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五大未破悬案之一：3亿日元被劫

1、运钞车雨中被劫

案件在半年前就已经埋下伏笔。

1968年的4月到8月，东京都多摩市农协，连续9次接到要挟信及电话，不是要挟现金，就是预告放火。到12月6日，邻近的国分寺市三菱银行支店店长也接到要挟信，内容是要求次日下午5时前，派女性职员带300万日元到指定地点，不然就炸掉支店长的家。50名警探事先埋伏在指定地点，但是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现身。

当时新闻报道

4天后的12月10日9时30分，4名国分寺市三菱银行的员工及一名司机，开着一辆日产运钞车，押送着装有东芝府中工厂4000多名员工的工资及年终奖共3亿日元（按现在的价值，大约值10亿日元）的3个运钞箱，经过府中市监狱旁的学院路。此时，天正下着大雨。

一辆白色的交警摩托追赶上来。交警命令运钞车停下,并且大声对4名银行职员说：“你们支店长的家被炸了，据说你们车上也被装上了炸药，我要检查一下！”

银行职员在内部早就知道支店店长接到要挟信的内情，所以并不意外。他们下车看着交警钻到车下检查。

几秒钟后，交警从车底下一边爬出来，一边大叫：“快躲开，要爆炸了！”

这时银行职员果真看到从车底冒出红烟。交警将职员们撤离到监狱的屏墙旁，自己却返身冲进驾驶室，发动车辆向前开去。瞬间，职员们被感动了：多勇敢的人，竟不怕危险要把车开到安全的地方去！

但是他们立刻被眼前的梦魇惊醒，只见运钞车加速越开越远，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从白色交警摩托出现到那名交警开走运钞车消失不见，前后只有3分钟的时间。一位职员反应过来，立刻冲着边上的监狱哨所喊：“运钞车被劫了，快报警！”

这时，运钞车司机也察觉出白色交警摩托车的疑点：一般交警摩托是本田，这辆却是雅马哈，而且白色的涂漆有擦拭过的痕迹。而在车底冒着红烟的，竟是滚落在地上的一个车用烟雾弹！

东京警署接到报警，立刻在全东京设置哨卡围堵那辆日产运钞车。当时是9时50分，离事件发生过了15分钟。但是目标运钞车没有被发现。直到4天后，才在距离出事地点2.5公里的某墓地找到。按时速60公里计算，2.5公里只花了2.5分钟，也就是说，嫌疑人在案发2.5分钟后，就已经抛弃了运钞车，而警方却在十几分钟后，还在设置路障寻找运钞车。这是警方的一个失败。

警方开始调查墓地周围，听取情报，得知一条有关一辆可疑的丰田卡罗拉车的线索，于是开始寻找这辆汽车。直到4个月后，在附近的停车场找到丰田卡罗拉，并在里面发现了空空如也的3个运钞箱。3亿日元已不翼而飞。据情报，这辆卡罗拉在案发后第二天就已经被弃置在这个停车场。警方晚了4个月。

从那时起，警方就失去了真正有力的线索。直到1975年10月刑事诉讼时效到期（7年时效），警方为此案已花费9亿日元，找出嫌疑人11万名，涉及警力达17万之多，其中两名警员过劳死去。到1988年10月民事诉讼时效到期（20年时效）时，警方失去了将嫌疑人绳之以法的最后机会。此案件也成为日本犯罪史上有名的未解决事件。

2、嫌疑人及现场留下的证据

犯罪嫌疑人的相貌，其实是被银行职员、驾驶员和其他几位目击者看到过的。但是警察在调查相貌过程中犯了一个错误：把目击者集中在一个房间而不是分开进行相貌调查，导致这些目击者的记忆互相影响。加之当时嫌疑人戴着头盔，以致调查结果很不理想。而警方又根据目击者的证言，找来一张已去世的年轻人的照片，再用合成技术给他戴上头盔，就作为通缉照片全国张贴，导致不少日本人误解为这个人就是犯罪嫌疑人，从而失去更多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机会。

3年后，警方不得不撤回这张通缉照，并明确指明犯罪嫌疑人可能不是这个样子。嫌疑人的年龄也从19岁左右调整成30岁左右。合成照片这项新技术也在此案中遭到失败。

犯罪嫌疑人在现场及车里另外遗留下100多个各种物证：

雅马哈摩托及丰田卡罗拉轿车被发现是偷来的；

现场找到的鸭舌帽经厂家的回溯查找，最终还是确定不了流向，最后不了了之；

车里发现的杂志及一些报纸也没能确定买主是谁；

其他一些小用品也没能确定所有者。

最终警察不得不选择放弃追踪这些物证。

3、未能破案的原因

首先，犯罪嫌疑人花费时间，设计并执行了一个周到的计划，在事件进展过程中一直处于控制地位。

其次，嫌疑人10分钟内从摩托调换到运钞车，再调换到卡罗拉，行动迅速，干脆利落；而警方根本没有这种经验，从设卡查找运钞车开始，警方就落后于对方。嫌疑人对汽车社会的利用及理解，远远走在了警方前面。

