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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通史 揭秘历史上的四大师生“断交”事件

9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家洲公开宣布，因今年新招硕士生郝相赫在微信上对北京、人大教授“无端嘲讽”，经苦口婆心劝导无效，决定与该生断绝师生关系。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相关争议不断。

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量知》中说：“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在古代，“师门”是非常神圣之所在，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是很亲近的，但是，历史上也有老师与学生，或者学生与老师断绝“师生关系”的个别特例。

冉求为军阀敛财，孔子与其断绝“师生关系”

《史记》卷六十七记载：“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岁。为季氏宰。”冉求是孔子的学生，很能干，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冉求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时，被鲁国的权臣季康子作为人才召回国内，担任季氏家族的大总管，此后一直受到季氏的重用。尤其是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进攻鲁国时，冉求显示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谋略。他先是说服鲁国权臣们下了抵抗的决心，然后又亲自率军与齐国作战，打败齐军。由于冉求功勋卓着，季氏最终听取了他的意见，把其老师孔子请回了鲁国，孔子也由此结束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行。

但是，对季氏家族把持鲁国朝政的行为，孔子相当厌恶。在孔子回国的这一年，季氏为了积聚战争储备，决定搞税赋制改革，当时称作“以田赋”，就是说把原先只有战争时期才征收的军赋，制度化为不是战争时期也征收的税赋。要出台新政策，季康子就让冉求去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听说要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这与他的执政理念相违背，于是坚决反对。但是反对无效，季氏第二年依然正式“以田赋”。作为季氏的家宰、得力干将冉求，他当然是站在了季氏这一边，并为季氏的这次增收赋税制度的执行出了大力，要不然，政客季康子也不会那么信任他。

但孔子相当看不惯学生冉求为季氏家族敛财的行为，认为“季氏富于周公，而(冉)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有一天，季康子同孔子闲聊，问孔子：“冉求是仁义之人吗？”孔子回答：“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冉)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可见，孔子对于冉求的人品道德是有看法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某一天，孔子大骂冉求后，对自己的其他学生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那意思很明确，冉求不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显然，孔子的这句话就是一个与学生冉求断绝师生关系的严正声明。而且，这个声明流传了两千多年。

张居正违背礼制，学生们跟他断绝“师生关系”

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赫赫有名，但是，他的学生们却曾经与他断绝“师生关系”。

张居正受李太后的重托，在辅导万历皇帝的学习以及施政上殚精竭虑，并且，他还针对当时吏治积弊，积极推行改革措施。正在他锐意改革，而且初见成效的时候，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照明朝的规定，父母死了，身为官员的儿子必须回家守孝3年，称作“丁忧”，而实际的“丁忧”时间是27个月。

对于一个正在实行改革的政治家来说，27个月实在太长，何况张居正的大业才刚刚起步，时间宝贵，张居正毅然选择了“夺情”。所谓的“夺情”即大臣按照儒家规矩向皇帝申请回家守孝，但是，皇帝因为工作需要不同意其回家丁忧，这叫“夺情”。我国封建时期尤其是礼教鼎盛的明代，士大夫们极其重视所谓的“礼制”，明朝自朱元璋开始，就一直要求以孝治天下，没有孝心的人根本是没办法在官场立足的。而官员“丁忧”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当时的张居正是皇室的大红人，当时的士大夫们还是以其不“守孝”之事，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甚至有人大声斥责：“阁臣百僚师表，夺情不丧，何以示天下。”(《万历野获编补遗》)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奏折如同雪片一样，飘到万历皇帝和张居正的面前，虽然铁腕的张居正不怕这样的弹劾，奏折可以留中不发，但是，让张居正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学生赵用贤、吴中行两人竟公开声称与他断绝师生关系！这是明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学生反对老师，几乎是大逆不道。但是这些身为读书人的学生，为了坚持儒家训教，冒着极大的风险，与老师张居正断绝“师生关系”。赵用贤、吴中行被朝廷惩罚，受了杖刑。但是，“(张)居正既没，言官攻击不已，吴中行、赵用贤等以论夺情被杖，清议予之。”(孟森《明史讲义》)——学生吴中行、赵用贤与没有遵守礼教传统的老师一刀两断，赢得了当时及后世的好评，青史留名。

封疆大吏沈葆桢对老师不敬，老师气得说“拜拜”

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记载，清代的孙锵鸣曾是道光丁未年会试的同考官，按照科举惯例，后来的晚清重臣李鸿章与沈葆桢都是他的门生弟子。李鸿章为人圆滑，他与孙老师关系很好，“执门生礼甚恭”，但是，学生沈葆桢对孙老师就不那么待见了。

光绪四年(1878年)，侍读学士孙锵鸣因事被撤职后，主讲钟山书院。当其时，学生沈葆桢正是当红的两江总督，按理说，在学生的地盘上，孙老师的日子会很好过的。但是，就是在孙锵鸣担任这钟山书院山长的时候，他气得与学生沈葆桢断绝了来往。

沈葆桢才上任两江总督时，按照当时官场规矩，与他同城的江宁藩司应该第一时间来拜见他。但是，这个江宁藩司迟迟不来，让他大为光火。是什么下属敢有这个豹子胆？！——原来，这个江宁藩司是沈葆桢的老师孙锵鸣的哥哥，叫孙衣言，也是个大名士，他“自居老辈”，对于这个后生晚辈领导“既未迎迓，亦未莅衙”，当然，沈葆桢因为他是自己老师的哥哥，也不好拿他怎么样。但是，就因如此，沈葆桢才当两江总督时就对孙老师有了意见。舌头与牙齿近了，难免会咬一口。问题是孙藩司不知领情，在工作中“意见亦与葆桢大不合”，这就让沈总督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了，后来找了一个机会，请求朝廷将这个难缠的主儿调回京城，此是后话。

在孙锵鸣担任钟山书院一把手时，有次选拔考试，孙“院长”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批阅书院学生的试卷，“取课卷前十名”，上报两江总督。但是，沈总督却不认同老师的评判结果，“不独颠倒其甲乙，且于渠田(孙锵鸣)先生批后，加以长批”，而且，身为学生的沈葆桢拿着总督的架子，当着下属的面指责孙“院长”——他以前的老师——在批卷中的诸多错误，孙老师在朝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一来，他觉得颜面扫地，气得立即抬腿走人，与学生沈葆桢断绝了来往。

对于这件学生挑老师的碴，老师愤而与之断绝关系之事，“江南人士，皆谓……沈文肃无情”，加上沈葆桢与孙衣言之间的龃龉，从此，“沈、孙两家宿怨，始终未解”，成为一桩公案。

章太炎违背师训，俞樾将其逐出师门

章太炎作为清末民初思想家和学者，是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1891年，章太炎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等人，在俞樾门下学习七年，其间，学问大进，很受俞老师的赏识。俞樾，1850年中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被罢官而潜心学术，是晚清着名的朴学大师，其学识、人品、修养都为人称道。

后来，章太炎的民主主义观增强，与晚清趋新的知识分子严复、汪康年、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来往密切，并于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后，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议会”，他主张驱逐满、蒙代表，并割辫明志，反清意识浓厚。

