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八卦 揭开川岛芳子用替身逃脱死刑之谜_野史八卦 揭秘大太监李莲英之死
野史八卦 揭开川岛芳子用替身逃脱死刑之谜
川岛芳子（1905年5月24日—1948年2月21），本名爱新觉罗·显玗，字东珍，号诚之，汉名金壁辉，清朝肃亲王善耆第十四女。善耆为挽救清朝，意欲拉拢日本而抵御西方，遂将女儿送给川岛浪速做养女，显玗由此被送往日本接受严格的军国主义教育。川岛芳子成人后曾为匡扶清政与蒙古贵族结婚，但不久后逃离，并借助养父关系接近关东军，开始为日本长期做间谍，曾先后参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运动等秘密军事行动，亲自导演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转移婉容等祸国事件。她还曾在热河组织“定国军骑兵团”为日军效鹰犬之力，1933年成为伪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被以汉奸罪执行枪毙，终年42岁。而与川岛芳子熟识的另位日本女谍、民国时期着名歌星李香兰因其日本人身份而脱罪，后来曾参与指认川岛芳子之死系替身疑案。
一、段连祥遗言透露惊天秘密
2004年12月24日，中国吉林省四平卷烟厂退休工人、86岁的段连祥病逝。此前于同年秋，在其四平市铁西区家中，曾单独对其心爱的外孙女张钰，透露隐藏56年而令人震惊的秘密：“你‘方姥’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川岛芳子！当年她用‘替身’逃脱死刑后，来到长春市郊新立城齐家村隐居下来，一住30年，直到1978年2月21日(农历戊午年正月十五日)72岁时因病死去。”姥爷在纸上写出川岛芳子几个字，又再三嘱咐她“不要告诉任何人，少惹麻烦”。张钰一时惊讶不已，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一直叫做“方姥”的人竟是“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赶忙追问姥爷：“我‘方姥’怎么可能是日本间谍呢？”姥爷的遗言把张钰的思绪带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她还记得从幼年起，每年夏天都要与“方姥”生活一段时间的情景。
姥爷曾经告诉过她，早年在天津东兴楼见过川岛芳子几次，但没有机会说话。1948年，“七哥”把“方姥”送到沈阳与姥爷见面时，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她已与天津东兴楼时代大不一样。起初姥爷并没有认出来人就是川岛芳子，“七哥”也没有直言相告。后来，摘去化装用的假发，洗去脸上涂抹的黑灰，姥爷才认出川岛芳子的真面貌，从这时起他们就互知身份而真诚相处。“七哥”等人不仅因为历史原因让姥爷参与此事，还有就是姥爷会看“风水”，因此，姥爷才选定风水好的新立城齐家村为隐居落脚之地。
段连祥又示意张钰打开身边装东西的箱子，取出箱子里面的物品并对其来历逐一作了交代：(1)“方姥”(川岛芳子)生前用过的银质发簪一支、铜质日本吉祥物“蛙龙”一对、民国时期日本生产的银碗一个、熏香用瓷炉一个；(2)两本昭和十七年(1942年)版的日本《世界画报》。这是他去天津东兴楼饭庄时，小方八郎送给他的；(3)段连祥1999年用日文写的两封信函：一封是关于张钰母亲段续擎是日本遗孤的证明；另一封是写给张钰母亲段续擎在日本的哥哥三矢敏夫的信；(4)“七哥秀竹”送给段连祥的民国时期亲日派画家张紫枫画的“老虎图”一幅；(5)“七哥秀竹”留下的一根国民党军指挥官用的“指挥棒”；(6)段连祥在“满铁”工作时期的日本同事，1984年从日本寄给他的一本1969年版日本字典。
此外，段连祥还特别嘱咐张钰三件事：一是“方姥”的画，二是小坐狮，三是李香兰的《苏州之夜》唱片。
据张钰回忆，她从小就看到过那张“日本女子沐浴图”挂在方姥房间内。某日夜里，姥爷摘下挂在墙上的画说：“你小时候‘方姥’最疼你，这是她生前作为纪念给你画的，你还记得吗？”对此张钰确实还有很深刻的印象，“先交给你妈好好保管，别丢了”。
小方八郎在东兴楼送给段连祥的日本《世界画报》另外，放在“铁质密码箱”内的两个物件，是“方姥”留给她赡养外公而放在她家大组合柜顶层上的。姥爷先让她拿出小坐狮说：“这是掐丝景泰蓝，如能联系上日本长崎的小方八郎阁下，他是你‘方姥’的秘书，她临终前嘱咐让转交给他。我未能完成，以后就靠你了！”
随后姥爷又嘱咐她设法把那张日本灌制的唱片转送给李香兰，因为那是她主演影片《苏州之夜》的主题歌。
段连祥透露的惊天秘密来得太突然，使张钰一时百思不得其解而陷入对往事追忆之中。姥爷当时还交代：在壁橱内还放有一些能证明“方姥”是川岛芳子的重要物证，但因张钰当时心不在焉，以致对姥爷的交代并没有在意。
其实早在四年前，即2000年，段连祥患过一场大病，他怕自己来日不多，就将心中的“方姨”秘密告诉过女儿段续擎。但有过“文革”坎坷经历的段续擎恐怕招惹是非，便恪守父亲的叮嘱，对这一秘密始终守口如瓶，包括自己的丈夫和儿女，也均从未透露过半个字。
张钰，原名张波涛，出生于1967年，长春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会员，是当代杰出的工笔重彩画大师王叔晖先生的弟子，擅绘工笔仕女人物。她的画作手法细腻，人物俊美，在长春市美术界已小有名气。父亲张连举是军人，因张钰出生时父亲还在部队服役，所以，她从小就随母亲段续擎一直住在姥爷家。姥爷非常喜欢她，张钰小时候，姥爷无论到哪去，都愿意带着这个外孙女。父亲转业后，被分配到吉林省蛟河县的“三线”厂工作，于是母亲也随丈夫去了“山沟”。但张钰和弟弟张继宏仍旧留在四平和姥姥、姥爷一起生活，直到1987年，“三线”工厂迁到了长春市区，张钰20岁时才回到父母身边，弟弟张继宏则留在四平继续照顾姥爷、姥姥。张钰的画作“日本仕女图”
因此，张钰和姥爷的感情非常深，因张钰是孙儿辈当中最大的，又读过大学，所以姥爷一直对多才多艺的张钰宠爱有加。自从段连祥2002年摔伤后，张钰更是惦记姥爷，时常到四平探望。久病不愈的段连祥在透露尘封心底56年的秘密后，不到两个月即与世长辞。但姥爷的临终遗言，却成了外孙女张钰的一块心病。
二、惊天秘密引发川岛芳子生死考证
张钰画的红楼人物之一姥爷去世后，张钰一方面为失去亲人而悲痛不已，另一方面也始终不能忘记姥爷的临终遗言与嘱托。再回想86岁的姥爷这一生不同寻常的经历，张钰认为，姥爷临终说的话一定是真实的，更何况姥爷当时思维敏捷，头脑清醒。而且张钰也了解姥爷在解放前的历史，和日本人有着很多联系，在解放后姥爷还和他过去的日本友人有过书信往来。
此后，张钰开始查阅与川岛芳子相关的历史资料，并反复回忆她记忆中的“方姥”，从言行到性格，从饮食起居到生活习惯……张钰认为，“方姥”确实和其她农村妇女不一样，记忆中的“方姥”无论从历史照片还是生活细节，都和历史资料中的川岛芳子非常相似。她思前想后，最后认定，姥爷的遗言和嘱托应该都是真实的。
在姥爷过世后的两年中，张钰在“是否应将姥爷临终遗言调查取证并公诸于世”的问题上，曾经有过思想斗争。她多方探听，甚至征求过省厅级领导的意见，但多数人均认为，川岛芳子是日本间谍，是历史上的反面人物，要证明她就是自己的“方姥”，恐怕会对张钰产生负面影响。另外，要公开揭秘这件事，对张钰个人而言也十分困难。她既不是史学工作者又不具备考证能力，更因财力、精力有限，缺乏支持者，致使这件事一时搁浅。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却坚定了张钰揭秘的信心。
在2006年夏，张钰在吉林省文化厅周维杰厅长(现已退休)介绍下，认识了吉林省《红楼梦》研究专家奚少庚先生(奚少庚先生已于2008年8月因病去世)。通过与奚少庚先生交流，张钰不但在《红楼梦》女性人物画创作上获益匪浅，而且还有意外收获。张钰把心中曾经搁浅的秘密和“忘年交”奚少庚夫妇一吐为快，结果得到奚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他认为，川岛芳子虽然是反面人物，但她也是世界名人，在日本有相当的影响。关于川岛芳子的生死之谜一直是跨国界、跨世纪的历史悬案。如果张钰能用事实证明“方姥”就是川岛芳子，那么也算为历史研究作了一份贡献，出这个“名”没什么不好！奚先生一席话，使张钰信心倍增，她下决心要找一位能全力支持她揭秘的考证人。
为实现姥爷的临终嘱托，拨开这层历史迷雾，经过一番斟酌，张钰选择了一位全权委托人——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法学会理事李刚。早在1998年，李刚担任吉林省军星艺术学校校长时，两个人就相识，而且还有过教学上的合作，彼此非常了解。
李刚出身革命家庭，经历比较丰富，其家族有十几位都是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革命家。李刚在省直机关长期从事政法工作，养成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严谨做事风格，所以对考证的结果把握得比较准确。他主编了多部法律书籍，与人合作，出版过文学作品；特别是作为法律工作者，李刚近年来参与办理了多起经济(民事)案件，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丰富的办案经验。在张钰的眼里，李刚正是她要找的“能力强、有魄力、社会交往广”，能够帮助她完成揭秘任务的人。同时，张钰不仅看好李刚的能力，还敬重李刚的诚实守信。张钰认为李刚说话算数，可以信赖。
李刚凭其多年的政治工作经验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了解，认为如果能解开“川岛芳子生死之谜”，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通过客观冷静分析和大胆推测，最后他果断表态：我们可以共同来揭开这桩可能要震惊中外的历史悬案，给世人一个交代，重现历史的原貌。李刚与张钰约定，在“悬案”的考证和破解过程中，为了对历史负责，弄清事实真相，在某些问题上还需要对张钰的姥爷段连祥、母亲段续擎及她本人进行考察。张钰表示同意并积极予以配合。
李刚又选好合作人何景方，一起进行调查考证。他们两人有过多次合作，共同主编的以李刚家族为背景的《红色家族》一书奠定了两人的合作基础。
2008年初，李刚、何景方为了考证需要，聘请“溥仪研究第一人”的历史学家王庆祥为顾问。王庆祥起初对此考证也抱怀疑态度，他认为，像川岛芳子这样有着广泛国际影响的人物，如果国民党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不说话，逃脱死刑是不可想象的。
但从两位考证人那里看到大量人证、物证和有关川岛芳子的历史资料，王庆祥逐渐确认他们认真、严谨的考证。他们运用提取证据工作规则，参考众多相关历史资料，有理有据地把一位自1948年底至1978年初生活在长春市郊新立城齐家村的“方老太太”呈现在世人面前。从她的相貌到行为举止以及她留世的遗物，通过鉴定和分析，这位“方老太太”可能就是川岛芳子，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与科学性。正是这种令人信服的考证，使王庆祥不但成为两位考证人的顾问，还一发而不可收地亲身参与了以后的考证工作。
经过历时近三年(2006年8月—2009年5月)的艰苦细致工作和艰难的考证历程，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他们通过实实在在的人证和物证，串联成完整的证据链，以丰富翔实的证据和严谨缜密的解析，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中日两国均关注且争议60年之久的历史疑案的奥秘，证实了1948年3月25日从北平监狱脱刑的川岛芳子，在长春新立城经历了从“方老太太——方居士”隐居30年的戏剧性生涯，这一考证实在令人敬佩。
谨按其考证的轨迹，探索“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的真相。
三、段连祥的历史档案
段连祥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其是否拥有接触、保护川岛芳子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考察揭秘关键人物段连祥乃是考证中的首要问题。
在张钰和母亲段续擎的帮助下，李刚、何景方终于找到了能够证明这一切的段连祥人事档案。从段连祥的档案记录看，段连祥解放前的经历与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的考证关联很大。