第三，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物品，大多是进入大批量生产及大批量消费时代后的产物，警方在进行物证追查时，因数量庞大，不得不放弃对这些物证的追迹。

第四，警方破案技术不成熟。在这起案件中，警察首次采用了合成照片技术，但是由于调查方法的缺陷，这张合成相片反而成为了败笔。

最后，运气，似乎也站在了嫌疑人一边。如果不是因为当时的倾盆大雨，可能局面又不一样。

4、此案造成的破碎家庭

案件最终没有侦破。但在案件侦查过程里，却出现了一些无辜的牺牲者。

当时警方公布的犯罪嫌疑人模拟画像

少年S，当时19岁，是个不良少年，他的相貌类似于目击者的证言，而且其父亲又正好是位交警。案件发生在12月10日，在被作为嫌疑人被调查后，S少年于15日用其父购买的氰化钾（少量吸入就可致命）自尽而亡。然而包裹氰化钾的新闻纸却没有少年的指纹而只有父亲的，故推测为父亲为了证明清白而出此下策。其后血液检查，警方断定少年S不是犯罪嫌疑人。

家住府中市的汽车驾驶员某某。时年25岁，被列为嫌疑人一是因其相貌类似证言，二是因其家住本地，熟悉本地道路，有作案条件。某某是作为第12301名嫌疑人被调查的，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他的资料被透露给媒体，结果他的真实姓名、照片及家庭背景等个人信息全部被登上报纸。警方为防止他逃跑，不得不拘捕他。虽然后来有位老板证明出事时正与此人在一起，且警方也排除了他的嫌疑，但伤害是永久的。调查致使他一家离散，他最终于2008年9月自杀。

5、意外的变革及受益者

3亿日元事件后，各大企业改革现金发放工资的旧习，改由从银行直接转账发放工资。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银行体系的现代化。并且，从那时开始，因为工资直接存入银行，造成男性领取工资后再转交给妻子的优势丧失，男性开始失去他们的部分权威。

日本著名五大未破悬案之二：世田谷灭门事件

1、被害人宫泽干夫一家

日本东京都世田谷区的一栋联排建筑。外边看两栋连接在一起，其实内部并不相通。前面一栋住着宫泽干夫、泰子夫妇一家，后面那一栋，则住着泰子姐姐一家及泰子的妈妈。

1990年，宫泽夫妻与泰子姐姐夫妻合资买下这幢联排别墅。1991年开始，旁边的祖师谷公园开始扩张工事，住在这附近的30多家住户逐步搬迁到别处，到2000年为止，留在原居处的，只剩下宫泽一家及另外3家。而宫泽一家也与东京都签下2001年移居的协定。

1991年，泰子姐姐一家因为工作原因，移居英国，后面那一栋，由泰子的妈妈一个人留守居住。2000年，泰子姐姐家的长子到了上高中的年龄，于是泰子姐姐带着小孩回到日本，而其丈夫留在英国工作。出事的前一个礼拜，泰子姐姐的丈夫也回到日本与家人团聚。

当时警察悬赏海报

出事那年，丈夫宫泽干夫44岁，妻子泰子41岁，上小学的女儿宫泽伊奈8岁，上幼儿园的儿子宫泽礼6岁。宫泽干夫东京大学毕业，据说他为人狷介，从不加班。当他觉得工作不满意时，就会换工作。与日本一般温顺的上班族不同，他属于固执己见型。被害时，他在一家英国企业担任咨询工作。妻子泰子则在家办学习班。两人于1986年在一次自我启发课程上相识，其后结婚。

因儿子宫泽礼有先天性语言障碍，夫妻俩常常参与一些新兴宗教的咨询或慈善活动，与一些宗教团体有联系。

 2、现场血迹斑斑

宫泽干夫家分3层，第一层为宽阔的书房，从门口进去，右边是书桌，上面摆放着电脑，左边是一排书架。这一层既是宫泽的书房，又是小孩们学习及泰子给学习班上课的场所。同时还可以通往车库。

通过台阶上到第2层，正面是浴室，右边是厕所，左边是孩子的卧室。在浴室前，通过折叠楼梯可以到第3层的阁楼。

2000年12月31日上午10时50分左右，住在隔壁的泰子妈妈看到泰子家的前门灯还亮着，孩子又没有出来玩，于是去敲女儿家的门。因为没人回答，所以她推门（事实上，老人说她不记得自己是推门进去的还是用备用钥匙开门进去的）进去，发现了惨剧。

宫泽干夫被杀害在第一层的阶梯口边，穿着平时服装，头部、颈部、胸部、手腕、脚部及臀部被刺几十刀。左耳上面的头盖骨留着3厘米长的刀尖头，右手的无名指被砍断。头部用抽屉盖住。在阶梯上也发现有他的血迹。