第二年，即1901年春，章太炎到苏州东吴大学执教，特地去拜望住在苏州的恩师俞樾，没想到俞老师对其来访火冒三丈，声色俱厉地斥责章太炎“背父母陵墓，讼言索虏之祸，不忠不孝，非人类也！”，“曲园无是弟子，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可见，秉持忠君底线的国学大师俞樾明确提出了与章太炎断绝师生关系。

俞老师对昔日寄予厚望的弟子毫不留情地斥责，不但当事人章太炎为之惊诧莫名，而且，当时的舆论也极为惊诧。被厉责之后，学生章太炎气愤难平，当晚写下《谢本师》一文，也宣布与老师俞樾的师徒关系一刀两断。

不过，事情过去后，俞、章两人并未真正断绝师生关系。1907年，俞樾去世后，章太炎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一篇《俞先生传》，对老师的学术与人品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今见夏报，知俞先生不禄。向以戆愚，几削门籍，行藏道隔，无山筑场，悬斯心丧，寺在天之灵知我耳。”——此中，不仅有学生对老师的哀思之情，也有一点悔愧之意。

历史上，老师将学生逐出门去，即所谓“破门”，这不是小事。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地君亲师”一说，师生关系并不亚于父子关系，学生之于老师，除求学外尚有尊亲之意，所以，在古代，被老师逐出师门、学生与老师断绝师生关系，同样为社会伦理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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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通史 揭秘张廷玉从不挨批的秘诀

终雍正一朝，始终受宠而从未挨批的汉臣唯张廷玉一人。《啸亭杂录》记一事，说雍正五年五月时，张廷玉偶有小疾，请了几天病假。数日后，雍正对近侍们说：“我这几天连日臂痛，你们可知道？”众人惊问其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岂能不臂痛？”仔细推敲，雍正如是说亦非矫情，一则其勤政过度，二则彰显了张廷玉的重要性。试想，有张廷玉在旁辅佐尚且劳累，没有张廷玉岂有不臂痛之理？

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其父张英为康熙朝名臣，后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桐城张家世代诗书，为当地望族。据《桐城县志》载，张英京中为官时，其老家人因与邻居吴家争宅基地而飞书京城，让他给地方官打个招呼，“摆平”吴家。张英收信后，只回了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后大为羞愧，遂主动退让三尺，邻居吴家亦深受感动，也退地三尺，“六尺巷”之典故，即由此出。

张英词臣出身，康熙十六年设立南书房时，张为首批入值者，后为方便其来往，康熙特在西安门内赐给宅第，这也是汉臣入居禁城之始。张英为人平和，办事勤勉，康熙说他“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每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张英必随侍左右，朝中制诰亦多出其手。为官三十余年后，张英以老病求归，康熙特在畅春园为之赐宴送行。此后，张英于老家去世，谥“文端”。

张英共六个儿子，其中有四子登科，长子张廷瓒为詹事府詹事;次子张廷玉;三子张廷璐官至礼部侍郎;五子张廷瑑为雍正元年进士，后任工部侍郎、礼部侍郎等。张家六子中，以张廷玉最为显贵，其于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后历任翰林院检讨、冼马、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功业直追其父。

雍正登基后，见张廷玉在群臣中“气度端凝，应对明晰”，认为其人才可用，随即将之擢升为礼部尚书，参与机密。雍正二年，张廷玉转任户部尚书，同时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雍正四年，晋文渊阁大学士并充康熙实录总裁官;雍正六年，转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同年作为首批大臣入值军机处。据其自订年谱，是年吏部尚书事务无人管理，雍正特召其面谕曰：“铨政最关紧要，必得公正无私，朕所深信之大臣，始可委任。汝职掌繁多，日无宁晷，朕本不忍再以铨部之事累汝，但再四思维，无有出汝右者，汝第总领大纲，不必躬亲细事，即偶有忽略处，朕皆原谅，不汝督也。”其重视与信任程度可知。

张廷玉的仕途平顺也不是没有原因，一则其父在清廷高层多年，康熙难免对其子有所照顾;二则张英历经宦海数十年，平日里言传身教，张廷玉对各种为官之道自不陌生;三则张廷玉本身才华过人，文笔好，记性好，非常人可比。据其自述，“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啸亭杂录》中也说，张廷玉辅相两朝几二十余年，一时大臣皆出后进。其上年纪后，仍精神矍铄，裁拟谕旨，文采赡备，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对诸语，归家时灯下蝇头书于秘册，不遗一字。有时雍正偶然问起各部院大臣及司员胥吏的情况，张廷玉即缕陈其名姓籍贯及其科目先后，从无错误。至八十岁后，某次书写颠倒一语，即掷笔叹曰：“精力竭矣！”如此办事能力，如此“活档案库”，雍正帝不由赞叹：“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

张廷玉不仅能力强，而且人品官风极佳，同僚一致公认他为人淡泊宁静，气质和平。为官期间，张廷玉不轻易帮人说话，也极少介入人事纠纷，其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见升迁罢斥，众必惊相告曰：此中必有缘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许多缘故？”更难得的是，张廷玉位处中枢数十年而很少交结外官，几“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平日里，张廷玉也无声色之嗜，办事唯出公心，从来也不曾受过贪渎的指控。他做主考官时，有人想通关节而以微词试探，其以诗做答：“帘前月色明如昼，休作人间幕夜看”;其长期处机要之地，而“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

从工作性质上看，张家父子其实都是皇上贴身秘书，这种工作的保密性尤其重要。若论口风之紧，张廷玉更在其父至上，其襄赞雍正十三年，朝中各项重要决策都曾参与，但凡事他只管默默去做，而从不张扬。正因为如此，雍正对他极为信任，一些人事任免也往往参考他的意见，而张廷玉从不走漏一丝风声。其办事之余，从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让家人子弟探知。如《啸亭杂录》所言，很多后进大臣都是经他推荐而受重用，但他们却终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更不知张廷玉在其中的作用。

以此个性及行事作风，张廷玉似乎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其作用虽大，却无非写写划划，雍正身边的一等大秘而已。不过令人奇怪的是，雍正死前发布遗诏，以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令其百年后配享太庙。“配享太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张廷玉死后其神位可以安放在太庙的前殿西庑，接受皇帝每年一次的祭祀，这是清朝历代皇帝对大臣给予的最高礼遇和殊荣。终清一朝，汉大臣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而其他配享的满大臣，无不在建国立业、开疆拓土上做出了卓着的贡献，反观张廷玉不过一文臣，其何德何能，能享此殊荣？遗诏既出，满汉大臣眼红嫉妒不服者大有人在，就连乾隆本人，他后来与张廷玉闹别扭时，也指斥张廷玉并没有大的功劳，原本是没资格入享太庙的。那么，乾隆的评价是否公正，又是否符合事实呢？

这问题恐怕还得从军机处说起。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后，罗卜藏丹津逃入准噶尔，受策妄阿拉布坦的庇护。两年后，为筹划用兵西北，雍正密令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于内廷密筹办军需。又一年后，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噶尔丹策零即位，雍正提出将罗卜藏丹津交付清廷的要求而遭拒绝。七年六月，为及时有效地调用各项物资及人员以对准噶尔用兵，雍正在隆宗门内北侧设军需房，这就是军机处的前身。雍正十年，军需房正式定名为“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并由礼部铸造印信，这一机构遂成定制。