段连祥(1918—2004年)，辽宁省沈阳市蒲河乡人，汉族，父亲务农，母亲于氏出身满族正黄旗，祖上系给清太祖努尔哈赤守陵的正黄旗武官。段连祥的舅舅于德海，清末曾在清宫担任“御前廷上行走”，经常能见到王公大臣们上朝商议国事，与川岛芳子的生父肃亲王善耆交往甚密，常代他转呈奏折。辛亥革命后，于德海变卖家产，携带积蓄，前往英国，在伦敦经营珠宝行。1920年于德海回国探亲，因膝下无子而把姐姐的三儿子——两岁的段连祥收为养子并带往英国。此时，清朝的肃亲王善耆正在东北旅顺，于德海便去看望，并在旅顺“肃王府”遇到川岛浪速，于是两人一见如故，此后关系更加密切，常有书信往来。
1932年伪满成立后，于德海再回沈阳探亲时肃亲王善耆已经去世。通过商业活动，于德海又结识了“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川岛浪速的内弟)。两人交谈甚欢，言谈间不免谈起已故挚交肃亲王善耆和松冈洋右的姐夫川岛浪速，彼此之间便更觉近了一层。
在松冈洋右的说服下，于德海决定把他在英国的大部分资金投入“满铁”，为日本人做事。他之所以决定往“满铁”投资，是因为他看到日本操纵下的“满洲国”已经成立，且在中国东北已确立其巩固地位。因此，为达到复辟大清的政治目的和满足私欲，于德海很快就把在英国的几处珠宝店铺交给英国妻子珍妮管理，只身来到沈阳出任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顾问，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满洲”投资事业上。妻子珍妮原是段连祥在英国时于德海为他请的家庭教师。1924年段连祥6岁时，于德海与珍妮结婚。一年后，生了一个男孩。在珍妮生子后，于德海怕事后生出不必要的矛盾，就将段连祥又送回沈阳蒲河姐姐家。为此，他在沈阳皇姑屯为姐姐一家购置了宽裕的新宅院，又给段连祥留够了学费。
段连祥就是依靠舅父于德海的资助，念到中学毕业。之后又借助松冈洋右的关系，考入了奉天(沈阳)虎石台日语学校实习科，从1934年5月至1935年1月，专门学习9个月，奠定了他的日语基础。毕业后，还是借助松冈洋右的关系到“满铁”皇姑屯车站当检车员。因为段连祥日语说得好，还能讲俄、英、朝、汉等多种语言，又有“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这一层关系，所以他名义上虽为一名检车员，实际上主要工作是给日本人当翻译。后来还专门给四平铁路局的日本警察局长当翻译，月薪60块大洋，这在当年算是很风光的。
1937年2月10日至8月10日，段连祥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被“满铁”当权者送到吉林(市)铁路局讲习所学习半年。从铁路讲习所回到西安(辽源)检车段后，段连祥身价倍升，不但是检车员兼技术员，同时还是检车业务培训的讲师，可谓是前途无量。就这样段连祥一干就是5年。
1945年1月，伪满警务总局开始在伪满洲国范围内招收1500名警尉候补生。全东北分设四个国立警察学校，分别设置在：“新京”(长春)、奉天(沈阳)、吉林(市)、哈尔滨。在家中已闲居了一年多的段连祥借助他在“满铁”的日本关系，当时“考”入的是吉林(市)第三国立警察学校。吉林警校共有156名学员，分为三个班，段连祥是第三尉候补生。因为该警校当时借用四平地方警察学校的校舍，所以称为第三国立班，学期为一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垮台，从1945年1月至8月，段连祥在警校只学了8个月零10天，警校便随之解散。8个月的学习虽然短暂，但当时已经27岁的段连祥，和其他同学相比，已颇为成熟老练，因此他与老师和同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便为日后他收养日本老师遗孤和全力保护他为之感恩并崇拜的川岛芳子积蓄了必要的条件。
伪满警校解散后段连祥回到沈阳蒲河老家闲居几个月。1946年1月，经其同乡，时在八路军驻铁岭的24旅71团1营当供给员的徐永保(徐纯恒)介绍，参加了八路军，在24旅71团1营当卫生员、文书等职。
1947年3月，段连祥回家后卖了几天烟卷。1948年6月，他又在沈阳参加了他熟悉的国民党重新整编的207师，在该师1旅1团2营任上士文书、军需等职务。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段连祥所在的国民党207师被消灭。
段连祥这段历史可以说明，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段连祥为了寻找生活出路，选择了当兵的出路。
段连祥和川岛芳子的交往，在历史上还曾有一段渊源。段连祥对川岛芳子的个人崇拜和对其家族的感恩，是促成他保护川岛芳子的重要因素。
1934年，段连祥初中毕业后，考入了伪满奉天(沈阳)日语协合学院学日语，学院的地点在沈阳北的虎石台镇。因为是日语学校，段连祥自然听到很多有关川岛芳子的消息，对大名鼎鼎的“金璧辉司令”常有诸多耳闻，对川岛芳子充满好奇和羡慕的思绪。那时在段连祥心目中，对川岛芳子产生了一种向往、景仰的猎奇心理。1935年，段连祥从日语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满铁”工作，开始在奉天皇姑屯检车段当检车员，后来又转到西安(辽源)检车段当检车员。在此期间，他因日语好，经常被日本人安排当翻译。有一段时间，他还给四平铁路局的日本警察局长当翻译。由于工作之便，他经常跟着日本警察局长出差，有时也去天津。当时川岛芳子正在天津东兴楼开饭庄。当段连祥跟警察局长去天津东兴楼饭庄吃饭时，亲眼目睹了他学生时代就十分仰慕的川岛芳子的妩媚倩影。由于当时川岛芳子周围追求者众多，她根本注意不到段连祥这样的小人物。
段连祥曾用日语写了一封长信，通过川岛芳子的秘书小方八郎转交川岛芳子。信中话语缠绵，表达了他对芳子小姐的倾慕之情，并在信中立下诺言：日后芳子小姐如有需要他段连祥的地方，他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当他再次去天津东兴楼饭庄吃饭时，从饭庄堂倌手里，收到了川岛芳子给他的回信。内容大意是：感谢(段连祥)厚爱，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也知道他舅舅是满族正黄旗人，与其生父肃亲王善耆、养父川岛浪速、“舅舅”松冈洋右等均有关系。日后如有需要，一定会麻烦他的……
在应日本《朝日新闻》电视台邀请，参观日本松本市川岛芳子纪念室时，段连祥的养女段续擎，指着墙上1937年川岛芳子在天津东兴楼和一些人的合影照片说：“站在后排那位青年像我父亲，应该就是他。”回到长春后，李刚立刻请吉林省公安厅影像专家台禄林做了鉴定，证明那位青年就是年轻时的段连祥，当时还出具了鉴定证书，由律师当场见证签字。这足以说明段连祥和川岛芳子在历史上存在交往关系。
段连祥从小就因舅舅兼养父于德海的关系，受过川岛芳子父辈人的恩惠，内心存有感激之情。成年后他从内心把对川岛芳子父辈的感激之情，全部用到了川岛芳子身上。据张钰讲，她姥爷在“满铁”每月的薪水是60个“袁大头”，属高薪阶层。1935年到1940年期间段连祥还是单身(1940年段连祥才与妻子庄桂贤结婚)，无牵无挂，在这一时期生活上比较富有。因受过“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恩惠，有报恩思想的段连祥，坐火车又不用花钱，所以去天津东兴楼追求心目中的偶像、松冈洋右的“外甥女”川岛芳子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至今还留有与川岛芳子在天津东兴楼的合影。以致当死里逃生的川岛芳子1948年末找到他时，段连祥对中年川岛芳子不惜肩负风险，忠心耿耿地全力予以保护。
五、段连祥生活中的两个女人和日本养女
1940年9月，英国首都伦敦被德国空军大规模轰炸，段连祥的舅舅于德海在伦敦的几处店铺都被炸烂。更为不幸的是，于德海的英国妻子珍妮和儿子埃利都在空袭中丧生。于德海从此就再没回英国。
1940年10月，段连祥奉养父于老太爷(于德海)之命与当地富户庄老太爷的女儿庄桂贤结婚。但是对于这桩婚事，段连祥打内心是不同意的，庄桂贤(1920—1997)是传统的封建妇女，从小认字不多，也不爱学文化，只学会一些针线、刺绣的活计，那时又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而段连祥不一样，他在英国呆过，又上过学，是见过世面的青年才俊。在他眼里，庄桂贤与心目中的佳人相去甚远。但是于老太爷为了巴结庄老太爷而特意让段连祥娶庄桂贤，因为于老太爷一心想联合更有钱的庄老太爷共同开发满洲，为日本人效力。
1941年，段连祥与新婚妻子庄桂贤住到了西安(辽源)岳父家。段连祥岳父的豪宅大院和店铺门市，也被日本关东军征用。由于段连祥精通日语，所以，他与关东军的人混得很熟，并逐步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1945年1月，段连祥之所以能考入伪满警察学校，和他在辽源岳父家居住期间与日本人的密切交往也有一定关系。
段连祥的养女段续擎，生于1944年7月，是段连祥抱养的日本遗孤。1945年，段续擎从一岁多就由段连祥抱养回家交给庄桂贤照顾。庄桂贤因为知道是被抱回来的，便怀疑是段连祥和外面的日本女人搞出来的野种，当时根本就不肯收留。但是段连祥却执意要收养，所以庄桂贤也没有办法，因此从小就看段续擎不顺眼。
据张钰回忆，她有两个姥姥，但都不是亲姥。2000年，姥爷说母亲是日本遗孤，并写下证明，母亲段续擎是他的日本老师——原奉天虎石台协和学院的日语教官三矢彦助先生的孩子，因为这所学院采用军事化管理，所以聘用的教官都是日本军人。三矢彦助是退伍军人，当年已40多岁，因日本战败，妻子又身患重病，无力抚养段续擎，就把段续擎托付给段连祥抚养。从那时起张钰才知道庄姥不是她的亲姥，而是母亲的养母。
回想起那些年，庄姥对母亲的态度一直不太好，她才明白缘由。庄姥在世时，母亲每年都给庄姥送钱买东西，可是庄姥从来没有说过母亲好，有时还讽刺说：“小日本儿，随你那死根儿。”姥爷在庄姥活着的时候不敢告诉母亲的身世，直至1997年庄姥去世后，才敢说出他埋藏多年的难言之隐。可惜，姥爷说得太晚了。
段续擎是日本遗孤证明信的中文译本段连祥的养女段续擎，从1949年五六岁起，每到夏天经常跟着养父来看望独居新立城的“方姨”，对外只说是“亲戚”，帮助“方姨”安排生活，就此她亲身经历了与“方姨”做伴的日子，耳濡目染、亲身感受，深知其人不同凡响。“方姨”隐居30年，对外称“方老太太”、“方居士”。夏季住在新立城，常去长春般若寺；冬季则去浙江省国清寺避寒。“方姨”深居简出，烧香念佛。
段续擎是段连祥抱养的日本遗孤，川岛芳子便与她更多了一层沟通渠道。段续擎说2000年，养父段连祥就已经对她谈到“方姨就是川岛芳子”的隐情，说她当年脱刑后，从北京到烟台再到长春，有两个国民党高官为其“通融”，买通监狱长，救下“方姨”。当时此事就说到这儿，养父以“不要说得太多了”为由，不许她继续深问。
段续擎说，“方姨”教她唱日本歌，说日本话，她还记得有《苏州之夜》、《少女的祈祷》。她的养母为此还说她：“千万不要讲日语，将来会有麻烦，你爸不就是被说成‘崇日、亲日’了吗？”对此，段续擎当时还很不理解。
1950年，段连祥在沈阳铁路局苏家屯站重新参加工作，做机车修理钳工和检车员。在沈阳苏家屯铁路检车段当检车员期间，因在工作中擅离岗位，违犯了劳动纪律，被免职。后被调到四平铁路车辆段当钳工，不久又恢复了检车员的职务。在“肃反”、“三反”、“五反”和“反右”等政治运动中，并未受到任何打击与处分。在1958年“大鸣大放”运动中，段连祥因发了一些“牢骚”，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便被新旧账一起算，受到了开除公职，并送辉南县杉松岗镇劳动教养的严厉处分。这一去就是7年，直至1965年才解除教养。以致段续擎十四五岁时就不得不挑起养家的重担。
段连祥被解除教养后，先是在四平卷烟厂当临时工，后来才转为正式工人。
1974年段连祥全家合影。前排左起为张钰、庄姥、张继宏(张钰弟弟)、段连祥，后排左起为段续擎、张连举(段续擎丈夫)、段续平(段连祥二子)、段续顺(段连祥三子)段连祥在邻居石玉华的印象中识文断字，有涵养，和街坊们处得都不错。段连祥劳教回来后，大儿子死了，家中生活比较困难，妻子庄桂贤总是迁怒于段连祥，两人经常吵架。石玉华说，她与段续擎和张钰母女很熟，还知道张钰的小名叫“小波叨”。
1980年，段连祥从四平卷烟厂退休后，因为他精通“易经八卦”，闲着没事，就在四平站前广场摆摊，给行人“算命”。其“卦友”76岁的杨德海(四平第三建筑公司退休工人)老人至今对段连祥仍有很好的印象：“他在伪满做过事，日语说得好，有文化，有见识，处事灵活，干算命这一行比文化低的人算得好，受欢迎，挣的钱也比其他卦友多。”杨德海的话证明段连祥懂周易、会算卦之事，这正是段连祥遗言：“看好风水后庇护川岛芳子在新立城落脚”的旁证。