在第2层的浴室前，泰子及女儿伊奈倒在血泊里。伊奈身着运动衫跪着趴在地上，泰子则像是在保护女儿似的伏在她身上。

泰子的脸被刺、被挖，已看不到原形，喉咙被割断，颈部被反复刺伤，骨头外露。其手部也因防御而刀伤累累，不成形状。

伊奈的脸部及颈部也被刺无数刀，还有击打伤痕。

在通往第3层的折叠梯子上有血迹。在第3层的阁楼卧室内，发现母女俩的血迹及伊奈被打落的牙齿。

从现场看，犯罪嫌疑人是从衣柜找来衣服将泰子的头部盖住的。

在第2层左边的孩子卧室里，儿子宫泽礼被勒死在上下两层床的下铺被子里面。没有挣扎的迹象，在门把手上也没有指纹、血迹。

3、线索如麻

以下为警方对外公布的线索：

一、现场到处留下的鞋印。鞋的大小为27.5厘米，鞋底印着史莱辛格（slazenger）字样。这个英国品牌的鞋当时由一家韩国企业生产，在韩国生产过4500多双，其中与犯罪现场相同型号的有400多双。在日本虽然没有正式出售，但是通过网购或者旅游时代购的可能性也存在。正因为这点，怀疑犯罪嫌疑人为韩国人的报道非常多。

二、叠好放在2楼的长袖运动汗衫（L型号）及优衣库的黑色运动衫，上面均溅满被害人的血迹。通过对运动衫袖口处微量汗液的检测，警方认定为嫌疑人所穿。

长袖运动汗衫样式的衣服由日本委托中国厂家生产，一共生产2000件，其中200到300件于1999年的6月在世田谷区及旁边的杉并区卖掉，而相同L型号的运动衫只有20件。衣服上附有微量荧光染料。这种染料从嫌疑人留下的腰包里及车库内也被检查出。

优衣库黑色运动衫在日本卖出过8万多件。此衣上面还整齐地摆放着帽子及围巾。

另有一条洒有法国香水的手帕留在1层，另一条带有血迹的手帕留在2楼厨房。腰包则掉落在2楼客厅。

三、犯罪嫌疑人在十多处留下指纹。指纹为窝状，通过警察的指纹对照系统，没有发现对应的指纹。据报道说通过国际刑事机构也没有得到匹配对象。

四、现场地板及用来止血的毛巾手帕上留有A型血液，而宫泽一家血型则为B型与O型。通过对血液的DNA人类学分析，嫌疑人父方为亚洲系，而母方为欧洲系（包括地中海系）。这种类型，每13个日本人中有1个，每10个中国人中有1个，每5个韩国人中有1个。但也有可能嫌疑人的祖先就是混血，所以此人也可能就是纯粹的日本人。试图用DNA的排列来确认犯罪嫌疑人特征，这在日本还是第一次。

另外，血液检验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服用过违禁品。

五、厨房留有两瓶麦茶的空塑料瓶，还有几杯冰激凌空盒，嫌疑人没有使用勺子，而是用手挤压杯子吃掉了冰激凌。

六、通过对胃中残留物的检查，被害人是在30日晚11点半左右遇害。但是，在1层书房的电脑记录里，却留下31日凌晨1点及31日上午10点5分两次上网的记录。书桌子上还留有嫌疑人吃过的冰激凌空盒。

第一次上网，嫌疑人使用鼠标浏览了宫泽干夫公司的网站及其他科学网站，共享时5分多钟；第二次上网，嫌疑人预约了一家名为“剧团四季”的剧团的演出票，用时4分多钟。其后直接关掉电源。而被害人泰子的母亲，就在10点50分左右走进被害人家里。

七、嫌疑人将两把凶器并排留在厨房。一把是嫌疑人带进来的柳叶刀“关之孙六 银寿”，此刀长34厘米，宽21厘米；另一把为宫泽家的刀。两把刀均沾满血迹。

4、警方推测

从警方发表的线索看，犯罪嫌疑人指向韩系人员比较明显，况且被害人一家也有与韩系宗教团体接触的经历。

2002年，日本作家一桥文哉发表过一篇纪实文章，详细记录他如何深入调查宫泽一家周边韩系宗教组织及其成员的经过。然而2005年，日本警方在与韩国警方合作调查后，否认了犯罪嫌疑人为韩国人的推测。

事发现场和被害人房子

另有一个大的争议，嫌疑人是如何进入宫泽家的？

最普遍的说法认为嫌疑人是从2楼的浴室窗口爬进去的。因为浴室下面的草丛有被人践踏过的痕迹。这种说法如果成立，下面的推理也就顺理成章：

犯罪嫌疑人从浴室进入宫泽家之后，首先到2楼的孩子卧室，在那里勒死了宫泽礼，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孩子卧室的把手及室内没有留有血迹这一点。