雍正即位后，西北的战事为其设立军机处提供了良机。众所周知，军事有别于一般行政，当事者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其机密性与快速决断乃至执行均非常事常态可以比拟，这对加强皇帝集权非常有利，而非内阁制度所能承担。

事实上，在西北军事停止后，军机处非但没有撤销反而成为常设机构，进而成为雍正直接控制的权力中枢，其职责也由之前办理战争、军政及八旗事务扩大为所有机要政事。归纳而言，军机处职责主要有三类，一是不时应召商议要务;二是面奉旨意草拟谕令;三是管理机密文书档案，这就相当于皇帝秘书班子的正式化了。

按规定，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种职官，前者俗称“大军机”，又称“枢臣”;后者俗称“小军机”，与“大军机”相对。军机大臣通常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中挑选，其名额没有定数，或三或四或六，均视情况而定。同样，军机章京也没有定员，其主要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署中下级官员中选任，其职责是辅助军机大臣，承担拟稿、公文收发等日常事务。值得一提的是，军机大臣间并无隶属关系，其只接办皇帝交给的机要事务并只对皇帝一人负责，所谓“首席军机”，与明朝首辅是两个概念。

在清朝所有军机大臣中，张廷玉无疑是最为突出的。据其自撰的《澄怀园语》中说，其于雍正五六年后以大学士兼管吏部、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皆及繁要重大之职，兼以晨夕内值，宣召不时，书日三接，习以为常”;西北兵兴后，“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每至朝房或公署听事，则诸曹司及书吏抱案牍于旁者常百数十人，环立更进，以待裁决;坐肩舆中，仍披览文书;入紫禁城乘马，吏人辄随行于后，即以应行止者告之。……每薄暮抵寓，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奏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对张廷玉的劳累与忙碌，雍正也多有体察，说“尔事务繁多，……恐尔眠食之时俱少矣，嗣后切宜爱惜精神，勿过劳，以负朕念。”

如果张廷玉只是勤勉能干，那还不足以解释他何以能配享太庙。事实上，张的贡献并不仅限于文字与参谋，而最要者在于军机处的建章立制，这才是他的大功业。《清史稿》中即说，“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其所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

在张廷玉规划的制度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廷寄”制度。此前，皇帝谕旨经由内阁发出，即所谓“明发上谕”，之后或由六科抄发，或由相关部门行文，既费时日，又难保密，相关的地方官员往往在京雇人先行投递，等正式公文到来后，他们早已作好准备。如此行政，效率与可靠性当然大打折扣。军机处设立后，张廷玉所制定的“廷寄”办法系由军机处将上谕函封后交兵部，兵部管属驿站根据函面要求，或日行三百里，或四、五百里乃至六里加急进行传递。和内阁的“明发上谕”相比，“廷寄”谕旨不仅保密性高，而且速度大为提高，这对提高整个王朝的行政效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此后，内阁所办谕旨多为国家重大政令或程序性事务，而各项机要事务统归军机处办理并严格要求“一日事、一日结”，绝不允许出现积压。如此，办事效率想不高也难。

军机处是机密之所，气氛难免严肃，因而雍正在其南窗题一匾额，曰：“一堂和气”。据说这块匾额的来历是当年同受重用的军机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关系不和，雍正特书此额以调停两人关系。《啸亭杂录》中即记了这样一件趣事，说张廷玉与鄂尔泰在军机处共事多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尔泰偶有失语，张廷玉必以微语讥讽，使前者下不来台。某年暑日，鄂尔泰脱帽乘凉而见堂宇湫隘，其环视曰：“此帽置于何所？”张廷玉徐笑曰：“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鄂尔泰听后好几天都不高兴。当然，这只是说笑了。

军机处人员公务繁忙，由此也得了许多格外的恩典，如每日入值的军机大臣、章京饭食均由御膳房供给，满汉章京散值后还可以去方略馆聚餐。对于“大秘”张廷玉，雍正更是宠爱备至，优赏有加，如张好饮茶，雍正在每次地方贡茶到时均不忘赏赐;十余年间，6次赏帑金给张廷玉，每次辄以万计，其中一次赏银2万两(雍正八年)，张廷玉辞谢而雍正不许，说：“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某年，张廷玉回乡祭祖，雍正在其行前赠给一件玉如意，意在“往来事事如意”，同时还赠送各种贵重物品及内府书籍52种，其中《古今图书集成》只印了64部而独赐张廷玉两部;另外，雍正还行文各省，着“所过地方派拨兵弁护送，并文武官员迎接”;回京时，又遣内大臣海望迎于卢沟桥，几成望眼欲穿之势。

不过话说回来，像张廷玉这种处事谨慎、心思周密、有才又好用的下属，若不得领导欢心反而不正常了。作为雍正身边的头等秘书，身处在军机处这种机密之地，张廷玉身上最可贵的品质在于“沉默是金”。正如其最推崇的黄庭坚之语，“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与其言多必失，不如少说多做，管住自己嘴巴，切忌张扬。办事时，则处处小心谨慎，细致周到，事成则归功于人主，事败则自己先承担责任。作为领导秘书，这些都是值得称道与学习的良好品质。

除辅佐之功外，张廷玉还先后纂修康熙、雍正两朝实录及《明史》、《清会典》等重要典籍，文治之功也相当了得。事实上，张家三代都文才飞扬，张廷玉同样有三子登科，其中张若溎于雍正八年中进士;张若霭于雍正十一年殿试第四名;张若澄为乾隆十年进士。尤值一提的是，其长子张若霭原本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后立刻面见雍正，以自家世受皇恩、科举很盛而请求降低其子的名次，其表示：“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如此，张若霭才被改为二甲第一名。如此看来，张廷玉亦同其父，不失“古大臣之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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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通史 揭秘梃击案”过程简介

“梃击案”是明末着名的三大案之一，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这个惊天大案的被害人就是太子朱常洛。二十岁的朱常洛在群臣的力挺之下好不容易当上了太子，却并没有摆脱危险，郑贵妃这条毒蛇一直在背后向他吐着芯子。眼看着自己苦心设计多年的计划落空，郑贵妃心中愤恨不已，决定拼个鱼死网破。五月初四的中午，一个三十多岁的刺客公然挥舞着大棍冲进了太子朱常洛家中，打伤了守门太监，企图刺杀太子。幸好，当时有一个勇武过人的内侍韩本用及时赶来，在前殿制服了这个疯狂的刺客，救了朱常洛一命。惊魂甫定的朱常洛怎么也想不通，竟然有人胆敢如此堂而皇之地冲入太子府杀人。想到自己从小受到的委屈，他的心里不禁有些凄凉。