在张钰的记忆中，每年夏天，在姥爷领她要去“方姥”家之前，庄姥都要和姥爷闹腾一阵子。可是张钰只能听姥爷的话，姥爷领她去“方姥”家就得去，庄姥不让去也不行，因为庄姥是拗不过姥爷的。
张钰记得有一年夏天，姥爷在吃午饭的时候说要收拾东西，坐下午火车去“方姥”家，庄姥一听就火了，拍桌子、瞪眼，横扒竖挡地不让去。姥爷气急了，就把饭碗砸在了庄姥的头上，立刻起了个包，庄姥可怜地哭了，张钰也哭了。等姥爷出了门去买火车票时，庄姥马上止住哭，很麻利地翻箱倒柜找出一个盒子，从里面拿出一张发黄的照片：“这臭婊子是你姥爷的旧情人！”张钰一看照片上是一个身穿和服的日本女人，白白胖胖的像个阔太太。庄姥说这个女人出钱养姥爷。
张钰曾在火车上问姥爷为啥总打庄姥，姥爷说该打然后就不说话，闭上眼睛睡大觉。当回到四平庄姥身边后，庄姥总是好多天不和张钰说话，因为庄姥从心里头不想让她去“方姥”家。姥爷和庄姥生前总打架，张钰从小就看到过他们因“方姥”而吵架。
据段续擎回忆，她养母个头低矮，养父母始终感情不和。她11岁时，养母生下弟弟，考虑到“子嗣后代”才不再提与其父离婚之事。2000年她才知道自己是“日本遗孤”的身份。
在张钰记忆中，姥爷对“方姥”的态度不同，对“方姥”总是恭恭敬敬的，像个仆人。“方姥”只是姥爷的一个朋友，对外以“老伴”相称，其实只是一种伪装。每年姥爷只能有几次和“方姥”见面。当“方姥”夏天回来后，方便有时间，会通知姥爷带上她去齐家村见“方姥”，姥爷每次都是在“方姥”家住几天离去，然后留下张钰一个人陪伴“方姥”。等到秋天，“方姥”要离开时，姥爷会提前两三天来“方姥”家把张钰接走。
不过，据张钰回忆：“姥爷和‘方姥’关系处得再好，也只是朋友。姥爷领我去‘方姥’家就是串门儿，我们是客人，姥爷告诉我‘方姥’家里的规矩，要我多注意，屋里的东西不许乱动，要老实听话，多学知识，少说话，话多了会招人烦。我陪伴‘方姥’每天都在一起，总是看着她的一举一动，察言观色行事。因为我聪明，乖巧可爱，常能令‘方姥’脸上泛起满意的笑容。‘方姥’非常喜欢我。我这人生来就喜欢沉默而话少，姥爷常说：‘沉默是金，祸从口出，每当说话之前要考虑怎样才能不说话或者少说话。’我从小就比同龄的孩子早熟，被人称为‘小大人儿’，这可能与‘方姥’的教育有关。”
张钰认为姥爷和“方姥”虽然年龄相差12岁，但是他俩在一起看上去年龄差不多。因为“方姥”的皮肤天生白嫩，显得年轻。1978年初，“方姥”因病死去。在她告别人世时，除还是孩子的张钰外，唯一守候在她身边的，就是这位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段连祥。段连祥也尽到了为川岛芳子养老送终的责任。张钰怎么也没有想到，川岛芳子这么有影响的一个历史人物，居然和自己的姥爷这样的“小人物”成为“莫逆之交”。
1997年，庄桂贤病逝，葬在四平仙马泉墓地，墓碑上清楚地刻着“庄桂贤，生于1920年，卒于1997年”。2004年段连祥去世。最终，这对吵了一辈子的夫妻合葬在四平的这座公墓里。
野史八卦 揭秘大太监李莲英之死
清朝末年，在人们心中留有深刻印象的除了“老佛爷”慈禧外，恐怕就是大太监李莲英了。这位幼年家境贫寒的小太监，因为善梳新髻，加上在慈禧与八大臣夺权时立下了大功，从此一跃而成为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太监以及同治、光绪两朝的太监大总管。慈禧死后，李莲英再没有了靠山，于是托辞年老体衰而出宫。于1911年3月4日死去，时年64岁。这位昔日红极一时的李莲英，在他得势的年月里，不知道有多少冤魂丧命在他的手上。他自己的下场如何？是寿终正寝，还是死于非命？
历史上对李莲英的死亡情况有较明确记载的是《清稗类钞·阉寺类》一书。该书记载说，慈禧太后死后，李莲英又受宠于隆裕太后。李莲英的后人也一再宣称：“我祖父是善终，享年六十四岁。”在《李莲英墓葬碑文》中也写道，李莲英“退居之时，年已衰老，公殒于宣统三年二月初四日”。正是据此，才有李莲英宣统三年(1911年)病死的说法。
但是世人对此一直持怀疑的态度。李莲英果真是病死的吗？要确定他的死亡之因，必须确定其墓葬情况。只要能找到李莲英真墓，就能对李莲英是否善终作一个结论。那么，李莲英到底葬在哪里呢？据确切的史料记载：李莲英的墓地在北京海淀区玉渊潭乡的恩济庄。恩济庄地处八里庄之西，在着名的永安万寿塔的正西面。
在1966年8月挖掘该墓时，据说，李莲英朝冠中的一颗蓝宝石价值四万两白银，墓棺里还有一颗熠熠闪光的红宝石。除了这些稀世珍宝之外，人们还发现了一个谜：在李莲英的棺木中，只有一颗孤零零的头颅骨，头上有一条三尺长的辨子，棺中却没有身躯，只有一件长袍和靴子，除头颅外连一块骨骸都没有。从李莲英死到1966年，只有五十多年时间，如果李莲英墓被盗，那些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为什么没被盗走，却偏偏盗走了他的骸骨？须知，一个死了多年的太监，遗骨对盗墓者来说毫无价值。由此可推测：李莲英很可能是被砍头而死的。
据《掌宫宦官全书》介绍，李莲英之所以身首异处，共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李莲英是被暗杀的。据江朝宗【江朝宗（1861年-1943年），行名世尧，原名雨丞，字朝宗，安徽省旌德县江村人，寄居六安州麻埠镇（今属金寨县），是北洋军阀重要人物。中国政治家。1912年任北京步兵统领、晋封迪威将军；1916年被袁世凯封为一等男爵。】的儿子江宝仓讲，有一天，江朝宗曾经请李莲英吃饭。李莲英到晚年后，虽然因名声不好已足不出门。但是，由于江朝宗曾替他说过情，使其免遭抄家之祸，所以李莲英对江朝宗万分感激。他按时赴宴，席散后，李莲英途经后海时遇上了土匪，被杀死。途中车夫和跟班的赶紧回家报告，李家也急派人到后海寻找，天亮时只找到李莲英的头，身子已不知去向，可能被人投到了后海里去了。为了不走漏消息，李家称李莲英因病而死。
另一种说法，李莲英死在外地。据说，李莲英有个侄女嫁到山东，李莲英出宫后，去山东探望侄女，顺便游泰山。在回京途中，来到山东与河北交界处被人杀死。两个随从见状吓破了胆，没把尸体运回，只把头颅割下运回北京。以后再派人寻找尸体时，早已无影无踪，因此下葬时只把头装进了棺材。
还有一种说法，李莲英离开紫禁城后，他失去了昔日的威风与权势。回首当年高高在上，心中不免增添几分苦闷与烦脑，他便遛出北京，来到清东陵拜谒主子慈禧皇太后的亡灵，在回京途中被杀。
除了《掌宫宦官全书》记载外，笔者认为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李莲英是被小德张所杀。【小德张（1876年-1957年），生于光绪二年，姓张名祥斋，字云亭，是天津市静海县南吕官屯人，晚清最后一个太监。】小德张是隆裕的亲信，经常鼓动隆裕查办李莲英。由此可以推测，李莲英极有可能是被小德张所杀。
李莲英墓的初见天日，使李莲英“得善终”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至此，人们基本可以断言李莲英的最后结局是不得善终，死于非命。至于他为什么被杀、在何处被杀、为何人所杀，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野史八卦 揭秘古代女人的十大隐私之谜
看古剧里面的小姐丫鬟们个个都是光彩照人，连睡觉都是浓妆艳抹，让人好生垂涎。但仔细想想 ：古时候压根就没有粉底，没有睫毛膏，没有沐浴露，没有卫生巾，没有胸罩……还有，她们“大姨妈”来的时候怎么办啊？天哪，古时候的女人是怎么过的呀！顿然怜香惜玉起来。小百今天和大家谈论的是古代女人的十大隐私之谜，看完后便拨云见月。
古代女人上衣是肚兜，那她们穿内裤吗？
古人说的衣裳，上半身为“衣”，下半身为“裳”。
“裳”有点像裙子，说白了就是块遮羞布。直到春秋时代，才有了裤子。
古代女人的十大隐私之谜：肚兜后来，女性月经时会多穿一条旧裤子在内，避免弄脏外裤，慢慢地男人也效仿，逐渐演变成今天穿的内裤。
如今，不穿内裤却成为另一种性感的表达。
古人女人刮除体毛吗？
比起她们与时俱进的高智商，中国的女人在刮除体毛上可没什么进化。事实上，很早之前古代女性就推崇将眉毛剃掉，再用黑色颜料画眉……没错，黑泽明的电影《乱》里的女人喜欢把眉毛搞成一小点儿，就是师从中国先人的成果……古代女人的十大隐私之谜：体毛除此之外，古代女人们还流行“挽面”，就是用线除掉脸上的细毛……都说只有男人爱面子，看来并非如此。
古代有女同性恋吗？
在中国古代，女同性恋多称为“磨镜”，双方相互以厮磨或抚摩对方身体得到一定的性满足。
由于双方有同样的身体结构，似乎在中间放置了一面镜子，故称“磨镜”。
也有一人女扮男装，在腰间系一假阳具和对方进行性交的。
古代女人的十大隐私之谜：同性恋古代女同性恋多发生在后宫，因为宫女们接触的男人只有皇帝和太监，在男性不足的情况下，宫女只好自行“内部消化”
古人女人如何避孕呢？
古人没有保险套和避孕套，那如何避孕呢？在古代宫廷，皇帝如果不希望他的妃子怀孕，会命令太监把那女子倒挂起来，用藏红花来清洗下体。
过去的青楼女子也会服用一种含有麝香的“凉药”来避孕。
过，效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韦小宝八成就是他妈避孕措施没做好才蹦出来的，甚至还有人喝剧毒水银。
当然，多数古人不会刻意避孕。
古代女人是如何化妆的？
涂脂抹粉是女人从古至今从未改变的爱好。
古代女人最常用的三样法宝是：黛粉、妆粉和胭脂。“黛”是一种黑色矿物，把它先磨成粉再和水，可以用来画眉。妆粉就是现在的粉饼。
胭脂是古代的口红，原料是一种叫“红蓝”的花朵，与妆粉调和后也可当腮红使用。
现在琳琅满目的化妆品让女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假面”功力更胜古人几筹。
古代没有卫生巾，女人来月经了怎么办？
古代妇女身上最长的东西，除了头发、裹脚布，就数“月经布”了。
月经布是一根长布条，用于“大姨妈”来时紧紧包裹下体。但是，由于古代妇女参加体力劳动比较频繁，所以依然难免“见红”。
古代皇帝后宫嫔妃真有3000人吗？
3000嫔妃，其实这只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古代皇帝在女色方面上的追求可谓孜孜不倦，着名的昏君隋炀帝，就曾下诏广征天下美女，更是选了3000童贞女子入宫供他“消遣”。
古代女人的十大隐私之谜：后宫佳丽三千隋炀帝还是小菜一碟，排行榜冠军当属唐玄宗。别看古书中把他和杨贵妃的爱情写得惊天地、泣鬼神，他的后宫人数可是高达四万……嗯，一天一个，也得100多年才能用完。
古代的婴儿会喝羊奶或牛奶吗？还是只喝母乳？
古人通常到了一定的年纪才能喝动物奶。婴儿还是以含有人类抗体的母乳为主，因为那时候动物奶还没有现在的杀菌处理技术，婴儿对细菌没有抵抗力。若母亲没奶怎么办？只能“借乳”了，奶妈这一职业由此诞生。没奶的穷人家，只能用米磨成适合吞咽的细浆来作替代品。
古代女性宫刑是什么？女性割哪里？
宫刑男女都可以受的，男的受宫刑就是割掉生殖器官，就和太监一样;女的受宫刑在法制史上还不是很具体，大多是拿木棒重击小腹使其生殖器官破坏，失去性能力和生育功能。
至于是什么器官坠落，有人认为是子宫，有人认为是阴道前壁，但这两种脱垂并不能从根本上断绝性交。对此，清人吴芗见解独特，他说，妇女阴道深处有块小骨叫“羞秘骨”，一旦施加外力使它坠下来，就会像闸门一样闸封阴道，无法性交，从而达到惩处女子的目的。
野史八卦 丘吉尔助纳粹间谍香奈儿逃脱牢狱之灾
尽管同盟国方面有充足证据，二战结束后，可可·香奈儿却没有像其他与纳粹来往的法国名流一样遭到逮捕和审判。据传，这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暗中干预的结果。
近日，美国记者哈尔·沃恩通过仔细查阅欧洲和美国的历史档案，完成了一本名为《与敌共枕》的新书，一经推出便在大西洋两岸的新闻界掀起波澜——该书指出，法国时尚大师、着名品牌香奈儿的创始人可可·香奈儿，曾在二战期间为德国法西斯充当间谍。
情人像走马灯般更换
可可·香奈儿原名加布丽埃尔·香奈儿，1883年出生于法国西部卢瓦尔河谷的一个小镇，她的父母都是贫穷的农民，在香奈儿出生时还未正式成婚。
12岁那年，母亲患肺结核去世，香奈儿和妹妹被狠心的父亲送入孤儿院。随后的6年间，她学会了陪伴自己一生的技巧：织补，并形成了憎恨犹太人的观念。按照香奈儿密友玛丽·克莱尔的说法：“香奈儿不喜欢犹太人，绝不仅是嘴上说说。那种憎恨极为强烈……”
香奈儿自己也坦言：“从童年起，我总是担心自己的东西被别人夺走，那样我就死定了。”
几经磨难，20岁的香奈儿当上了一名裁缝，下班后经常到酒吧卖唱以补贴生计，其中一首名为“coco”的歌曲，引起了曾当过骑兵军官的纺织业富翁巴勒松的兴趣。很快，相貌出众的香奈儿成了他的情妇，把名字也改为“coco”。
除了教给香奈儿上流社会的礼仪，巴勒松还把英国花花公子亚瑟·卡佩尔介绍给她。两人展开了一场颇为火热的恋爱，并在巴黎开了家商店，开始设计并出售精品衣帽。