这时在楼下的宫泽干夫可能听到2楼有声响，于是上楼，结果与嫌疑人在楼梯相遇。

嫌疑人于是在楼梯上袭击干夫，血迹留在楼梯间，而干夫倒在了一楼楼梯口。这时凶手的刀口因用力过度产生了缺口。

凶手继续跑到3楼的卧室，在那里残暴地袭击了泰子母女后，发现刀口残缺，于是跑到厨房换了宫泽家的刀。回来时发现泰子母女已倒在2楼浴室门口，泰子正用卫生纸给女儿止血。于是凶手用宫泽家的刀，无情地在那里杀害了母女两人。

凶手在宫泽干夫脸上盖上抽屉，在泰子脸上盖上衣服。这时，凶手把宫泽家的柜子、抽屉的门全都打开，似乎在里面寻找某样东西。包括泰子的教科书及各种广告，均被嫌疑人带到浴室，一边翻阅，一边将它们撕碎丢进浴缸。宫泽的钱包也被扔进浴缸，里面的日元被嫌疑人拿走。

嫌疑人还在厨房用毛巾为自己止血，在厕所大便。在31日上午10点5分上网后，拔掉电源，从浴室窗口逃走。

5、另一种可能

目前警方的调查，建立在浴室窗口入侵并相信一切在现场看到的证据的基础上。然而，看过柯南系列或一些日本的经典密室杀人案的人都知道，密室杀人因为没有第三者在场，凶手往往可以从容布置，事先把虚假证据放置于现场，从而将警方破案的方向朝错误方向引导。

一个杀人凶手，长时间待在凶案现场，完全无视被自己杀害的四条人命，也不顾隔壁的亲人随时有可能光顾，这样的凶手不是变态扭曲，就是胆大包天。这便是现场留给警察的最直接印象。

而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恰恰就是此案侦破中的致命误区。如果病态的现场是有意布置的呢？凶手有什么必要茫无目的地在宫泽家上两次网？特别是上午10点还去上网！犯了命案，首先应该想到逃跑才是。

不妨大胆推断，如果上网只是凶手为了假造自己31日凌晨1点到31日上午10点待在宫泽家的假象，如果现场的一切，比如喝光的两瓶麦茶、大便、丢在浴缸的资料，都是为了证明凶手长时间待在宫泽家，那么，有什么必要呢？只有一个，就是凶手那时不能待在现场！那么，那段时间凶手去哪里了？会不会是需要制造不在现场的证明？如果这么考虑，那么警察调查的方向就完全错了，那些现场的证据，就应该全部抛弃了。

如果是这样，那么，此次的犯罪，就不是突发、变态、猎奇犯罪，而是准备周到的高智商犯罪！

6、废除杀人案件的公诉时效

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据（凶器、相片等物证）流失或产生变形损坏等，有可能影响到审判的公正性，同时所犯罪行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变小或消失，因此在犯罪行为结束后，经过一定期间，就不能再起诉犯罪嫌疑人，即公诉时效到期。公诉时效一旦成立，警察也就失去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权力(即便嫌疑人自首或警方发现新的证据）。

公诉时效因罪行的轻重，也不一样。例如对死刑犯的公诉时效，2004年前为15年，后改为25年。

2009年2月8日，惨案发生后9年多，被害者宫泽干夫的父亲宫泽良行出任由其他案件被害者家属组成的“宙之会”会长，提出在日本彻底废除杀人案件的公诉时效。2010年3月，日本国会决议废除因杀人、抢盗导致死刑的公诉时效。

2012年9月，宫泽干夫的父亲宫泽良行去世，其妻子宫泽节子接任“宙之会”会长，时年81岁。她对记者说：案件没有进展，他到那边，只能无言对着死去的人。他一定很为难吧？

日本著名八大未破悬案之三：真假夜间金库

1、日本村

在叙述这个案件前，要先介绍一下日本人自己对日本的看法。

日本人喜欢把日本称为“村”。所谓的日本村，字面理解，就是日本小，且四面环海，无异于一个村庄。

深层次探究，则是强调日本人之间的血缘联系，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且相亲相爱的关系。就好像日本人真的就是一个姓，就是一个村庄的人一样。这也是日本人“万世一系”，都是天皇子孙的思想来源。

根植于这种相互信赖的“村”理念，在很多方面，日本对于犯罪，基本属于不设防。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没有大量外国人涌入日本，日本社会处于一个比较单纯、封闭的结构。路不拾遗，出不闭户，基本是那时日本的现实写照。

2、夜间金库

夜间金库，是日本银行的一种特殊服务业务。

日本夜间金库

日本银行业跟中国一样，属于垄断行业。因为垄断，日本银行业的服务时间特别短，柜台每天下午3点关闭，礼拜六、日则全天不开门；ATM机，则无论工作日、休息日，到傍晚6点便会关闭。顾客既存不了钱，也取不到钱，非常的不便。特别是那些休息日及晚上需要营业的饮食店及夜店，店主的销售款存不了银行，又不愿意把大量的钱款留在店内。这时，他们的选择就只有银行的收费夜间金库，简称夜间金库。