这次刺杀太子的大案自然在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没有得逞，但是歹徒气焰之嚣张让众臣目结舌，于是，大家渐渐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太子的宿敌郑贵妃。后来，明神宗便将此案交给了御史刘廷元审理。刘廷元将那个歹徒带上堂来，经过询问，发现这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名叫张差，而且说话颠三倒四，好像精神失常一般。不过，如此一个疯癫的村民竟然敢行刺太子，背后肯定有指使者。后来，在刑部提牢主王之的威逼利诱下，张差终于供出了幕后主谋，果然是郑贵妃。原来，这个张差确实是一个靠砍柴和打猎为生的庄稼户。在此事发生前的一个月，张差和平日一样去集市上卖货，挣了钱一时手痒，便去赌博，结果钱输了个精光。正在他懊恼的时候，一个老太监交给他一桩“生意”。这个张差便跟着老太监进了京，好吃好喝了几天之后，另一个太监接过了木棍，按照指示闯进了朱常洛住的慈庆宫。

据他说，老太监告诉他，只要见人就打，尤其是一个穿黄袍的人，打死之后重重有赏。根据张差的供词，王之最终揪出了那两个指使的太监，就是郑贵妃手下的庞保和刘成。

惊天阴谋一旦传开，朝野上下顿时议论纷纷，有朝臣立马进言，要求明神宗治郑贵妃谋害太子之罪，并举证郑氏一门外戚专权。郑贵妃听了之后吓得惶惶不可终日，赶紧跑去明神宗那里哭诉。明神宗看这次惹了众怒，也不知如何是好，便没好气地告诉她：“你自己去跟太子解释，跟百官交代吧！”

朱常洛看到父亲生气，又听出神宗话中有音，只得主动站出来化解这场危机，提出只要张差一人来承担罪责即可。明神宗立马就坡下驴，高兴地说：“还是太子识大体，就这样办吧。”于是，这个举国哗然的惊天大案最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不过，经过这次大案之后，郑氏一门也渐渐衰微了，太子朱常洛反而赢得了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地位进一步巩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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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通史 揭秘中国历代王朝是如何选秀的

我们知道，帝王又称为“九五之尊”，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对女性的大量占有，皇帝享有“三宫六院八妃九嫔七十二御妻”；并有大量侍妾作为后妃的补充，这些女子称为宫女或宫人。她们要随时提供皇帝所需的服务。由于历朝历代的嫔妃制度的差异，帝王所拥有的异性多寡也随之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无庸质疑的，为中国古代帝王所占有的女性数量之多，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历朝历代后宫嫔妃是呈递增之势，有增无减。

“选秀女”是近代的说法，古代叫“采选”。指通过正式规范的途径，从民间挑选貌美色丽、素质上乘的女子入宫服侍皇帝皇族。采选的制度是东汉首开其端。在此之前，历代朝廷充实后宫，或强夺，或挑选，时间不定，规矩不一，随意性很强。

历代帝王后宫中这成千上万的妃嫔和宫女是怎样入宫的呢？根据史书上记载，她们最初来自征战，战败国的女俘会成为战胜国帝王的嫔妃和宫女。

《易经》上有“匪寇婚媾”之语，说明远古时期的婚媾手段与匪寇之争并无大异。

《晋书》上载“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殷辛（殷纣王）伐有苏，有苏人以妲己女焉。”

妹喜和妲己是中国古代少有的美人，而她们都是因讨伐有施和有苏而获得的，西周末的君主幽王姬宫涅，出兵打败褒国（今陕西汉中地区褒城一带），褒国献上美女褒姒后，周幽王才肯。

然而，随奴隶制度逐步瓦解，帝王后宫中的嫔妃主要来源有：一是友邦的赠送。如晋文公重耳逃亡到秦国，秦穆公把已嫁给晋太子为妻的亲生女改嫁给重耳，还先后送给重耳五个美女，帮助重耳回晋国杀怀公。秦穆公的一切行动只为了利用重耳控制晋国。战国时代，美女被帝王们当作是一种礼物一样相互赠送，更是司空见惯。

二是臣子进献。战国末期，七雄并立。秦孝文王为取信于赵国，将朱姬所生之子异人（后更名子楚）作为人质送往赵国的国都邯郸，于是便发生了大商人吕不韦献姬谋政的故事。

到了秦汉时期，皇帝皇宫的嫔妃是按照一些制度从民间良家子中选出一些符合制度的女人，其中有大部分宫女都运用强权被迫入宫服役的。

秦汉以来，统一的大帝国，实行郡县制，王与诸侯联婚，或者诸侯之间的联婚已不可能，媵婚、掠夺、献纳也不可能。

历代宫女中，有一部分开始从民间“选美”、“采女”中选出。“选美”，就像科举考试一样，有一套严格的规矩。参选女子必须是良家，即非医、非巫、非商贾和百工，这些人家的女子叫良家子。历代都规定宫女取自良家子。

东汉

自汉代开始逐步形成从民间遴选后妃，东汉以后，遴选后妃形成制度，每年秋季开始从民间遴选良家女子。

其过程大体是：每年农历八月，朝廷派遣中大夫、掖庭丞内廷官偕同精通相术的人员，一起到洛阳乡间，阅视良家童女。

挑选的标准是，年龄在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姿色秀丽、容貌端庄，面相符合相法“吉利”的女子。选中者当即坐上车，载入后宫，然后再从中择优，让皇帝“登御”。那时的宫女似乎叫家人子。

凡有幸受到皇帝恩宠，就有可能立为妃嫔。由于八月初是朝廷向农民征收算赋之日，故称其制为“算人”。可见所谓采选乃是百姓向帝王奉献的一种有生命的特殊赋税。

西汉初年，宫女只有十几人。汉武帝时，宫女突破一千名。东汉桓帝时，后宫聚集美女五六千人。

三国

三国鼎立争雄，各国没有从民间选取民女入宫。宫人多靠战争中掠夺女子，籍没罪臣妻妾、女儿入宫，从民间选送者是少数。

当然也有特例，三国时期吴主孙皓荒淫无道，他令人在各地选取文武官员家中的女儿，尤其是那些高官的女儿，凡十五六的姑娘都得参加“简阅”，一个不得落下，“ 简阅”不中，才许出嫁。

晋朝及十六国

晋武帝司马炎灭吴以后，将吴主孙皓后宫数千人、掖庭数万美女纳为己有，但犹不满足。又效仿孙皓所为，下诏「禁天下嫁娶」：“诏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备六宫。采择未毕，权禁断婚姻。”结果许多大臣之女被选入后宫，充当妃嫔，庶民之女则充当宫女。

魏晋南北朝时，史书记载十六国后赵皇帝石虎，劫夺民间妇女三万置后宫。石虎的儿子太子石宣和诸公也仿效石虎的选美，也有美女一万之众。

石虎对十二位选美使者因选美有功封为列侯。石虎选美采用极为残忍的手段，在一次采选中，杀夫、夺妻，被逼得愤而自尽者，前后有三千之众。荆、楚、徐、扬为之一空。“百姓有美女……求之不得，便诬以犯罪，死者百余家，海岱、河济间人无宁日。”

他在邺城西3里营建桑梓苑，以美女充之，供自己淫乐。在襄国至邺城途中，每隔40里建一行宫，每宫置一名夫人和数十名宫女，共建行宫40余所，石虎往返于襄、邺时，随时游幸于各宫。每次出行，他还让女尚书、女鼓吹尾随而行。