10年后，卡佩尔因车祸罹难。此时，香奈儿已在时尚界站稳脚跟，在生意愈发红火的同时，她的情人也像走马灯般换了又换，高大英俊的英国西敏寺公爵格罗斯维纳便是其中之一。非但如此，经公爵牵线，香奈儿还和日后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搭上了话。
帮助纳粹单方面媾和
1940年，法国在纳粹的铁蹄下沦陷，年近六旬但依然魅力十足的香奈儿又有了新的伴侣——德军情报组织“反间谍机关”高级特派员汉斯·丁克拉格男爵。此人化名斯皮茨，在地中海周边地区和巴黎都有间谍网，并直接向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汇报工作。香奈儿的侄孙女曾回忆说，“斯皮茨很随和、聪明且穿着时尚，是个有魅力的男子汉。”
关于这段历史，沃恩在书中特别提到，香奈儿起初想拜托丁克拉格解救被占领当局关押的侄子兼养子安德鲁·帕勒希，最后却沦为纳粹间谍机关的同路人。档案记录显示，她的内部编号是f7124，代号“西敏”，取自旧情人西敏寺公爵的名字。
为了营救安德鲁，香奈儿奉命前往西班牙的马德里，为德军执行秘密任务。期间，她与纳粹党卫军情报首脑沃尔特·施伦贝格频繁互动。更不可思议的是，1944年，败象渐显的纳粹政权还指示香奈儿给“老熟人”丘吉尔去信，试图为“单方面和谈”疏通管道。
对于以上事实，同盟国方面有充足证据。但二战结束后，香奈儿却没有像其他与纳粹来往的法国名流一样遭到逮捕和审判。据传，这也是丘吉尔暗中干预的结果。
逃过牢狱之灾的香奈儿继续过着奢华的生活，统领着她那庞大的时尚帝国，直到1971年1月10日在睡梦中与世长辞。当时的法国第一夫人克洛德·蓬皮杜本想为她举行盛大的葬礼，但由于一份对香奈儿不利的历史档案意外泄露，该计划最终胎死腹中。
野史八卦 百年前“女子敢死队
武昌起义成功后，清廷命令袁世凯部署北洋军围攻武汉、南京等地，驻守汉口的革命军遭到猛烈攻击，局势严峻，这期间南方诸省纷纷宣告独立，广东军政府决定组建北伐军支持武汉、南京方面的革命军队，任命姚雨平为总司令，统率八千人浩浩荡荡地从广州出发，向南京开进。队伍中，有一支特别引人注目的女子军队，她们个个戎装披挂，肩上、腰上佩戴着长短枪，身上挂着炸弹，一路上威风凛凛。围观的民众不禁感叹：“女人也出来造反了，世界变了。”
两位队长是炸弹“科班”出身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武昌文华学堂女学生曹道新向国民军第二标管带要求参军，得到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准许——“仰该女生自募女生一队，斯时可谓战事之后援”，女志士吴淑卿也向黎元洪递交投军文。组建女子军队的消息不胫而走，几乎一夜之间，女子革命军、女子尚武会、女子暗杀团、女子先锋队、女子敢死队等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起。其中广东的女子北伐队，竟跟随援鄂大军“北伐”到了南京，随后又赴徐州前线参加了着名的“宿固”之役，名噪一时。
1911年12月，广东军政府发布征兵告示，组建“广东北伐军”，邹鲁、高剑父等人发起组织“广东女子北伐队”(又称广东女子炸弹队、女子敢死队)。消息传来，从港澳学习回到广州的徐慕兰、宋铭黄、黄扶庸、赵连城、余琼玉、许剑魂等，兴奋地报名加入，共招募了三四十人，其中1/3以上是来自香港实践女校的教员或学生，这所女校是同盟会在港的主要机关之一。
徐慕兰、宋铭黄年长，被推举为队长。徐慕兰是当时“同盟会徐氏三姐妹”之一(另两位是其妹徐佩瑶、徐宗汉)，长时间以中年富家少奶奶身份作掩饰投入革命活动。黄花岗起义前夕，她同儿子李应生、李沛基负责起义的准备工作，秘密传达信息和购买、运输炸药，李沛基更曾成功炸毙清廷广东将军凤山。宋铭黄则利用在女子缝纫学校担任教习作掩饰，与学生们秘密印发传单及运送军火，她还与潘达微夫人陈伟庄等乔装出嫁的新娘，来往穗港之间，偷偷将军火运进城。她和“支那暗杀团”的副团长高剑父一起研习炸弹制造，参与了黄花岗起义。
队伍中也有不少来自封建家庭，如学员黄扶庸出生于官吏家庭，为了反抗逼婚，参加了同盟会;梁国体为逃避父母安排的“盲婚”离家出走，来到实践女校读书并加入了同盟会，此外西环金铺老板宠妾郭玉生、陈李济药商寡妇麦兴华等，都参加了实践女校的革命活动。
“花木兰”身挂炸弹威风凛凛
“北伐女子队”初期驻于广东省城河南(今海珠区)同德里，宋铭黄等人变卖财产筹集开销，后广东都督胡汉民拨了一笔6000元的款项予以资助，解决了经费问题。女队员们统一穿白衣裤或湖绿衣裤，每天到广州东校场先练习兵操、队列，然后开始训练刺杀、骑术、射击和投掷炸弹等项目，被当时周围的群众誉为“今之木兰从军”。有意思的是，由于一些女队员是富商的寡妇或出身富贵之家，有时也可看到“女子队员练习打靶时有多名随佣仆人跟从”的奇特景象(《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2月13日)。
1912年1月广东北伐军向南京开进，仓促训练完毕的“女子北伐队”分两批随军前行，邹醒民、陈振权、陈惠权、黎兴汉、赖军华五位女战士首先出发;不久，徐慕兰、宋铭黄、邓慕芬、黄扶庸、许剑魂等20余位女队员亦随军赶到前线。
女队员个个身着戎装，肩上、腰上佩戴长枪短枪，两位炸弹“科班”出身的女队长不知从哪弄到炸弹，每位女队员身上挂着几颗炸弹(当年炸弹还算是稀罕的玩意)，威风凛凛，一路上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围观。各地的革命政府对这支特殊的女子队伍也是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服装给服装。2月，广东北伐军司令姚雨平率军在宿州车站与清军激战，女队员们奔赴前线，其中邹醒民一马当先，“始终在第一战线上，猛勇无比，敌败，同大队追至四十余里，皆在前队。”
女子从军一时风头无两，军队中甚至出现了选举女子作为领袖的提议。1912年2月，广东协字营标统余玉亭因公身故，其部下以“林三妹在高州协夫成功，平时最得军心”为由，推选余妻林三妹继任，这个提议得到了所部三营内八九百人的赞同，但也有六七百人反对，两队人马互有龃龉，终于酿成大规模械斗，以至于军政府及各军队均派大队到场弹压。
由于女子军队声名鹊起，社会上也有一些人乘机浑水摸鱼，他们假借招民军女子队为名，煽惑15~30岁的年轻妇女贩往外洋为娼，广东都督府为此特意发出警告，报刊也提醒市民“妇女从军须要仔细”。
昙花一现，女同盟会员自沉鼎湖山
正当“女子北伐队员”准备大干一场时，1912年4月“南北议和”，清廷退位。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南方武装，女子北伐队也自动解散，前后只存在了不到5个月。一些女队员感叹：出发时抱着“马革裹尸”的决心，可到了前线发现竟是“春郊试马”的闲适。队员黄扶庸从南京回到广州后，曾在信感叹中“此行北上，一事无成”，许剑魂也称：“自出发以来，到徐州山东交界，便知和议告成，此行竟成虚负。”
此后，徐慕兰等投身于妇女反封建压迫的教育工作，宋铭黄与高剑父、许剑魂与邹鲁走到了一起。但绝大多数的女子北伐队队员回来后，生活地位没有什么改变，有的甚至沦为娼妓。
“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龙济光入粤，大批捕杀同盟会会员，原北伐队的许多女队员都避祸离开广州，分散各地。其中两位女队员、也是同盟会会员的黄扶庸和邓慕芬一起逃至香港，感怀身世，彷徨苦闷，黄扶庸曾写信给好友赵连城叹道：“家庭专制，无可革命，只可远离，以避其锋!”1914年12月，二人在肇庆鼎湖山上沉于飞水潭，这一幕悲剧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动，港澳报纸均发文致以哀悼。
专家点评
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李兰萍：“女子北伐队”的符号意义
女子北伐队的队员，不但是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的突出群体，而且她们也是推动辛亥革命的新生力量。这些人出生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接受了新式的教育，女队员们大都对封建传统摧残人性的一面有着切身的体会，对旧制度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也极易接受民主思想，在革命中往往较为坚决。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女队员们缺乏相关政治经验、军事素养和卫生专业知识，有的人连枪都拿不动，但依然勇敢地踏上征途。女子军队的出现扩大了女性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提升了女界的声望，使得世人看到了现实版的花木兰。当年的女志士赵连城回忆并赞许她们“不失为在曲折历史道路上摸索前进的一群先驱者”。
女子的从军行为，尽管具有民主的符号和导向作用，但社会上许多人并不真正看好其效果。北方的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南方军队的武装，女子军队的命运也不得不随之结束。可叹的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些人本是为逃避封建家庭压迫寻求一线光明而投身革命，到头来屈辱的地位不但没有改变，还不得不回家接受封建家长的奚落，原来的豪迈慷慨变成了悲观失望;有的因社会动荡造成生活无着、求助无门，以致忧郁绝望最后以自杀了结一生。女同盟会员黄扶庸和邓慕芬两人在鼎湖山的沉潭，试图以这种极端扭曲的反抗形式表达对于民初政治的失望。
从女志士这方面来说，也有遗憾的一面，从军的女子激情有余而准备不足。她们的革命斗争多依靠男性革命家的扶持，一旦失去支点，心理和情绪便溃不成军。不利的大环境和自身的被动性格，导致广东女子北伐队由曾经的绚烂风光到最后平淡甚至暗淡收场。
尽管如此，广东女子北伐队的出现意义是重大的。作为广东妇女参与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事件之一，它不但从某一侧面诠释了民初中国社会和政治状况，同时也记录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坎坷和艰辛。
辛亥革命时期
各地组织的“女子军”
江浙联军女子北伐队：1911年12月，唐群英组建了“女子北伐队”，被推为队长，编入江浙联军，在几位女同志协助下组织了一支两百余人的女子队伍，攻取南京城时，唐群英亲自挎着双枪带领女兵随大军攻城，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光复，“女子北伐队”及“双枪女将唐群英”也由此声名大振。
上海女子北伐光复军：成立于1911年11月的女子北伐光复军，由上海女子先锋队队长陈婉衍担任管带，后来，并入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女子北伐队中，有一支50人组成的“女子敢死队”，就是全部从北伐光复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她们不仅作战，还参加了战时的后勤和医疗救护工作。
广东女子北伐炸弹队：1910年广州起义时，徐宗汉与外甥(徐慕兰的儿子)及庄汉翘、卓国兴、黄悲汉、李晚援等女革命者在香港制造炸弹提供给革命志士，1911年11月，黄兴到上海主持和谈时，徐宗汉恐和议不成，还组织了“北伐炸弹队”以为策应。
湖北女子敢死队：武昌首义时，当革命军在汉阳与清军相持不下时，黄陂女子吴淑卿组建了数百人的“湖北女子敢死队”赶赴前线，揭开女子从军的序幕，其勇猛果敢令人称奇。
野史八卦 揭秘唐朝士兵
唐朝初年实行府兵制，士兵出征的很多装备得自己掏钱购置。人均一张弓，三十支箭及一种叫胡禄的箭囊；横刀一把。还得有后勤装备，即磨刀石、毡帽、毡装、行李箱各一件。人均携麦饭九斗、米二斗。唐朝的大部分士兵穿明光铠，骑兵还要在身上、腿上和手膀上配置铁甲，背上有长枪。
唐朝是中国古代军事上一个值得骄傲的时代，其优秀的军事将领层出不穷，早期的李靖、李积、秦叔宝、尉迟恭，稍晚的薛仁贵、苏定方、刘仁轨，盛唐后的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乃至后期的李晟、李塑父子，个个都有拿得出手的战绩。
然而，军事是个科学活、技术活，不仅要看将军打得多威风，还得看单兵的装备、兵团的配合及战术的运用，这些枯燥的东西，往往能反映出战争的真实面目。
本期国学，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唐朝士兵的装备和组织情况。
