聚居，谓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卖蒸梨枣、黄糕糜、宿蒸饼、发牙豆之类”。“番阳城中，民张二以卖粥为业”。“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贫，仅能启小茶肆，食常不足”。“饶州市贩细民鲁四公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

在小市镇和交通要冲也有饮食业。如“韩洙者，州人，流离南来，寓家信州弋阳县大郴村”，“地名荆山，开酒肆及客邸。乾道七年季冬，南方举人赴省试，来往甚盛”。当时村市市邸店往往兼营饮食，“浦城永丰境上村民作旅店，有严州客人赍丝绢一担来，僦房安泊”。夫妇“即醉以酒”，图财害命。“德兴南市乡民汪一启酒肆于村中”，这又是单一的乡村酒店。

陆游诗有“三更投小市，买酒慰羁旅”，“牛饮桥头小市东，店门系马一樽同”，“陌上歌呼簪稻穗，桥边灯火买官醅”，“草市沽寒酒”，“饥从野店烹葵饭”，“小市疏灯有酒垆”等句，都是描写草市和小市的饮食业。

此类饮食店自然不能与大城市的高级食店酒肆相比，陆游的另一首诗叙述他投宿四川一个十八里草市的情形：“月黑叩店门，灯青坐床箦。饭粗杂沙土，菜瘦等草棘。泰然均一饱，未觉异玉食。”宋时官办的驿站也往往安排过往官员士人的饮食，如陆游在四川弥牟镇驿舍的诗说：“邮亭草草置盘盂，买果煎蔬便有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