更为暴虐的是，北齐皇帝高纬下令：凡国内“杂户女年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未嫁者悉集省，隐匿者，家长处死刑。”对高纬的行为，百姓无不切齿痛恨。

隋朝

隋炀帝即位后，后宫妃嫔御嫱位在正七品以上者即达120余人，其余“趋待左右，并无员数”。

但是，纵欲无度的隋炀帝并不满足。“大业八年，密诏江淮诸郡阅视民间童女，姿质端丽者，每岁贡之。”隋炀帝游幸西苑，常有宫女数千骑随从，巡游江者时，“从行宫掖，常十万人”。由此可见，隋炀帝采选宫女数量之多。

唐朝

唐朝采选之风与前期相比亦无丝毫逊色。唐玄宗在天宝年间公开派遣宦官强行采择公卿百官及庶民之家的美貌女子，将她们纳入后宫，专干这种差使的宦官名叫“花鸟使”。玄宗下诏，官民之家如有隐匿其女，不应征选者，即处死刑。

开元初年，太常卿卢崇道为他儿子聘娶了崔姓女子，还未及迎亲，崔氏就被“花鸟使”看中，马上由内给使指定入宫充才人。在窘迫情急的时候，卢崇道只得送给内给使大笔财物，内给使见钱眼开，答应移花接木，另选一个崔氏女子入宫。谁知此事很快败露，卢崇道和他的儿子都以欺君之罪被玄宗下令杖杀了。

这个以“复振贞观之风”自诩的皇帝，在荒淫好色上，和历代昏君并无二致。唐代的采选亦搞得民怨沸腾。

唐开元、天宝年间后宫人数跃升至四万。

《清异录》记载下南唐后宫，美女如云，彩蝶飞舞，蜻蜓游弋花丛。李后主宫中，最有名的是窅娘和缠足之事。窅娘纤弱秀丽，能歌善舞。后主为她造了大莲花。莲花上面装饰各种宝物，中间是五色莲，后主还命窅娘用布带把双脚缠起来，使足尖像月牙，然后让窅娘在莲花上飞旋、凌波，跳后主喜欢的舞蹈。

从此以后，后宫美女人人皆模仿以讨好君王，这一发明，竟影响了中国上千年，害苦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妇女。唐镐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就是为窅娘缠足所作。

宋朝

宋代帝王、皇室总结汉、唐以来外戚干政和「女祸」的教训，对后妃的选择采取了重德轻色，重出身门第的政策。宋代的后妃也多娶自权臣名将之家，且多治家有礼法，是恪守封建礼法的所谓「贤后」、「贤妃」。

因此《宋妃传》有述：「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宋代没有大规模的从民间挑选宫女、后妃的举措。宋代皇帝的后妃几乎都是娶自将、相、节使等高官显贵之家。虽偶有选美活动，也是从「将相家」或「世家」大族的女儿中选拔。

元朝

元朝虽是蒙古族统治的政权，但在统一天下以后，昔日“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马上天子正在不断汉化，为了追求奢糜淫乐的生活，也和汉族帝王一样，制定了采选秀女制度。

据记载：太宗时，有人向皇帝进言，选天下美女充后宫，但也有人劝阻，令皇帝十分不高兴。劝阻的人说：“向择美女二十八人，足备使令，今复选，恐扰民。”这件事才作罢了。另外，元朝时还将高丽女也作为遴选范围。

元代时，清礼亲王昭裢说：“元朝，后宫宫女多至四万，久禁不放。”

明朝

明代宫廷选美，主要在京师附近选取。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伊始，即规定：“凡天子亲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

后来，朱元璋敕谕浙江、江西等地官府：“民间女子年十三岁以上、十九岁以下，妇人年三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无夫者，愿入宫备使令，各给钞为道里费，送赴京师，盖女子以备六宫，而妇人则充六尚也。”

六尚是古代官职名、官署名，负责掌管帝王之物。明朝一代，都以这道命令选民女入宫。

明世宗当政期间，采选秀女逾千数。世宗死后，穆宗即位，其好色比之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隆庆三年（1569），穆宗下诏：“选民间淑女十一岁至十六岁三百人。”

为了能将美女选入后宫，朝廷还用“担水人”作耳目，偷窥少女相貌。每当朝廷选秀女时，官府就召集这些担水人，令其为向导，引导官府选择美女。

如果采选疏漏，未将佳丽选入宫掖，统治者就会发怒。史载：有一年朝廷命官员家眷入朝，尚书施纯的妻子很是贤淑漂亮，皇太后盯着她看了半天，对身旁的人说，选妃子的时候，怎么就没有选到她啊！

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上记载，明代天启元年，熹宗皇帝曾选天下淑女13至16岁五千人，集于京师，将她们分为几十个组。

第一天由内监察视挑选，将稍高、稍矮、稍肥、稍瘦的淘汰；第二天再选，内监检查耳、目、口、鼻、发、肤、领、肩、背，有一处不周正的都淘汰，再让在选者自己说出籍贯、姓名、年岁，听其声音，稍有雄厚、粗劣、难听、混浊、口吃的都淘汰；第三天，内监拿尺量女子的手足，然后让她们行走数十步，观其“丰度”，去其腕稍短、趾稍巨者，举止稍轻躁者，去者复千人。

剩下的一千名召入宫内作为宫女。宫女入宫后，皇帝又令宫中稳婆将她们分别引入密室探其乳，嗅其腋，扪其肌理，再选出三百人为宫女头目。在宫中生活一个多月后，又根据她们的性情、言行以及帝王的喜好，选出五十人为妃嫔。

“终审”一般由皇太后负责，有时皇上亲自出马。他们按摆在面前的桌子上的名单，逐一将精英传进。姑娘立而不跪，回答一些有关姓名、家庭状况、学问方面的问题。“考官”们审形辨音，从中筛选出一后一妃或数妃。其余的，赐给亲王、郡王、皇子、皇孙，或留在宫中当“女官”、宫女。明代内廷有“六个局”，由女官掌管，每局下设“四个司”，女官在百人以上；她们都是皇上后妃的“后备军”。

还有一部分宫女来源于官僚贵族家庭。有的官僚贵族想方设法把女儿送入宫中，求得皇帝的宠幸，这样整个家族就可以凭借裙带关系往上爬。

明太祖虽规定入宫秀女应在13岁以上，但被选者却有未满10岁的幼女。比如宪宗万贵妃，4岁时就被选人宫中。

明代选秀女，给民间带来极大的痛苦，民间百姓家常把女儿入宫看作是掉入火坑，千方百计逃避采选。

万历《常熟县志》记载该县百姓因听到“朝廷命内臣选入宫女子于各省”的消息，引起一场婚嫁高潮，以至“各务苟合，无复人道”。在松江等地，还出现“有垂髻即笋者，有乳臭为夫者”，甚至连寡妇也因害怕进宫而草草再婚。

杭州城内自正月中旬得此传言后，立时“人情汹汹，议先期婚嫁”。正月十八夜间，“把总梅魁自北关抵城，守者放炮启门”，正在梦境中的百姓忽听炮声，不知发生何事，于是有人便将此与前几天的风传联系在一起，以为“采女子内官至矣”。