夜间金库是一种跟ATM机差不多大小的机器。

休息日及夜晚营业的饮食店及其他消费行业的店铺，可以与银行签合约，月交一定的合约金（以前一般2000日元到5000日元），从银行领取带钥匙的存钱包及账本。每天晚上营业结束后，店铺可以把销售现金装入存钱包并上锁，然后用从银行领取的钥匙打开夜间金库，把存钱包投入进去。到下一个银行营业日，银行会整理夜间金库里的存钱包，再根据合约，把存钱包里的现金存入客户账户。

这就是夜间金库的运转模式。

3、布局

话说1973年，在日本大阪，有某个或几个日本人想从夜间金库弄点钱来花，于是想到了造个假夜间金库的点子。

设想：如果银行边上有那么一个假的夜间金库，轻信的人们又不断地往里面放钱，而自己就在远处守候，等投入的钱差不多时，再找机会上前取走钱款，这是一个多么保险、轻松的捞钱法子。就算被发现，也有足够的时间离开现场。

于是，犯罪现场被选在了大阪梅田的三和银行北支店。那里正好位于大阪站的旁边，是个繁华热闹的地方，有足够的店铺需要把钱存入夜间金库。银行夜间金库在大门的左边，而另一边的专用出口，其大小与夜间金库相当，正好放置假的金库。只要把假金库做成与出口大小一样，再把金库安装在出口内，一般人应该不会去怀疑金库的真假。

要让别人把钱投入假金库，假金库的外表就要有一定的可信性。

嫌疑人在用板子做成的假金库外层，加上一层不锈钢板，再用铝合金做成外围框条，用来加重金属的厚重感。下面则贴有海绵，底部用聚氨酯材料做成地板，为的是当钱袋投入进来时，接近真正夜间金库的音响效果。

在假金库里面，嫌疑人还配置了一盏水银灯。这样，即使在夜间也有微弱的灯光，增加了可信度。这个假金库还做成了折叠式，为的是方便携带逃跑。

之后就是锁的问题。

按说，利用夜间金库的店主们手里都有银行配发的钥匙，是与夜间金库配套的，而嫌疑人不可能有相同的锁可以装在假夜间金库上。但他（们）却想到了替换的点子，即在假金库上贴上告示，上写：“不需要开锁，请直接投入。投入后，请将右边把手按到底，会有记录卡出来。请把记录卡带回。三和银行。”为此，还在假金库内装上橡皮筋、线及一个把手，做成一个一按把手、就有一张记录卡出来的机关。其周到、真实程度，让使用者不会有丝毫疑问。

接着，是时间的选择。嫌疑人把实施日期选在2月25日礼拜天。那天正好是发工资的第二天，属于一个月里餐饮消费最多的一天，各店铺的收入肯定也少不了———这种只能一次性使用的犯罪点子，最好能多捞点。另外，周六、周日银行休息，这样，被银行发现假金库的时间可以大大推后。

经过这么周密的考虑及运作，剩下的就是执行了。

4、执行

2月25日周天晚8时40分左右，又是一个设想：

犯罪嫌疑人来到了现场，在有人陆续往真的夜间金库投放存钱包后，他（们）终于找到空子来到金库前，把铁片插入金库钥匙眼，致使金库开不了锁，然后挂上一张事前准备好的告示，上面写着：“各位顾客，因为锁坏打不开投入口，请使用专用出口处的暂用金库。三和银行。”

接下来，犯罪嫌疑人转到专用出口，在那里放置了假的金库。前后大概用了不到5分钟。之后嫌疑人离开，在远处观望等待，只等鱼儿上钩。

不久就有人拿着存钱包来到银行，那人看到真夜间金库的告示后，转到假夜间金库来，投入存钱包，按下把手，拿了记录卡就走了。

成功了！不远处的嫌疑人一定得意非凡。

接着又来了一个“傻子”，没有任何怀疑就往假金库投入了存钱包。接着又一个、又一个，就像有无穷的金钱一样。有人甚至想象这时的犯罪嫌疑人没准还得意地拿出烟来，满足地吸上几口，一边神往着成功后的轰动，以及给自己带来的金钱利益。

往假金库里投钱的人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嫌疑人大口地吸着烟，不时看看旁边准备好的另一张告示、及一会儿要穿的假工作服。告示上写着“因金库已经修好，本暂用金库不再使用”。他（们）正准备瞅准时机，把告示张贴到假金库，等不再有人来投入存钱包时，再找机会把假金库连同里面的现金运走。