唐史料对装备的记载
具体到每支部队有几匹马、几口锅
关于军队的装备，一些演义里的描述是极其粗线条的，或者说是不靠谱的。例如《三国演义》，只有大将们叱咤风云、横扫战场的大场面描写，至于士兵穿什么、吃什么、带多少装备，那都是未知数。
《说唐演义全传》则开始涉及到军队基层单位，诸如薛仁贵，传说他当过伙夫，但是薛大哥是英雄，一心想着上战场厮杀，具体怎么做饭，一餐做多少量，也是笔糊涂账。
历史是琐碎的，要了解它的真相，得去翻史料，比如对于唐朝军队的装备，《新唐书》的“兵志”就有记录。
唐朝初年实行府兵制，是民与兵合一的机制。这种兵制的特点之一就是士兵出征的很多装备得自己掏钱购置，“皆自备”。具体自备哪些东西呢？《新唐书》交代得很清楚：人均一张弓，三十支箭及一种叫胡禄的箭囊；横刀一把——一种佩刀，日本现在有完整样本。武器有了，还得有后勤装备，即磨刀石、毡帽、毡装、行李箱各一件。当然，还有吃的：人均携麦饭九斗、米二斗。此外，还有着装要求，唐朝的大部分士兵穿明光铠，骑兵还要在身上、腿上和手膀上配置铁甲，背上有长枪。
以上装备是不是都直接配置在士兵身上呢？不得而知，如果是这样，那份量也不轻，不过根据记载来看，军队里有驮马。这些装备在平时都储存在折冲府的军库里，当有军事行动时，再看具体情况进行发放。
隋炀帝时期远征高丽，因为路途遥远，粮食运输艰难，所以每名野战士兵身上要负重好多天的粮食，严重影响行军速度和战斗力。也因此，有些士兵冒着杀头和饿肚子的危险，将粮食埋在地下。
如果是和平时期，这些府兵就配备横刀和弓矢。
个人装备如此，那么单位的配备情况又如何呢？唐初士兵三百人形成一个团，每五十个人组成一个队，每十个人组成一个火。火是一个很小的军事单位，但仍会配备六匹驮马，如果弟兄们实在差钱，可以用驴子代替驮马。同时还有布幕、铁马盂、铲子、凿子、箩筐、斧头、钳子、甲床等各两件，锅子、火钻、盐袋、碓等各一件，马缰绳三件。马盂是什么呢？据唐朝人李筌的《太白阴经》记载，它是一种盛食品的容具，有木制的，也有铁制的，容量为三升，能保温，“冬月可以暖食”。
唐朝的军粮可能还是未脱皮的，上了前线，还得用舂米工具，这工具就是“碓”。
还有火钻这玩意，别以为这是取火工作，实际上它是一种兵器，打仗的时候，在火钻上浇上油，点上火，直接往敌人阵地上扔，大约可以算是原始手雷吧。
此外，每人还配备一把锤子，象牙做的。这锤子可管用了，可以用来开箱撬锁，类似瑞士军刀吧。
这样看来，大唐王朝单兵的装备确实杠杠的。
而对于战马，政府是有补贴的，不是直接给战马，而是每个骑兵发二万五千钱，自个儿买马去。如果战马过了服役年龄，就卖到民用市场上，用所得资金再买新的战马。不过这战马会不会和机动车一样折旧，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唐朝历时将近三百年，其军制也是在变化发展中，后来的情况如何呢？
唐朝募兵考试
射击命中率要求在50%以上
到唐玄宗的时候，由于拓边战争增多，原来的兵力明显不够用，于是改为募兵制，关于这个制度如何，咱们没必要做学术性的研究，还是看细节吧。
唐朝募兵，首先身高是有要求的，20岁入伍，身高应该在五尺七寸（大约1.7米）以上，就算降低要求，也要在五尺以上。入伍男子免除赋税。
对士兵使用兵器也有要求，即要求士兵能够自主使用伏远弩，射程三百步；要求士兵在四发中能命中两发，50%的命中率才算过关；对擘张弩的应用会有场考试，擘张弩是一种用双臂拉开的弓弩，射程二百三十步，要求是四发二中，也是50%的命中率。
以上两种是重射击武器，对于轻射击武器的使用，则是这样的：角弓弩，射程二百步，要求是四发三中，对于命中率的要求提高了25%；单弓弩，射程一百六十步，要求是四发二中。
兵力战术分配
战斗人员占七成 弓弩手比例不低
别以为古代打仗场面，就像影视里面那样，将军大吼一声，然后就奔跑吧兄弟，大伙儿一窝蜂上去群殴。实际的战争场面蛮复杂的，这里，咱们参考一下唐朝神一般的战将李靖的《李卫公兵法》吧。当然，这部兵法在宋朝散失得很厉害，幸亏杜佑的《通典》里还保存了一部分。
李靖可不是托塔天王。《封神榜》和《西游记》里的李靖是个传说，唐朝的李靖却是实实在在的名将，平定江南，灭东突厥，因此他的军事着作也是有说服力的。
在《李卫公兵法》里，每次出征时的军队数量是有规定的，大将出征，一般每次授兵两万。当然，这也不是死指标，会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增减，“临时更定”。至于兵种的组成结构，李将军说得很详细：一支四千人的野战部队，称为“中军”，必须有2800名战斗人员，比例为70%。
这2800战斗人员当中，有800名弓弩手，弓弩手又再细分：弓箭手400人，弓弩手400人，骑兵1000人，刀盾手500人，唐朝管这类士兵叫“跳荡”。还剩下500人干什么？他们是“奇兵”，是用来机动作战的。按照唐朝部队编制，机动作战人员必须占三成，“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为奇兵”。
唐代史料也记载了唐前期军队训练情况。《新唐书·兵志》对这个程序有详细记载。
“每岁冬季”，是全国士兵集中训练的时机。以一个折冲都尉府为单位，分左右两个校尉统领，每个校尉手下有十支步兵队，一支骑兵队。还没有正式集合的时候，士兵们都打开旗帜，分散站立。
第一通号角吹起，指挥官马上集合手下士兵，步兵和骑兵都排成队列，“诸校皆敛人骑为队”。
第二通号角吹起，将军旗和长矛都放下，有点偃旗息鼓的味道。
第三通号角吹起，军旗和长矛都举起来，似乎进入战斗状态。
接下来，擂起战鼓，两支部队鼓噪冲锋。当然，绝对不是漫无纪律的群殴，还是有章法的：先是右校尉这边鸣金，队伍稍稍退却，左校尉分队进入右校尉的位置；接着，相反操作。
两支部队退却之后，又上前迎面对杀，进入演习状态。最后，三通号角，演习结束。然后，大伙去自由狩猎，猎物各自分配，“是日夜，因纵猎，获各入其人”。事实上，狩猎也是增强战斗力的一种方式。
军队训练要各司其职，不能逾越。有一回唐太宗在骊山上看到山谷里的军队自由散漫，不成队伍，正要大发雷霆，处分校尉，旁边的人把他劝住了：“皇上，这不是你管的事儿，别坏了规矩。”唐太宗只好强忍怒气，交由有关部门去处理。
野史八卦 章亚若的死因
1988年1月的一天，春寒料峭。台北市大直官邸。88岁高龄的蒋经国因疾病缠身高烧不断，一直昏睡在病榻上。这时候，他的嘴脸忽然发出一连串含糊不清的声音。服侍他的人赶忙附身去听，毫不容易听明白，蒋经国是在反复念叨一个人的名字：亚若。蒋经国临终之际还念念不忘的人，全名叫章亚若。她是蒋经国在上世纪30、40年代的情人。章亚若是江西人。早年就读于南昌女中，1926年与唐英刚结婚，并育有两子，后因唐英刚不幸离世，章亚若来到江西赣州，进入赣州“三青团干训班”学习。而就在这里，她遇上了蒋经国。蒋经国是怎么来到江西的呢？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公子。曾留学苏联。回国后，蒋介石先安排他在奉化溪口故乡，读《孟子》、《曾文正公(曾国藩)家书》这类的古书，叫他“补课”和“洗脑筋”，还叫他阅读《总理全集》和《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类的书。1938年，蒋介石派蒋经国来到江西，安排他做赣县县长，后又任赣南行政专员。
蒋经国走马上任之后，曾到赣州“三青团干训班”视察。一见钟情地看上了当时25岁、皮肤白皙、长得娇娆美丽的女学员章亚若。于是，蒋经国指名道姓，让章亚若“干训班”一结业即到赣南专员公署担任了他的专职秘书。表面上是秘书，实际上就是情妇。1941年秋天，章亚若还在桂林为蒋经国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大毛、二毛。当时，蒋经国已经有了妻子，即从苏联带回的妻子法伊娜（蒋方良）。章亚若不甘心自己一辈子做蒋经国的情妇，在一天晚上蒋经国来看她时，她幽幽地说：“我给你一下生了两个，但我不想永远做你的地下夫人啊。做小也行，你蒋家得给我一个名分啊。”蒋经国非常喜欢章亚若，但对于名分的问题，他不敢轻易答应。因为，在他的生活环境，这种事情从来就不是他说了算。
谁说了算？当然是蒋介石啊。蒋经国打算游说蒋介石同意这门婚事。为此，他准备通过宋美龄，去说服蒋介石。此前，蒋介石让蒋经国叫宋美龄为“母亲”，但蒋经国从没有这样叫过。这次，为了章亚若，他破天荒地叫了：“母亲，您就给我父亲说说好话，承认我和章亚若的事实婚姻关系吧。”宋美龄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办，但是，为了搞好与蒋经国的关系，她答应了。没想到，蒋介石听了蒋经国的请求后，大发雷霆。蒋介石对长子蒋经国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当前蒋经国正在进行从政实习，怎能沉溺于女色？另外，他认为蒋经国与一位已婚女子“厮混”，有损蒋家尊严。蒋经国马上将陈立夫招来，让他把章亚若“处理掉”。同时，将蒋经国从江西永远调走。
陈立夫也很为难。毕竟，这是得罪蒋公子的事情。但是，蒋介石的命令他又不能不听。没办法，他只好吩咐中统少将特务头子谷正文，安排两名精干特务，到桂林投毒暗杀了章亚若。听到章亚若死去的噩耗，蒋经国痛苦万分，他曾想亲赴桂林奔丧，后来经身边亲信的劝阻、开导，他才没有成行，派好友王制刚到桂林处理丧葬事宜。王制刚赶到桂林同邱昌渭按照当地风俗，在凤凰岭下择了一块“百鸟朝凤”的风水宝地，安葬了章亚若。后来，当章亚若的遗物被人面交蒋经国时，这个刚强的男人睹物思人，竟双手颤抖，一言不发，眼泪滚滚而下……
野史八卦 顺治是怎么死的
脱了龙袍换袈裟，想必大家都有听说过大清顺治皇帝出家的传说，但是顺治是否真的在五台山看破红尘出家那就要让我们从历史资料来解答了。
关于“顺治出家”之说，最早见之于清初有“诗史”之称的吴梅村之《清凉寺赞佛诗》，此诗共四首，长达一百余句。一些文人学者在疏证诠释该诗时，认为诗句 虽多迷离恍惚诡谲，却明显是影射“顺治出家”之事，如诗句中说：“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句中的“千里草”为董；“双 成”乃用《汉武帝内传》王母侍女董双成的故事。都是影射顺治之董爱妃；另诗中的“晚抱甘泉病，遽下轮台悔”，是指顺治下罪己诏；而“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 棺”，是暗喻顺治未死；还有“戒言秣我马，遨游凌八极”；“八极何茫茫，曰往清凉山”，是说顺治逊位出宫云游至五台山为僧。诗句之所以用影射手法，是因吴 梅村身历沧桑，恐为时讳，不得不将顺治出家事以隐晦的手法记入诗中。此诗之后，在有关清代的稗史中，便将顺治出家一事演绎得既具体又神秘，从清初至清末流 传不断。
如说顺治耽于佛法，视帝位如敝履，并未终于帝位， 而是于董鄂妃病逝后，弃政出宫，披缁云游，在五台山清凉寺依佛门。一些野史与演义中还说，日后康熙之所以多次奉孝庄太皇太后巡幸五台山，虔礼诸寺，其意 在于拜谒顺治。甚至说光绪庚子年，两宫西狩，途经晋北，地方上接待中临时从五台山借来御用器具，都宛如宫廷之物，实是顺治的遗物。
针对上述各种顺治出家的传说，孟森在其《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之二《世祖出家事实考》中，以大量翔实的史实考证，顺治虽然好佛，但其确死于天花，终于帝 位，并未离宫出家。尤其是孟森持论所根据的是王熙自撰的《年谱》。王熙是顺治时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是顺治的宠臣，顺治临终前的遗诏就是面谕他 草拟的。王熙在《年谱》中，详细记载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至初八这几日顺治帝及其本人的言行举止，而这几日正是顺治病死前的最后的一周，如《年谱》云： “辛丑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吾入养心殿，赐坐、赐茶而退。 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圣躬少 安，命至御榻前讲论移时”，“初六日，三鼓，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随勉强拭泪吞声，就御榻前书 就诏书首段。随奏明恐过劳圣体，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园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