有一富户人家，当时雇了一名锡工。“在家造银器，至夜半，有女不得其配，又不敢出门择人”，张皇之间，便选锡工当了女婿。富翁大喊：“急起，急起，可成亲也。”锡工睡梦中茫然无知，“及起幕搓双眼，则堂前烛火辉煌，主翁之女已艳装待聘矣”。这便是民间广为流传的“拉郎配”故事的由来。

历代帝王还制定法规，严禁宫外之人为宫女传递书信或物品。一旦犯禁，“皆论以死”。为防止宫人泄漏禁中之事，又把年老的宫女禁锢在“倪衣局”。剥夺无数宫女的生命和终身自由，以此保住宫中的秘密。

明朝宫女们一经选入宫内，便失去自由，大都是衣食菲薄，住所简陋，终身苦役，不能与父母相见。繁琐的礼节，森严的等级，不时的凌辱，使她们几乎无出头之日。

“提铃”和“板着”之罚。宫女们被严格控制。她们除了完成各种苦役之外，还要经常在知书女内官的教习下读《女训》、《女孝经》等书。宫女稍有违规者，将被处以“墩锁”、“提铃”和“板着”。“提铃”就是受罚宫女每夜自明宫乾清宫门到日精门、月华门，然后回到乾清宫前。徐行正步，风雨无阻，高唱天下太平，声缓而长，与铃声相应。“板着”就是受罚宫女面向北方立定，弯腰伸出双臂来，用手扳住两脚。不许身体弯曲，一直要持续一个时辰，即两个小时左右，一般情况是受罚宫女头晕目眩，僵仆卧地，甚有呕吐成疾，乃至殒命的。

宫女生病无医，自生自灭。明朝规定：“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入，以证取药。”宫嫔尚且如此，宫女自不待言。《明宫史》载：在金鳌玉桥西、棂星门迤北羊房夹道（今名养蜂夹道），内有安乐堂，宫人得了病，或是年老了，要和有罪的人一样，发到这里，靠自己的生命力延续时日，或者等死。

死无葬所，火烧后尸灰填入枯井。明朝宫女一生锁闭深宫，供帝王玩弄、使役到死亡后，如果不是有名的，都不会赐墓，而是火葬。火烧后将众多尸灰一起填入枯井。到嘉靖年间，有一个贵嫔捐钱买了几亩民地，宫女不愿其尸灰入井的，则埋此地中。

深宫情不泯，宫女太监结“菜户”

女子入宫，出路也大不相同

皇帝可以把宫女作为奖品赏赐给功臣、亲属。还有如王昭君，被赐婚联姻的。有的皇帝不断更换年长色衰的宫女，将几千宫女放出宫外，出嫁于民。也有的宫女被帝王所杀。

宫女也有生理的需求，皇帝宠幸无望，她们中的一些人就转而寻求感情出口。于是在宫女之间、宫女和太监之间便产生了畸形的情爱的生活方式。即“对食”和“菜户”。

“对食”是指宫女之间自相结合为“夫妇”。后来，“对食”的范围由同性发展为异性。到明代，宫女与宦官结为夫妇的风气更盛，并且有了新的名称，叫“菜户”。成了“菜户”财产共有。宫女长时间找不到“菜户”，还会受到耻笑，被称为弃物。

在宫中，有专门为宫女和太监牵线搭桥的人。双方满意许下海誓山盟，若一人先死，另一人就发誓终身不配。宫女和太监结为“菜户”后，一般由宫女出钱雇用更加卑贱贫困的太监为其服务，会烹饪的太监，其佣金一次就是银四五两。

明中期，“菜户”现象逐步发展到妃嫔以下无子者。皇帝对此也采取公然许可的态度。

明代宫女的数量是九千，但宫中每年花费的脂粉钱达到四十万两银子。

清朝

清代皇帝的选美制度是不同于与其他朝代的，它创立了具有自己特点的“选秀女制度”。

顺治皇帝六岁登基，十四岁举行大婚，二十三岁死去，在位十七年。前七年由多尔衰摄政，那时顺治才十来岁，自然不会有选秀女这事，多尔衰虽然专横，却从未选过秀女。

顺治七年，多尔衰病死。翌年顺治帝亲政，同年举行大婚礼，册立枚尔沁蒙古旧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但顺治十年八月，即以皇后乃“睿王于朕幼冲时，因亲定婚未经选择”“与朕意志不协，宫阃参商”为由，下令将其降为静妃，改居侧宫。

顺治十年十月，他下令“选立皇后，作范中官，敬稽典礼。应于在内满洲官民女子，在外蒙古贝勒以下，大臣以上女子中，敬慎选择。”这次选秀女，从上谕颁布后，直到第二年五月，才择定科尔沁蒙古镇公绰尔济之女，废后静妃的值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并于同年六月举行了大婚礼。

尽管“选秀女”这一词并未在顺治的前述上谕中出现，但为了解决皇帝的配偶，而在满蒙官民女子中大规模阅选的做法，却与后来所谓的“选秀女”的制度是完全一样的。实为清代皇帝第一次选秀女。

当制度被定型以后，即每三年在固定的八旗内部选一次秀女。其目的正像清人吴振或指出的“或备内廷主位，成为皇子皇孙栓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

即是说，从八旗之中选出符合制度的秀女不仅是给皇帝做后妃用的，有的也可能是配给皇帝其他的宗亲用的。

清代选秀女有着非常严密的制度。秀女一般从满、蒙八旗中遴选。凡年龄在十三至十六岁，身体健康无残疾的旗籍女子，都必须参加三年一次的秀女挑选，17岁以上的女子不再参加。

嘉庆六年以前，甚至是公主下嫁所生之女也不能破除此例。秀女年满十三岁称“及岁”，超过十六岁称“逾岁”。

“逾岁”者一般不再参加挑选。如因某种原因而在今年求被阅选者，则必须参加下届阅选，否则即使到了二十余岁也不能在家人的擅自主张下下嫁于他人，违者将受惩处。

每到准备挑选秀女的时候，先由户部奏报皇帝，奉旨允准后，立即行文八旗都统衙门，由八旗的各级基层长官逐层将适龄女子花名册呈报上来，到八旗都统衙门汇总，最后由户部上报皇帝，皇帝决定选阅日期。因为有病、残疾、相貌丑陋而确实不能入选者，也必须经过逐层具保，申明理由，由都统咨行户部，户部奏明皇帝，获得允准后才能免去应选的义务，听其自行婚嫁。

各旗选送的秀女，要用骡车提前送到京城。由于众多秀女的家庭背景不一，官宦人家尚有车辆，而兵丁之家只能雇车乘坐。因此，乾隆时规定：“引看女子，无论大小官员、兵丁女子，每人赏银一两，以为雇车之需。……此项银两，……着动用户部库银。”

秀女们抵达京城后，在入宫应选的前一天，坐在骡车上，由本旗的参领、领催等安排次序，称为“排车”，根据满、蒙、汉排列先后的次序。

最前面是宫中后妃的亲戚，其次是以前被选中留了牌子、这次复选的女子，最后是本次新选送的秀女，分别依年龄为序排列，鱼贯衔尾而行，车树双灯，上有“某旗某佐领某某人之女”的标识。