5、意外

然而，这时嫌疑人却开始变得不安了。为什么呢？

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已经20多分钟了，存钱的人就没有间断的意思，已有将近四五十人把现金包存入了假金库。如果再往里面塞，钱包就要满出来，自己的计划眼看就要泡汤！

怎么办？抽着的烟变得苦涩起来。不难想象，此时的画面就像卓别林电影里主角找工作的场面———嫌疑人拿着告示一次次想要跑到假金库去张贴，却总有人跑在了他的前面！他（们）知道，自己是绝对不能暴露在他人面前的。

担心慢慢变成了绝望，因为存入的钱已经太多，假金库是承受不了那么多钱的。这时躲在不远处的嫌疑人，一定都能感觉到假金库正在变形。

9时10分左右，嫌疑人也一定看到，一位年轻人拿着存钱包来到假金库面前，他往里面塞了几次钱包，可都塞不进去，于是低下头去，看到了已经满出的存钱包。这时，那位年轻人招手叫来了保安。

至此，嫌疑人知道自己的计划失败了。他匆匆离开现场，连假工作服及那张告示也不要了。

事实上，在那短短的30分钟里，一共有68位顾客来存包，总金额高达2500万日元。而最后那位年轻顾客，也不是看出了机器的破绽，他只是认为机器出了故障才叫了保安的。

犯罪嫌疑人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自己的计划会这么成功，成功到“钱多得装不下了”的程度。

6、抄袭与被抄袭

这个案件，其犯罪结构也是事前通过某种布局，使当事者消除警惕心，把金钱轻易地交给了犯罪嫌疑人。因为与《3亿元事件》的犯罪结构类似，与发生在1968年的“3亿元抢劫事件”有相通之处，所以往往被同时提起。

两起未破案件都是利用人们对犯罪的薄弱防范意识，从轻信这点下手。即在案发前就做好一个巧妙的前期工作，使受害者自动走入其布局好的圈套。“3亿元事件”里，犯罪嫌疑人是事先暗中造势，故意多次扬言不给钱就要炸银行分行行长的家，致使银行暗中把这些威胁信息告知内部人员。正是这种误区，造成了现金押送人员对白摩托车警官的轻信，对其“现金车被装了炸弹”深信不疑，于是没有多想，就把现金车交给了嫌疑人，从而造成日本有史以来最大金额的抢劫犯罪案件。

1973年的这起假金库案件，其本质结构上抄袭了“3亿元事件”，但其巧妙性，甚至超越了“3亿元事件”———案发时自己都不需要出现在犯罪现场。这点至关紧要，犯罪嫌疑人就像给自己上了一个保险。

最重要的一点，此案件也触动到日本人心里那根敏感的信赖神经，所以并没有太多负面报道。日本人甚至自豪地发现：原来我们是那么的互相信任，我们的日本是如此的太平无事，以至于谁都不会、也不用去费心提防身边的潜在危险。案件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闲谈聊资。

7年后的1980年，时效成立，警方不再调查此案，只有一些媒体及电视节目，时不时拿此案来调剂一下他们的演播内容。

然而，此案作为一种几近完美的犯罪结构，一直是其后各类犯罪研究者必提案件之一。

案件被曝光后，在日本各地，模仿犯罪就开始不断出现，而上当受骗者总是不绝于后。更有甚者，静冈县的一位低级模仿者，只是放个纸盒子在金库旁，上面写着：“金库坏了，钱可以放在纸箱里。”就这样，还是有位加油站的站长，把20多万日元的现金放进了纸盒。等他发觉到不对头，回到金库旁时，纸箱里的钱早被躲在一边的嫌疑人拿走了。

看来在日本，只要金库本身继续存在，围绕金库“花样百出”的骗钱行为，也就不会终结。

日本著名五大未破悬案之四：陷入“罗生门”的智障人被害案

1、两名智障生在学园内被杀害

1974年3月17日4时30分左右，在日本兵库县西宫市甲山山脚下的智障设施区，即甲山福祉中心甲山学园，当时12岁的女子园生沟畑光子突然失踪。正当园内职员四处找寻时，19日晚8时左右，男子园生藤原悟（12岁）接着不见了。

当晚，在园内的净水槽里，两人的尸体被发现。尸检的结果，推断出光子在17日死亡，悟则是在19日的晚饭后2到3小时内死亡的。

当时的学园里，中、轻度智障者47人（男31人，女16人）住在青叶寮，重度智障者32人住在若叶寮。年龄从6岁到24岁不等。他们从兵库县各地来此接受生活指导及教育。老师则从当地的中、小学派遣到学园内来教课。

事发地点的净水槽周围，有时是园生的游玩场所。警察一开始怀疑可能是智障儿引发的事故，然而，从净水槽的铁盖重达17公斤、犯罪后铁盖被盖上等事实推断，警方否认了智障儿引发事故的可能。警方认为，智障儿不可能犯这种需要完善后事的“智能”罪。同时，因为学园是封闭式的，所以警方最后判断为“内部的、成人的犯罪”。