至夜，圣驾宾天， 血泣哀恸。初八日，又同内阁拟上章皇帝尊谥，又同内阁拟今上皇帝即位年号，又为辅政大臣撰誓文。”王熙《年谱》翔实逼真地记述了顺治死前几日的活动，明确 记载顺治是染痘（天花）病终于养心殿，并未有逊位出宫之事。无独有偶，孟森又举出当时在宫中担任词臣的张宸在其《青集》中所记：“辛丑正月，世祖章皇帝 宾天，予守制禁中二十七日。先是初二日，上幸悯忠寺，观内吴良庸祝发。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神对联尽去。 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仓惶。初七日，释刑狱诸囚狱一空。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接着张宸又记述了顺治的整个治丧过程。王熙 与张宸都是顺治病逝前后的亲身经历者、目睹者，都说顺治死于天花。说明孟森的《顺治出家考实》有很强的说服力，从而也说明吴梅村以《清凉山赞佛诗》影射顺 治出家之事不足为凭。
顺治出家的传说，事出有因，正如史学大师陈垣先生所说：“彼据《清凉山赞佛诗》等模糊影响之词，谓顺治果已出家固非，然谓绝无其事者亦未为的论。”陈垣老还 曾撰有专文，说明“顺治出家之说，不尽无稽，不过出家未遂而已。”据有关佛教典籍，如《憨璞语录》、《续指月录·玉林传》及《玉林年谱》、《北游集》等 书记载，从顺治十四年起，他与当时南北名僧木陈、玉林、憨璞聪、溪森等都有密切交往，顺治曾封玉林为“国师”，并请玉林为自己取法名“行痴”， 号“痴道人”，且执弟子礼。他还请茆溪森为自己化度剃发，《续指月录》曰：“玉林到京，闻森首座为上净发，即命众聚薪烧森。上闻，遂许蓄发乃此”，说明顺 治本已决心出家，经劝阻方罢（见陈垣《汤若望与木陈》载《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与各种野史、演 义中关于顺治出家的传说，似乎都是缘于顺治好佛的事实。
截至目前清史学界有关顺治的研究成果，较为一致的看法也都是认为顺治晚年确信佛、好佛，也有出家之念，但终未成为事实。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都有不少演义和传说，而关于清代宫廷的传说尤多，原因何在？我想主要是：其一，清朝乃由满族居统治地位，满 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有着不同于汉族的各种社会习俗，人们从有趣与好奇心理出发，编撰各种引人入胜的传说；其二，在明清易代之际及辛亥革命时期，一方面由 于“华夷之辨”的观念支配，另方面出于反满、排满的政治斗争需要，多有敌视与鄙弃满族的心理，出于宣传需要，人们编撰了各种带有丑化和夸大其词的传说。今 天，从统一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团结友爱出发，对之应有科学地分析；其三，宫廷内部的政治权力之争异常尖锐和复杂，加之宫闱之内又十分神秘与森严，发生在宫廷 内的各种事件，经过口耳相传，难免失实。再加各朝统治者，又常常根据政治风云变幻而篡改各种官书档案，因此，今人对于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清代宫廷的传说，应 明析有关史料的真伪，科学地予以鉴别。
野史八卦 历史上的起死回生
上世纪80年代，江苏金湖县“死而复活”的妇女人死后那么多年，为何不腐烂，又活了过来？有人说，这是人体休眠的古代记录，说明人体在自然情况下是可以休眠很多年的。但估计这类记载，只是传闻而已。
近日，重庆作家杜虹不幸因为胰腺癌逝世，终年61岁，其女儿支付了75万元人民币给美国阿尔克生命延续基金会，该会安排专家对其遗体进行特殊手术，冷冻了遗体，期望50年后起死回生。而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类似的起死回生故事多有记载。这类故事大致可分两类：第一类是死后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后“重返人间”；第二类是死了两三天之后“还阳”。
“复活”的宫女郭璞注《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曹魏时有人发掘古周灵王冢者，得殉女子，不死不生，数日时有气，数月而能语，状如二十许人。送诣京师，郭太后爱养之，恒在左右。十余年，太后崩，此女哀思哭泣，一年余而死。
郭璞，晋元帝时曾任佐郎。郭璞作注时代距魏郭太后驾崩仅50余年之隔，当时朝野目睹此事的人还可能会有，按常理，郭璞不会编造这种时间如此相近而又涉及从民间到宫廷的重要事例。
但周灵王死于公元前545年，而魏郭太后死于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照此推算，这位被生殉的女子在墓穴中应度过了数百年！如此匪夷所思之事，也只有神话中才有。
被奸尸的贵人据东晋干宝的《搜神记》载：“汉桓帝冯贵人病亡。灵帝时，有盗贼发冢，七十余年(据考证，应为30余年，笔者注)，颜色如故，但肉小冷。群贼共奸通之，至斗争相杀，然后事觉，后窦太后家被诛，欲以冯贵人配食。下邳陈公达议：‘以贵人虽是先帝所幸，尸体秽污，不宜配至尊。’乃以窦太后配食。”
从《搜神记》的文字中可知，死了30余年的冯贵人，尸体不只颜色如故，而且还有一点体温，这些盗墓者见色起淫，先后轮奸了她。奸尸时，盗墓贼争先恐后，因为先后顺序问题，大打出手，互相残杀，这才导致盗墓事发。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年)六月，窦太后(汉桓帝皇后)病死。因为窦氏家族获罪遭诛，朝议窦太后的下葬规格。有人欲以贵人规格葬之，与冯贵人配祔(葬同一陵区)，认为不宜以太后身份与桓帝刘志同葬。廷尉陈球表示强烈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冯贵人的墓曾遭盗，被奸尸了。
此事涉及朝廷，在《后汉书》的《陈球传》和《段颖传》中都有记述。事件中的冯贵人虽未完全复活，但从记述看，显然有活人的特征。
卅年后还“活着”
《三国志·魏书》记载，曹魏时，太原有人掘开一个墓葬，发现棺中是个女子，还活着。
地方官把她送到长安，问她以前的事，茫然不知所答。从墓上的树木看，已经有30年了。
晋代墓中“活人”
《晋书·五行志》记载，晋时有个名叫杜钖的人，家中老人亡故，埋葬时，有一个婢女误入墓室，被埋在墓里。后来，又过了十来年，家里又有老人亡故。为了合葬，又掘开那墓室，发现那婢女还活着。问她在墓中的经历，她说，开始时好像睡着了，后来又慢慢醒了过来，好像睡了一觉似的。这婢女被埋时才十五六岁，掘开墓穴后，人们发现她还是那么年轻貌美。又过了十来年，她与人结婚，还生了个孩子。
《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时，梁国(今河南睢阳)有个姑娘已许配给一小伙子，并且已经订婚了，准备出嫁，不久，其未婚夫去长安当兵，多年未归。姑娘父母想把她改嫁给别人，女子不乐意，其父母强迫她，她不得已离家再嫁，不久便病死了。后来，她的未婚夫回家，听说她死了，便到其坟前痛哭，挖开坟墓打开棺材，女子竟然复活，未婚夫便带着姑娘回家了。她的后夫听说了，告官争夺这位女子，官府无法定案。秘书郎王导说：“这是非常事件，不能按常理来断案，应该把女子判归未婚夫。”判官听从了王导的意见。秘书郎王导是东晋大臣，官居宰辅，《晋书》有传，此事发生的时间与王导任职时间相符。
这些是人死后过了很长时间又“重返人间”的比较典型的记载。人死后那么多年，为何不腐烂，又活了过来？有人说，这是人体休眠的古代记录，说明人体在自然情况下是可以休眠很多年的。但估计这类记载，只是传闻而已。
两位“还阳”的男子古籍里“死了几天又还阳”的记载也不少。
据东晋干宝的《搜神记》记载，会稽郡贺瑀，字彦琚，曾经生了病，昏迷不醒，只是心头还有一点温度，死了3天后，复活了。
《晋书·戴洋传》记载，戴洋，字国流，吴兴长城人，12岁的时候病死了，5天后复活。
“还阳”的白富美明朝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记叙了一个女孩“还阳”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宋徽宗年间的东京(今河南开封)。18岁的富商女儿周胜仙，生得如观音般美貌。在春末夏初时节，她带着丫鬟、奶妈到金明池赏玩。到了范家茶馆，与范二郎一见钟情，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情意难通。周胜仙巧妙地借喝糖水以传情，告诉对方自己姓名、地址、年龄、未婚等信息，而范二郎也心领神会，如法炮制地表演一番。后来二人各自回家，都因思念对方而病倒在床。范家请来隔壁王婆看病，问清病由之后，王婆为两家说定亲事，二人的病情很快好转。但后来，因周胜仙的父亲周大郎经商归来加以干涉，认为门不当户不对，女儿不能嫁给店小二，而要嫁给大户人家，阻止这门亲事，致使性情刚烈的周胜仙气绝而亡。
周家十分悲痛，将女儿生前闺房内的细软都陪葬了。周家请来挖坟墓的人中有个人叫朱真，出生于盗墓世家，公开身份是“打坑子人(挖墓穴者)”，秘密身份是盗墓贼。他知道周胜仙的陪葬丰厚，便在筑坟时多留了心眼，做好了手脚，以便盗掘。
那晚，趁下大雪，朱真在半夜二更天，悄悄来到坟场，下刀挑开石板下墓穴，把周胜仙头上的金珠首饰，全部取下。
在脱去女孩身上的衣服首饰时，朱真淫心顿起，奸污了周胜仙。不料此时，周胜仙却突然睁开眼，双手抱住了朱真——被气死的周胜仙得了阳和之气，又转醒过来。
朱真吃了一惊，只听周胜仙问道：“哥哥，你是谁？”朱真狡猾地说：“我是特地来救你的。”周胜仙抬起身来，便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周胜仙道：“哥哥，你救我去见范家茶馆的范二郎，重重相谢。”朱真自忖，别人花钱娶老婆，还不一定能娶得这么美貌的姑娘，不如救她回家，便是自己的老婆了。
于是他便把还阳的周胜仙救回家，霸占了。两个月后，正逢元宵节，朱真入城看灯火，让他娘守住周胜仙。当晚朱家隔壁发生火灾，朱真娘手忙脚乱地收拾财物，周胜仙逮住机会从朱家偷跑出来。她一路找到范二郎店里，可惜被范二郎当女鬼误杀了。案情暴露后，朱真被处死，而范二郎则被释放。
女汉子斗盗墓贼清朝景星杓的《山斋客谭》载：“本朝安徽抚院高，讳承爵，旗员，罢官后，一爱女死，殡于通州别业。守庄奴知其殓厚，盗启之，见女软如生，将淫之。女忽起，抱奴甚固，奴求脱不得，抱滚二十五里，遇巡员获之，论磔，七日旨下。女今东浙备兵高其佩之妹也。”
高承爵、高其佩都是清朝的名臣，高其佩还擅长指画。还阳的高小姐不愧是旗门虎女，她死死地揪住盗墓贼，与他搏斗25里之远，结果遇到官兵得救，盗墓贼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近代“还阳”事件还阳的事件在近现代也偶有见诸报端。解放前的上海，就发生过一起“失尸案”。某太平间，丢失了一具尸体，后来查明，是那人半夜里“复活”，自己回家去了。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因为日寇轰炸，数千市民躲进防空洞，由于防空洞没有通风设备，致使数百人窒息死亡。几百具尸体停放江边，哪知一夜就“活”了几十人。
20世纪80年代，也曾出现过“死人还阳”的事情。例如江苏省淮安地区金湖县，有个年过半百的农村妇女，久病在床，忽然不省人事，气息全无，家人只好替她办丧事。按当地习俗，停尸一天，第三天埋在山坡上。三天内棺头开口处必须露出土外，好让儿辈上坟供饭。埋后第一天，死者儿子上坟供饭时，发现棺材里有动静，原来他母亲已经“还阳”了。
此外，2010年2月，四川北流市六麻镇六楼村95岁的黎秀芬“死”后6天“复活”了。2014年4月，四川仪陇妇女张志华“死”后7天“复活”。
当然，这些“起死回生”不排除误判或假死等因素，但人到底能不能“冬眠”或“休眠”？古时科学不发达，无法详尽记录，也不能测试当时当地的存活条件，只好让后人无休止地去争论。而现代，印度瑜珈练习者斯瓦米·萨蒂亚穆提曾做了一次公开的休眠表演：他被活埋8天后，竟然“复活”了。
野史八卦 揭开中国古代油水最肥的部门
中国古代油水最肥的官职是什么?不是管钱的户部,不是管军事物资的兵部武备司,也不是地方上的盐运、漕运等官署,而是清朝的内务府。有北京民谣为证:“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如果哪天皇城根下出现一户暴发户,房子是新盖的、院子里新栽了树苗、墙上挂着现代人的画,那这户人家肯定是内务府的官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内务府当差来钱快,上任没几天就能在寸土寸金的四九城置办高宅大院。衙门上下,“视中饱舞弊,如奉明言”,贪赃腐败得就差公开往家里运官银了。有的衙门,比如负责供应京畿地区官粮的漕运衙门,经手的钱粮可能比内务府要多。但漕运官守着百万计的官粮,动不了手脚,揩不到油水干着急。所以说,既有钱又能揩油的内务府,当之无愧是古代第一肥缺。
那么,内务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衙门?凭什么那么有钱呢?