日落时分发车，入夜时进入地安门，到神武门外等待宫门开启后下车，先由户部司官维持秩序，再在宫中太监的引导下，按顺序进入顺贞门。

御花园、体元殿、静怡轩等处，都曾是阅选秀女的场所。一般每天只阅看两个旗，根据各旗参选秀女人数的多少进行搭配。

通常是五六人一排，供皇帝或太后选阅，但有时也有三四人一排，甚至一人一排的。如有被看中者，就留下她的名牌，这叫做留牌子；没有选中的，就撂牌子。

然后，留牌子的秀女再定期复选，复选而未留者，也称为撂牌子。经复选再度被选中的秀女，还有两种命运：一是赐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一是留于皇宫之中，随侍皇帝左右，成为后妃的候选人。

如果成为后妃的候选人，手续会更为复杂，初次“引阅”之后，屡屡“复看”，有“记名”的，这是被选中留牌子的；有“上记名”的，这是皇帝亲自选中留牌子的。

最后，还要经过“留宫住宿”进行考察，在留宫住宿的秀女中选定数人，其余的都撂牌子。

秀女们乘坐的骡车则从神武门夹道东行而南，出东华门，由崇文门大街北行，经北街市，然后再经地安门来到神武门外，这时，已是第二天中午了。初选完毕的秀女们在神武门外依次登上她们来时所乘坐的骡车，各归其家。这种井然有序的排车法，是嘉庆年间的一位名叫丹巴多尔济的额驸发明的。

不在旗的想参加选秀，势比登天；在旗的想逃避选秀，也是自讨苦吃。

乾隆六年时，两广总督玛尔泰的女儿恒志，年已过十七岁，但从未入选秀女，玛尔泰为此曾专摺奏请为女完婚，结果遭到皇帝的斥责。

清朝的后宫，上至皇后，下到宫女，都是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出来的。从顺治到光绪九朝，选秀女总共80多次。

如果被选中记名的秀女，在记名期内（一般为五年）私相聘嫁，那么上至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下至旗长及本人父母，都要受到一定的处分。如果选中留牌子的秀女久不复选，而记名期已过，那么，这样的女子只得终身不嫁了。

清朝的后宫情形是：皇后，其次为皇贵妃其次为贵妃（二人），其次为妃（四人），其次为嫔（六人），其次为贵人（人数不定），其次为常在（人数不定），其次为答应（人数不定），最后为宫女。宫女最特别，她们的地位是丫鬟，若没被皇帝看中，并且“幸”过，到了二十五岁，她们可以退回本家，另行出嫁。

宫女可以升级，但很难跳级。婢作夫人，要慢慢来。选进来的秀女就不同。宫女要升到贵人或嫔，得经过做答应和常在的阶段，秀女则一进来，便可做到贵人以上。

《养吉齐丛录》曾记有嘉庆、道光年间选秀女的经过情况：挑选八旗秀女时，每日选两旗，以人数多寡匀配，不序旗分也。挑选之前一日，该旗参领、领催等先排车，如挑正黄、镶黄两旗，则正黄之满、蒙、汉分三处，每一处按年岁册分先后排定，然后车始行。

首先是正黄之满州，继而蒙古、汉军。接着是镶黄之满、蒙、汉，贯鱼衔尾而进。车树双灯，各有标识。日夕发轫，夜分入后门至神武门外，候门启，依次下车而入。其车即由神武门夹道出东华门，由崇文门大街直至北街市，还绕入后门而至神武门，计时已在次日巳午之间。

选毕者，复依次登车而出，各归其家。虽千百辆车，而井然有序，俗谓之排车……应选女子入神武门至顺贞门外恭候，有户部司官在彼管理。至时太监按班引入，每班五人，立而不跪，当意者留名牌，谓之留牌子，定期复看，复看而不留者，谓之格牌子。

其牌子书某官某人之女，某旗满州人（蒙古、汉军，则书蒙古、汉军）。入选秀女，凡获得皇帝封号者，至死不得出宫另嫁。被选定为皇后的秀女，还必须通过大婚礼，则大清门、午门入宫，至坤宁宫完婚。

清代宫女只有一二百人，有百人左右能够和皇帝接近。清代还规定，宫女未被皇帝看中的，24岁（有时是25、30岁）时送出宫，另行择配。

中国古代选美标准，不同时代虽有所不同，但形体美、端庄美，成为汉至唐代皇帝遴选后妃的正统审美标准。

《后汉书.后纪》有述，两汉时期，对入选对象的相貌要求是：「姿色端丽」「合法相者」，大体上是容貌端庄秀丽，身材苗条颀长，肌肤洁白细嫩为美。

晋武帝全国统一后，大选美女的标准是：「美而长白」，即「端正美丽」、「洁白、长大」者（见《晋书、后妃传》）；

隋炀帝所选的是「妙丽，长白女子」；

唐玄宗为太子选妃，选的是「细长洁白者」（见《次柳氏旧闻》），到了唐代，则着重丰腴肥硕的胖美人。这期间虽有些皇帝，也把纤柔善舞的选为皇后，歌舞伎人纳入后妃，且深受宠爱。但纤柔之美始终没有能成为女性美的审美主流。

宋代以后，在士大夫阶层中逐渐形成了以病愁瘦削、纤细孱弱，慵懒娇羞为美之倾向。

随着女子缠足的出现和普及，弱不禁风的小脚女人成为明、清时代女性的典范，但宫廷选美仍以端庄秀丽为主，要求身材适中，肥瘦合度，肌肤白嫩始终是女性美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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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通史 揭秘：张居正提出的“一条鞭法”

在一条鞭法实施以前，明朝传统的赋役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开征调的。赋以田为对象，分成夏税和秋粮，向田主征收;役的对象是人丁，官府需要力役时，按户出丁，轮流应役。官府分别把每户的田地和户口，记录在鱼鳞图册和黄册上，作为征调赋役的依据。随着土地兼并的扩展，户丁逃亡，田地隐匿，使得这两个文册的记载十分混乱和失真。那些善于隐产瞒丁的富户，和享有优免权的权贵，“地连阡陌，而欺隐无税”，贫苦农民往往产去而税存，弊端百出。统治者在田赋以外加派的贡品，对户丁的任意役使更是数不胜数。这样苛重的剥削和混乱不堪的赋税制度，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迫使农民“甘愿抛荒田产，避役四方”，或者“逃亡山林，转为盗贼”，使得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国家税源枯竭，人丁短缺。到嘉靖、隆庆年间，可收租赋的田地日渐减少。公元1571年(隆庆五年)的征赋地比公元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减少近一半，户丁的流亡也相当严重，这对封建政权来说，是个很大的危机。为了稳定统治，减少财政损失，必须重新清查土地、户口，改革赋役制度。地主阶级中一些有作为的官吏，也为此作出许多努力。

公元1539年，应天巡抚欧阳铎和苏州知府王仪，提出“以田为母，以户为子”的办法办理赋役。后来相继有人提出“纲银”和“一串铃”的办法。按照《明史·食货志》的说法，纲银就是把民间应役岁费，丁四粮六总征，易知而不繁，就像网之有纲一样。一串铃则是一种伙收分解的办法。这都是一条鞭法的先导。