警方在学园内成立临时审讯室，对职员、园生进行突击询问。询问的主要内容为犯罪时间段是否有不在场证明。在询问中，警察一再强调了“犯罪嫌疑人就在你们中间”这个观点。

4月4日，女子园生A（当时11岁）说，看见山田悦子老师带走了藤原悟。

2、保育员山田悦子的供述

4月7日，警方以推藤原悟进水槽进行杀害为由，对学园的保育员山田悦子进行逮捕。逮捕的理由如下：

第一，山田17日、19日都在学园内，并且事发当时没有不在场的证明。

第二，在发现遗体之前，山田就对其他职员说“光子应该是死了”。在葬礼时，山田又痛哭失态，追着灵柩跑。以至于有记者私下表示她像是在“假哭”、“不自然”、“怪”。

第三，据说平时山田在教训园生时，会打开水槽盖子，威胁说“不听话的话，就把你丢进去”之类的话。有关这条证言，山田自己完全不承认。

第四，则是山田的日记。山田在事件后这么记述：因为我的不注意，才发生这种事情，我对不起那两人。

第五，则是园生A的证言，即看见“山田悦子老师带走了藤原悟”。

最后还有，询问期间对全体女性进行了生理期调查。警方认为女性生理期间情绪波动大，行为不可预测———事后，人权团体指责这种调查涉及隐私，侵害人权。

在逮捕山田后，警方每天对她进行10小时的审讯。在审讯中，警方说：如果你没有做，就拿出证明来，拿不出来的话就是你干的；拿得出来，立刻放了你。

4月17日，在逮捕10天后，山田坦白“是我干的”。

山田悦子的供述中记载：“今晚我说实话。杀害光子和悟的是我。”“现在想说出实情，是因为想到光子和悟，他们在冰冷的水槽里，经历了怎样的苦痛，怎样的恐惧。与他们经历的苦痛相比，我的苦痛根本不算什么。”

回到拘留所后，她用丝袜自杀未遂。其后翻供，一直否认自己犯罪。

4月18日，搜查本部发布山田的供述。

之后媒体立刻进行了报道，有关“与后母关系不和，经历黯淡的青春期”、“因为男女关系问题，有抑郁症”、“以前就对园生进行过恐吓”等文字充斥纸面。

4月28日，神户地方检察院尼崎支部，宣布有保留释放山田的通告。

3、第二次被捕

山田悦子被释放回到家中，看到同事保管好的写给她的信件，里面写着“杀人犯，去死”、“我要杀掉像你这样的女人”、“不要以为释放了，就装出一副平静的嘴脸”等中伤言辞。

三个月之后，山田与学园员工一起，以“侵害人权”为由，起诉国家及兵库县。要求在全国3大报社（《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刊登谢罪声明，支付600万日元的赔偿金。

不久，两名被害园生的家属则起诉甲山福祉中心，以管理不善导致死亡，带来精神伤害为由，要求3367万日元的安慰金。在裁判中，甲山学园则以“（智障）孩子死了，家长不用再操心，所以要求赔偿是不对的”为托词，拒绝支付。结果导致支持智障的人权团体静坐示威，学园最后被判支付1133万日元。

11月22日，法院开庭审理山田等对国家的诉讼。一年后，神户地方检察院尼崎支部以起诉条件不充分为由，宣布对山田不起诉。

1975年10月，死者藤原悟家属向检察审查会提出不服申请。日本的检察审查会，是一个判断不起诉是否合理的独立机构。从选举人名单中随机抽选11名作为审查员，不进行公开审查，只公布审查结果。

时间又过去小一年。1976年初，在山田起诉国家裁判的第九回口头辩论中，甲山学园园长荒木洁、职员多田证实，在两名园生死亡时间段里，山田与他们在一起谈话。

而另一方面，日本检察审查会应死者家属要求，达成“对山田不起诉为不合适”的判断，提出应对山田进行再次审查的要求。

因此，神户地方检察院又开始对山田进行再调查。这次调查延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1978年2月，由于得到其他5名园生“看到山田从寮里带走死去的两人”的证言，神户地方检察院再次逮捕了山田，并以“伪证罪”逮捕了为山田作证的园长荒木洁及职员多田。

逮捕期间，山田悦子一直保持着沉默。

4、迟到的智障生证词

山田悦子第二次被逮捕时，正值日本作家清水一行以此案为原型的小说《搜查一科长》发行。他从搜查方着眼，力证山田等人有罪。虽然山田及她的支援团体一再抗议，但该小说最终还是出版发行。

一个月后，神户地方检察院以杀人罪起诉山田。之后神户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审理了山田杀人案。

日月交替，时光匆匆来到了1980年。由于日元上涨，日本迎来地产、股票等大幅增值的泡沫经济时代。日本资金开始席卷全球，四周收购资产。

这一年，甲山学园某女子园生说，我们几个人在净水槽旁边玩，一起用力，把铁盖子移到了一边，我拉了光子（女被害人）一下，她掉落到水槽里。我们又把盖子盖住了。当时山田老师并不在场。