内务府是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衙门,为清代特有。顺治皇帝入关的时候建立了为自己和紫禁城服务的十三个衙门,由太监主管。顺治康熙交替年间,十三个衙门合并为内务府,逐渐形成定制,称“总管内务府衙门”,设置专门的最高长官“总管内务府大臣”。既然是“大臣”,就不能再由太监主管了,那由谁来主管内务府呢?考虑到内务府负责的都是皇帝的私事和家事,所以康熙任命皇室家奴(满族称包衣)来负责内务府。满洲八旗中的上三旗(即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所属包衣逐渐垄断内务府的大小官职。
内务府主要机构有“七司三院”,分别是广储、都虞、掌仪、会计、营造、慎刑、庆丰7个司,负责皇室财务、库贮、警卫扈从、山泽采捕、礼仪、皇庄租税、工程、刑罚、畜牧等事;上驷院、武备院和奉宸院3个院,负责管理御马,管理皇室伞盖、鞍甲、刀枪弓矢等物,负责紫禁城、三海、南苑、天坛和其他苑囿的管理、修缮等。此外,内务府还管辖紫禁城三大殿,管理慈宁宫、寿康宫、御药房、寿药房、文渊阁、武英殿修书处、御书处、养心殿造办处、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掌关防处等。除了以上在京城的机构外,内务府还有诸多京外附属机构,比如江宁织造处、苏州织造处等皇室采办机构,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热河行宫、汤泉行宫、盘山行宫、黄新庄行宫等皇帝驻骅处和皇室财产。为了管理帝后妃嫔陵墓和有关祭祀活动,专门成立了陵寝内务府;为了管理沈阳旧皇宫,专门成立了盛京内务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内务府管理所有的太监和宫女。清朝成立敬事房,严格管理太监、宫女及宫内一切事务,防止出现宦官专权。敬事房也隶属内务府。所以,太监就和内务府利益攸关,并在之后内务府的沉浮强弱中站在了内务府的一边。一言蔽之,一个皇帝从在娘胎里开始到死后定期领取子孙后代的冥钱,都离不开内务府。内务府机构因此极其庞杂,而且越来越庞杂,吃这口饭的人也越来越多,逐渐成了可以和朝廷的三院六部相互平行、相互抗争的官僚机构了。当然,清朝皇帝也不是傻瓜,为了压制内务府,让它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
比如内务府最重要的司是广储司。广储司就是皇帝的小金库,建了六个仓库储存皇室的所有财产,其中金、银、珠、玉、珊瑚、玛瑙和宝石等专门储存在银库里。银库因此被称为六库之首。皇帝对银库看得最紧,特地将银库设在紫禁城太和殿西侧的弘义阁内,安排了25人日夜盯着它,规定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下才能开库。为了防止监守自盗,看库的人没有钥匙,钥匙由乾清宫侍卫保管,而且不只一把。开库时,必须由多名特定的官员在场,进出库房的人都得严格搜身;库房关闭时,必须由多名特定官员共同签字画押,并在锁上贴上封条。每月,内务府都要对皇帝六个库的收支出纳情况进行统计汇总;皇帝随时可能抽查,年底专门听取内务府的报告,每五年亲派不相关的大臣进行盘库。这仅仅是对广储司六库的管理制度,整个内务府管理之严、皇帝之重视可见一斑。其他的管理制度(比如祭祀贡品的数量、官学的伙食标准等等)更是汗牛充栋,能搬出一箱又一箱的文件来。
理论上来说,内务府中人要想从皇帝的口袋里掏出一文钱占为己有都非常困难。皇帝选择出身低微的包衣充斥内务府,也是看中了这些家奴老实办事,与外界无涉,最不可能沾染朝野的贪腐习气,还不用给太高的工资。事情奇怪就奇怪在,压制内务府的管理制度越来越多、越来越严苛,内务府的贪污腐败情况却越来越严重。内务府大小官员争先恐后,哗哗地在皇帝口袋里往外掏银子。他们是怎么做的呢?道光皇帝是个吝啬到要把一个铜板掰成两瓣的主,看到龙袍上有个窟窿都要补上。一天,道光皇帝发现绸裤的膝盖上破了个小洞,就让内务府去缝补一下。补完了,道光皇帝问花了多少钱,内务府回答:三千两白银。道光听了差点背过气去。一个补丁竟然比一件龙袍的价格还要贵!内务府解释说: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湖绸,剪了几百匹绸才找到对应相配的图案,所以贵了,一般的补丁大概五两银子就够了。
道光皇帝咬咬牙,默记在心里。话说朝臣们看到龙椅上坐着一位打补丁的皇帝,上行下效,纷纷扎破官服打上补丁。一次,道光皇帝看到军机大臣曹文正朝服的膝盖上打着块醒目的补丁,突然问他:外面给破衣服打个补丁需要多少银子啊?曹文正一愣,看看周围的太监,发现太监们都不怀好意地瞪着他。曹文正头皮发麻,只好往海了说:外面打一个补丁需要三钱银子。三钱银子当时都可以买一整套普通衣服了,曹文正心想:这下大概和内务府的太监们报给道光皇帝的“工价”差不多了吧。谁想,道光皇帝闻言惊叹道:外面就是比皇宫里便宜,我打个补丁需要五两银子呢。曹文正一下子就懵了。
谁想,道光皇帝继续问:外面的鸡蛋多少钱一个啊?曹文正赶紧回答:臣从小有病,不能吃鸡蛋,所以不知道鸡蛋的价钱。内务府给道光皇帝吃的鸡蛋一个多少钱呢?我们可以从光绪年间的“鸡蛋价格”佐证一下。光绪皇帝很喜欢吃鸡蛋。当时一个鸡蛋大概三四个铜板,但内务府的采购价格是三十两银子一个。一次,光绪皇帝和老师翁同龢闲谈,突然说:“这鸡蛋虽然好吃可太贵,翁师傅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吸取了曹文正的教训,赶紧推脱说:“臣家中只有遇到祭祀大典才吃一两个,平时不敢买。”光绪终生都以为鸡蛋很贵,连朝廷大官都吃不起。为此,他每年单单吃鸡蛋就要“吃”掉上万两白银。
以上就是内务府从皇帝身上揩油的第一招:低买高卖。
皇帝虽然给内务府规定了条条框框,但毕竟身居深宫,对正常的市场行情并不了解。内务府就从宫外平价买入(有的时候干脆就是抢)物资,然后高价报给皇帝(反正皇帝也不知道,大臣们一般也不敢说)。表面上,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违法甚至违规的地方。鸡蛋如此,补丁如此,工匠的工钱更是如此。中间的差价就成为了经手人员的“灰色收入”。每年,皇帝和紫禁城的“合法开支”就有四五百万两白银。
内务府从皇帝身上揩油的第二招则是:直接贪污。
内务府的监管制度可谓严密,可制度是人执行的。内务府系统越来越庞杂,人越来越多,漏洞也越来越多,皇帝一个人根本管理不过来。加上内务府属于为皇室服务的,不受朝廷监察和司法机构的管辖,所以内务府弊端就犹如决堤之水、沃野荒草,汹涌蔓延开来。晚清吏部官员何刚德说:“内务府之职,如衙门之有庶务,即俗所谓账房也。账房有折扣有花账,已处处有弊。内务府之利百倍于此。”光绪大婚的时候,有几位绣工托在内务府大臣家教私塾的同乡郭先生揽点内务府刺绣的活做。郭先生通过大臣的管家接了一件绣洞房门帘的小活。绣工们从内务府领来了缎子,用最好的绣线精心刺绣。整套下来,绣工们的原料、工钱加上利润,市价大约是五十两银子。
门帘交上去后,大臣的管家就让绣工们报个价,主动示意绣工们“多报一些无妨”。郭先生和绣工们就咬牙报了五百两,管家说太少了,再报多点。几个人就报了一千两的要价。账单交到内务府大臣手里,大臣又驳回,让再往高了报。郭先生就大胆报了五千两,几个绣工埋怨他报得太离谱了,会被驳回来的。谁知,内务府大臣拿到账单,摇摇头,亲自提笔在五千两前面加了“两万”。账单送到内务府,内务府照付两万五千两白银买那个门帘。内务府大臣扣下两万两,给郭先生五千两;郭先生拿出一千两酬谢相关人等,自己拿了三千两,把剩下的一千两给几个绣工。几个绣工心满意足,这可能是他们一辈子最大的收入了。
内务府从皇帝身上揩油的第三招是:工程揽财。
在内务府当官的人最盼望的不是升官,而是皇帝上马新工程。不管是修建一个戏台子,还是重铺某段道路,或者是皇帝下旨恩建某处寺院,都是内务府官员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良机。如果能负责上修缮陵寝或者宫殿的“好活”,整个家族几辈人的吃穿用住都不用发愁了。晚清时,紫禁城内搭建一个竹棚,这么个算不上工程的工程,内务府就用了四万两银子。工程揽财的招数可以说是集低买高卖、直接贪污等等之大成,最有学问了。
1874年初,同治皇帝准备重修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如果大的国家工程,自然需要朝廷拨款,可内忧外患的朝廷一贫如洗,哪有钱去修圆明园。这时,内务府奏称一个名叫李光昭的候补知府有门道“报效”30万元的木材应急,请求授权他采办木材。同治皇帝满口答应了。李光昭便打着“奉旨采办”的幌子到香港和一位法国商人签订了购买价值54250元木材的合同,规定先付定洋10元,等法商将木材运到天津即付款。李光昭返回北京后,即向内务府谎报购买了价值30万元的木材。虽说是“报效”,内务府也折价给了李光昭部分“辛苦钱”。从内务府拿了钱,李光昭却不愿意给运货到天津的法商木材钱。如果是一般中国商人,被李光昭这个“空手套”给耍了也没办法,可法国人不干了,联系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大闹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衙门。事发后,舆论哗然。结果李光昭被革职查办,李鸿章联合恭亲王、醇亲王和其他王公大臣联名上疏停掉了圆明园工程。至于已经被李光昭“套”走的木材款,就没有人追究了。
既然内务府腐败重重,弊端多多,就没有人想到整顿吗?有!从皇帝到大臣,各个时期都有“整顿内务府”的声音。可惜最后都以失败告终。道光皇帝因为吝啬,所以对花钱如流水的内务府最不满,多有训斥。比如道光皇帝喜欢吃“粉汤”,曾经下令内务府安排御膳房作粉汤。等了多日没见到粉汤的影子,道光皇帝就召来相关内务府官员质问。相关官员诉苦说,宫廷做粉汤的成本太高了,这几天正在筹措资金呢。道光皇帝大怒,一碗粉汤需要多少钱啊?官员回答,在御膳房中成立专门负责粉汤的机构,增加相关的人员编制,一年大概需要五万两银子,加上原料钱,皇上如果想吃粉汤得给御膳房每年增加六万两银子。道光皇帝冷笑道:“不必了,我登基前在前门大街吃过粉汤,一碗两个铜板,内务府专门安排一个小太监,每天去前门大街买粉汤回来就可以了。”
又过了好几天,道光皇帝还是没见到粉汤,再次召来相关官员训斥。官员回答说,臣等近日去前门大街找遍了,没找到有卖粉汤的摊贩,这几天正打算跑远点去买呢。可是如果跑得太远了,粉汤端回来就不好吃了,所以正烦恼着呢。真实情况是,内务府派人把前门大街卖粉汤的所有摊贩和店铺都给赶跑了。道光皇帝无奈:罢罢罢,朕从此不吃粉汤了。这个小故事透露了严重的问题:为了一碗粉汤,皇帝竟然斗不过内务府!此时的内务府已经恶性膨胀成了一股巨大的独立势力。在上面的事例中,内务府的逻辑是办任何事情都看能不能获取“好处”,得不到利益的事情不办。如何吃到粉汤是提出的问题,道光皇帝的解决方法是去买现成的,无疑优越于内务府的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人员、增加预算的生产方法。可惜道光皇帝的好方法让内务府的经办人员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相关官员宁愿多次挨皇帝的批评、派人驱赶商贩,也要逼道光皇帝接受内务府的方法。而道光皇帝所能做的抵抗,仅仅是不吃粉汤而已。
大家别忘了,皇帝成立内务府的初衷是让内务府更好地服务自己,可最后竟然指挥不了内务府了。整个系统已然异化成了独立于皇帝和朝廷之外、有独立利益和运转规律的恶势力。内务府是一方,人数众多,皇帝是一方,只有一个人。数以万计的内务府人员对付皇帝一个人,千方百计地蒙蔽皇帝,为自己捞钱牟利。内务府功能异化,机构腐败堕落的根子,还得回到皇帝身上来。皇帝为了巩固皇权,需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个人和皇族事务的机构。皇帝的事情不能让外人知道,不能置于外人的监督之下。所以,这个机构不能让朝臣们染指,不能受到政府机关和宰相公卿们的管辖,只能对自己负责。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皇权的神圣、神秘和权威,才能保护皇族的利益。这个思路在历代皇帝脑海中都有,历代也都有类似内务府的机构,比如汉代的少府、唐明的宦官机构等,清朝只是将它发展到了极致而已。但是清朝的皇帝们忽略了,凭他们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管理、监督那么庞大的内务府呢?