嘉靖末年，经海瑞、庞尚鹏在江南地区大力推行，才逐渐推广开来。公元1581年在明代着名政治家张居正主持之下，在全国实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是：通计一个州县的赋役，量地计丁，丁粮全部交官。一年中所需的力役，由官府佥募，付给工食费用。其他杂税土贡等也与税粮合为一条，计亩征银，由官府折办。这就是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现在看来简单，但在当时却是一项重大改革。力役从按户丁签派，改为赋役合一，一律按亩征收银两，户丁只要出钱就可以免除力役。这无异于从实际上取消了力役，从而削弱了人身依附的关系，开始有了一定限度的人身自由，有利于商人、农民、雇工的谋生活动。由于银两可以用来代替实物，缴纳赋税，这就改变了征收实物税的旧制，扩大了银两的流通范围。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刺激的作用。同时，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初期，把一切苛捐杂税归并成一种，简化了征收的手续，减少了官吏从中舞弊的机会，改变了某些赋役不均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以一条鞭法的实施，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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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四大血型人的交往禁忌

【导语】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个性，在面对一些自己无法接受的事情面前，都是属于自己的底线。俗话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若是越过了心里面的底线，就没有忍耐可言了。那么在

爱情

中大家的交往底线是什么呢?

a型血的人的交往禁忌

禁忌：a型血讨厌别人错误领会自己的意图

1、a型血的人讨厌别人错误地领会自己的意图，希望被认真而谨慎地对待。

2、他们讨厌过于直白的表现方式。

3、他们做事认真，一步步地考虑问题，合理地得出结论。不喜欢不经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得出结论的人。

4、最恨别人冤枉自己，尤其不能忍受别人对自己家族的批评。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极大的污蔑。

b型血的人的交往禁忌

禁忌：b型血讨厌被强迫

1、b型血的人讨厌被强迫着做事情。

2、他们自信、心中自有主张。如果遭到强迫，他们会非常难堪。

3、b型血的人不太能接受别人对他们的缺点说三道四，他们甚至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承认自己身上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无法接受别人太过直接的点评。

o型血的人的交往禁忌

禁忌：o型血讨厌被别人胁迫

1、o型血的人讨厌别人胁迫自己，比如在胁迫下遵守契约等。

2、他们热心肠，乐于助人，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但由此带来的朋友对于他们的过多的依赖会让他们感到压力。

3、他们虽然为人豪爽，但是抠门儿大王会令他们十分反感。

ab型血的人的交往禁忌

禁忌：ab型血讨厌被看穿

1、ab型血的人讨厌被人看穿。他们用一扇厚厚的门把自己和外界隔开，希望自己的心事永远地埋藏在心底。如果你自作聪明地表示出你已经猜中了ab型血的人的心事，他们会在心里面骂你，认为你是一个最没有品位的讨厌鬼，虽然表面上他们对你还是那么温和。

2、他们感情丰富，有着强烈的好恶感。所以墙头草作风的两面派令他们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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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四大血型人的交往禁忌

【导语】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个性，在面对一些自己无法接受的事情面前，都是属于自己的底线。俗话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若是越过了心里面的底线，就没有忍耐可言了。那么在

爱情

中大家的交往底线是什么呢? a型血的人的交往禁忌 禁忌：a型血讨厌别人错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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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通史 刘备用人秘诀

刘备能成就霸业，显然不是《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更不是民间传言“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他之所以能在尔虞我诈乱纷飞的时代占得一席之地，主要是因为他在用人之道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那么，刘备的用人之道究竟有如何厉害之处值得世人钦佩呢?刘备首次下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决心，毅然决然的决定抛头颅，洒热血建功立业是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而在当时，跟随刘备起家的有关羽、张飞、简雍三人。关羽为人，好读圣贤书，体恤士卒却傲于士大夫;张飞与关羽恰好相反，非常敬仰士大夫，却不体恤士卒;而简雍其人，恰好与二人互补，他为人谦和，待人有道，且善于以事喻谏。就这样，刘备、关羽、张飞、简雍四人组成的绝佳组合开始了起家之路。

刘备在起家之时所组建的组合决定了他成为政坛常青树屹立不倒的地位。历史也证明，最后关羽、张飞、简雍三人终成大器，因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刘备独到的用人眼光。而在刘备奠定蜀汉帝国基业的过程中，刘备的数次“出格之举”，更加让世人见识到他用人的成功。

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原是公孙瓒的部将。公孙瓒派刘备援助田楷去抵御袁绍时，赵云就跟随刘备，成为刘备的主要骑从。据说，在刘备依靠公孙瓒的时候，每次与赵云相见，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赵云亦是如此。后来，赵云兄长去世，赵云拜辞公孙瓒回家守孝。刘备知道赵云恐怕很难再归来，就向他告别，赵云说：“一定不会背离您啊!”后来，公孙瓒被袁绍击败，刘备转投袁绍，赵云果然前来投靠刘备。而刘备则与赵云同床卧眠，密托心事。果然，在刘备逐鹿天下的道路上，赵云誓死捍卫刘备及其家人的性命，终于保护刘备永久的安全。

三顾茅庐的故事在世间流传已久，这也正是体现刘备用人之道上不拘小节的事例。刘备为寻求得以的军师，不惜屈尊降贵，三番四次前往草庐之中拜会诸葛亮。最终与诸葛亮隆中密谈，为自己以后的人生奠定了清晰的规划和目标。刘巴是个特立独行的人，赤壁之战前夕，江南的世人大多随刘备而去，独有刘巴一人北上投靠曹操。后来曹操委派刘巴劝降荆南三郡，可是刘备此时恰好进攻三郡，刘巴惨败而归。最终他又改名换姓投靠交趾太守士燮，可因与士燮不和，在前往益州郡时被捉住送到刘璋那里，随后他就在刘璋那里担任官职。可是不巧的是，刘备又得到益州，终于将不计前嫌刘巴收为己用。后来，刘巴为刘备也提出了许多有建树性的意见，同时他也和诸葛亮等五人拟写《蜀科》。

刘备平定益州后，想派遣大将镇守汉中，当时官员都以为刘备会派遣张飞前去。可是刘备却突击提拔魏延前往镇守汉中。魏延其人，本是刘备的部曲，在担任汉中太守前一直没有太大功绩，但是刘备能慧眼识英才，破格提拔，亦可见其用人之高明之处。刘备在去世之前，与诸葛亮有过一番谈话。他说：“马谡为人言过其实，好纸上谈兵，不可重用。”从这段话中，可以发现刘备不光善于观察臣子之间的关系，更能知道臣子的能力。历史又一次证明刘备的先见之明。诸葛亮不听刘备的遗嘱，最终导致马谡失街亭。刘备用人，主要体现在不拘小节、不计前嫌上，而且他能体贴入微，发现人才的优缺点并且善加任用。他此生用人无失，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罕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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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巨蟹座“马上有钱”小秘诀

巨蟹座今年的财运一般般啦，偏财运还是有的，但是要控制住自己的心情，不能因为心情不好而过度铺张浪费。随便挥霍金钱，就算赚再多的钱也是会被挥霍完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