皇帝也担心内务府不忠诚,所以挑选了粗俗没有文化、地位又低的包衣家奴们。他们和朝堂上的公卿大臣们隔阂有距离,又必须仰仗皇帝,很适合一心处理皇室的私事。可从相反的角度说,包衣素质低下使他们在贪腐时没有通过科举上来的文官们那样有负罪感,内务府官员和朝野官员之间的隔阂又助长了内务府的独立性。更严重的是,内务府随着皇权的增强而膨胀。成立之初,内务府大臣为三品官,雍正年间升为正二品,地位逐渐突出,到清朝后期,内务府大臣除了从本府郎中、宫廷侍卫中升补外,王公大臣、尚书侍郎也常常被特简为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官员出任地方督抚和中央阁员的也很多,一些附属机构(比如江南织造)还被赋予了其他的政治使命。至此,内务府官员不仅建立了系统内的独立王朝,还通过自身升迁、外调、系统内外的联姻,势力盘根错节,异常强大,让有志于整顿内务府系统的人一时不知如何下手。
晚清军机大臣阎敬铭曾发现内务府为宫廷采购的皮箱,每个要价六十两银子。他就向慈禧太后指出,京城里皮箱单价最高不会超过六两银子,内务府采购皮箱时有克扣贪污的重大嫌疑。慈禧太后很有意思,就要阎敬铭给她买个六两银子的皮箱来看看。阎敬铭去市场上一看,惊奇地发现所有皮箱店都关门不做生意了。一问,店主们诉苦说,内务府公公发话要求北京城所有的皮箱店关门谢客,谁擅自开张就砸烂谁的铺子。阎敬铭也犟上了,写密信给天津道台,让他从天津买个皮箱子送过来。结果半个多月过去了,天津的箱子也没运过来。因为没有真凭实据,阎敬铭对内务府的指控也就不能成立了。后来一查,原来是阎敬铭派去天津送信的亲随收了内务府一千两银子,带着密信,不知所踪了。
光绪皇帝查办不了内务府的中级官员(郎中庆宽)的例子,更是暴露了同时期的内务府势力之强。庆宽得罪光绪是因为他把捞钱的手赤裸裸地伸到了光绪的私房钱包里。光绪曾想打四个镯子给慈禧太后作生日礼物。庆宽作了四个样品给慈禧太后看,慈禧太后都很喜欢,然后又拿给光绪皇帝看。光绪问需要多少钱,庆宽说需要四万两银子。光绪大吃一惊,脱口而出:“岂不是要抄我家了?”原来,光绪辛辛苦苦攒了四万两私房银子,不放心内务府,就存在宫外的钱铺里吃利息。庆宽一开口就要走他全部的私房钱,光绪又不得不给,自然恨上了庆宽。庆宽这个人巨贪,而且高调地贪污,大报花账,气焰逼人,尤其是在慈禧六十大寿期间主持庆典处,一个人包揽一切器物的采办,大发其财。这样,庆宽断了他人的财路,得罪了包括同僚在内的许多人。有个满族御史密奏庆宽家藏御座,举动不轨,还说他假冒太监。两条罪都是杀头的大罪。
光绪不管是真是假,随即批复严查,组织了专案组,一心要杀庆宽。可是查了许多天,专案组没有查到可以定死罪的证据(估计庆宽贪污是真,篡位是假)。光绪反复询问专案组,苦于没有真凭实据,只能降一等给庆宽办了一个“违制”的罪名。原来,庆宽在家门前立了块“下马石”,属于不是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应该享受的待遇,违制罪名成立。光绪马上将庆宽“革职抄家”。过了一段日子,“江西盐法道”出缺,吏部公选推举接替官员。大家一致推选的新任道台竟然就是被革职的庆宽。庆宽被光绪从内务府赶出来,竟然摇身一变,升了官(正四品)、掌了实权(盐法道台)。其中的权力运作和人事关系,想必光绪皇帝也没有搞清楚。
内务府黑幕如此,谁还能整顿得干净呢?
1911年辛亥革命后,溥仪退位,仍保有紫禁城和其他皇室财产。为皇帝服务、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务府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民国政府每年“优待”溥仪的四百万元,全都交给内务府。进入民国后,内务府每年都哭穷叫苦,抱怨四百万元不够花销。半个世纪后,溥仪依然对当年只负责退位小朝廷的内务府心怀不满,因为进入民国后,内务府的开支竟然超过了慈禧太后时期的最高纪录。民国四年(1915)内务府本身的开支达到264万两,而慈禧时期内务府开支不足百万两。更让溥仪不满的是,他根本不知道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溥仪曾经要买汽车、装电话,内务府都拒绝了。而内务府中人却开起了古玩店、钱庄、当铺、木厂等等买卖。清亡之后,前清宗室贵族和一般旗人生活潦倒,常常爆出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娼门的社会新闻来。北京城的亲贵旗人们原本就怨声载道、情绪激动,而内务府的贪污自肥无异火上浇油,激化了满族上下对他们的不满,整治甚至惩处内务府的呼声日益高涨。
举报内务府的材料很快堆到溥仪的案头。比如有人披露:“内务府人多不知书,且甚至以教子弟读书为播种灾祸者。察其出言则一意磨楞,观其接待则每多繁缛;视中饱如经逾格之恩,作舞弊如被特许之命。昌言无忌,自得洋洋。”更有人说内务府的人常常厚颜无耻地叫嚣:“皇上家叫我们赚钱,就为的养活我们!”
内务府众人不知收敛,反而一味敛财。清朝灭亡,内务府少了许多内外勾结、暗箱操作、中饱私囊的机会,他们把贪腐的目光只能投向紫禁城里面。紫禁城收藏着明清两代帝王聚敛的财富,金银玉器文物古董数不胜数。内务府的人俗,能想到的发财手段就是偷盗和转移财富。民国十三年(1924)五月,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荣源曾经抵押了宫中的部分金器,换款80万元。具体都是什么金器呢?其中40万元是给十六个金钟(共重111439两)估的价。平均一两黄金三块六毛钱。单从黄金价格上来说,这个估价低于市场价格,更何况抵押品还是金钟。另外40万元的交易则近乎是白送。清朝十三位皇太后、皇后的金宝十个,金册十三个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重10969两多),不足十成的金器三十六件(重883两多),还有嵌镶珍珠1952颗,宝石184块,玛瑙碗等珍品45件,内务府总共只要价40万元。这样的抵押,简直是变相地把宫内财富当做垃圾卖给宫外的关系户,已经不仅仅是盗取皇室财产的问题了,而且涉及破坏、盗窃国家文物了。这样的财产转移,内务府经常进行,一旦借口开销紧张就把紫禁城的金银财富文物古董拿到宫外“抵押”。每逢此时,就连社会上的报纸都看不过去,大张讨伐,内务府免不了出来辟谣或解释,成为坊间一大谈资。
溥仪多次整顿过内务府,可惜都无功而返。先是从宫外找了一个人,“空降”为内务府大臣,结果只干了三个月就“回家养病”去了。后来,溥仪遇到了郑孝胥,被郑孝胥的忠心和能干所打动,破格任命这位汉族大臣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并且“掌管印钥”。溥仪和郑孝胥都对整顿内务府信心满满,一心要革除弊端、开源节流。郑孝胥甚至都计划好了,改革后的内务府只要保留四个科就可以了。他一上任就来个下马威,把原任堂郎中开除,安排信得过的人接任。可从此内务府就像瘫痪了一样,要钱没钱,要东西找不到东西,堆积如山的账本成为纸纸空文。锐意改革的郑孝胥又采纳一个司员的建议,将宫中各处祭祀的大批果品糕点用泥土和木雕的代替,节省资金。宫中数以百计的太监就是靠供品“创收”的,郑孝胥罢供品将这些太监全都得罪了。如此一来,郑孝胥的“新官两把火”就使自己成了整个内务府系统的敌人。有人给他寄恐吓信:“你正在绝人之路,你要当心脑袋。”
与此同时,溥仪派去整顿颐和园的“帝师”庄士敦也接到了恐吓信。信上说:“你如果敢去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杀你。”郑孝胥等人不后退,依然执着地“钉”在内务府。内务府上下对此恨之入骨,决心扳倒他。走溥仪皇帝的路线看来是不行了,他们就从外部入手。很快,民国国会里就有一批议员提出了议案,要废止皇室优待条件,还要接收紫禁城。理由除了溥仪参与张勋复辟外,还有非法“赏给汉人郑孝胥紫禁城骑马和援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放手让郑孝胥整顿内务府的同时,请人清点紫禁城收藏的字画古玩。不清点还好,一清点宫中的好东西越来越少。铜器玉器、书法藏画、金银珠宝源源不断地流到宫外去,在文物市场上公开叫卖,轰动了中外。这些舆论反过来给溥仪、郑孝胥等人很大的压力。民国内阁内务部还颁布了专门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溥仪曾和郑孝胥等人商量将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换取稿费支持“光复大业”。结果,这批书被民国当局全部扣下了。
最后,溥仪的生父载沣出面了,告诉溥仪说“郑孝胥的办法值得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也不满意,以后可就更不好办了”。而内务府大臣绍英带着一如既往的恭顺和胆小怕事的样子,告诉溥仪说民国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也很不满意,王怀庆说如果再叫郑孝胥闹下去,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也就没办法帮忙了。溥仪害怕了,郑孝胥主动“恳请开去差事”,只做普通的宫廷顾问。而内务府的印钥,最终归了绍英。一场声势浩大的内务府整顿计划无疾而终,从此再也没有新的整顿计划了,直到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民国政府收回紫禁城,内务府就此寿终正寝。原先的大小官吏拿着贪腐来的钱,该干吗干吗,各奔东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