为此，神户地方法院仅非公开审理甲山学园园生的证言，就达20多次。

而在公开的审理中，关于保育员山田悦子“坦白书”的强迫性、智障儿证言的信用度两点，成为争论的焦点。

1981年7月，甲山学园废校。

1985年4月，神户地方检察院对山田悦子提出求刑13年。

5、三次被判无罪

1985年10月17日，神户地方法院以“被告人坦白书不完整、过于抽象、不可信赖”为由，宣判山田悦子无罪。这是第一次宣布无罪。

之后，神户地方检察院则提出“审判不充分，误认事实，不服”的请求。

1987年11月，神户地方法院又宣布为山田作证的甲山学园园长荒木洁无罪。神户地方检察院同样不服上诉。

1988年10月，大阪高等法院正式受理此案，不久后撤销一审对山田悦子的无罪判决，要求神户地方法院重审此案。山田的第一次无罪判决也被撤回。

而山田律师团则以“审讯阶段被告人的坦白书是在没有自由保障的情况下完成，高等法院错误地评价了证据”为由，要求最高法院对高等法院的判定做出裁决。最高法院则以“没有违背宪法及判例”为由，维持大阪高等法院判决。

1993年初，大阪高等法院又宣布对园长荒木洁的无罪判决无效，撤回到神户地方法院重审。2月份，神户地方法院开始了对山田案的重审工作。这次重审主要围绕大阪高等法院指出的以下几点进行审理———甲山学园园生的证言过迟出现，当初是否存在职员的威胁、隐蔽行为；园生供述山田“带走被害者”时的询问场景；山田的不在场证据是否可靠；在山田衣服上发现被害者衣服纤维的可靠性。

1998年3月24日，神户地方法院在完成重审后，宣布山田悦子及荒木洁无罪。这是第二次无罪判决。

随即，神户地方检察院再次提出不服上诉。1999年初，大阪高等法院开始审理上诉。

三次被判无罪

不久后，大阪高等法院判定地方检察院提出的甲山学园园生录音证言无效，并再次宣布检察院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高等法院的理由是，证据多为间接证据（旁证）及园生的证言，不能认为被告有罪；被告犯罪动机及坦白书的证言不可信等。

10月8日，检方因为找不到更多的证据，放弃向最高法院上诉权利。山田第三次被判无罪。

与此同时，甲山学园园长荒木洁及职员多田，也同样经历了三次被判无罪的曲折岁月。

6、斗士，还是罪犯？

从事件发生到无罪判决，时光过去了25年，而裁判花费21年。当年22岁的山田悦子，也已年近半百。

2000年3月，山田以没有意义为由，放弃对国家的诉讼。2001年2月，神户地方法院赔偿山田2090万日元，作为裁判费用及拘留的补偿。

早在1985年，第一次被判无罪的山田悦子就以人权侵害为由，向大阪地方法院起诉作家清水一行及出版商，要求谢罪及赔偿金共计2200万日元。在经历两次判决及不服上诉后，大阪地方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判定作家清水一行的《搜查一科长》涉嫌侵犯山田名誉，支付山田悦子176万日元的赔偿。

真相是只有一个的。但是倒影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图像，却变成了千千万万不同的版本。甚至有时，有罪变成无罪，无罪变为有罪。

山田悦子如果真的无罪，那她是人权组织祭出的一位勇敢的斗士，挑战了当时的警方、检察院、法院三大国家权力，以及把她当成罪犯报道的媒体；如果她是有罪的，那么，她背后的支援团体（律师多达200多人），则面临是以意识形态为重，还是以事实为重的决策问责。

无论如何，消失在水槽里的两个生命，已经永远不可能回来。

在此案中，真相，不是用来大白于天下的，而是被永远地秘藏在了众多关联者的心里。

日本著名五大未破悬案之五：新宿歌舞伎町情人旅馆系列杀人案

1、上京，奔向东京

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东京吸引着全日本的年轻人，他们纷纷跑到东京都去谋生，城市无限巨大化。所谓“上京”，便是指到东京去谋发展，特别是年轻人。这词和我们当下的“北漂”一词有一比。城市的巨大化及人口的增多带来巨量的工作机会，反过来又更加促使人口大量流向东京等大都市，以至于产生了日本地方人口“过疏化”问题。

这些选择“上京”的年轻人，一个明显的共性就是他们在这个都市基本上没有家人或熟人，可谓举目无亲。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往往更容易成为犯罪行为的牺牲品。而一旦成为牺牲品，谁来为他们出头？谁来推动警察机构的持续调查？几乎没有。没有人来保护这些外来者，他们是这座都市里的孤独灵魂。

而在上世纪80年代的同期，东京都的国际化也开始加速。而“外国人”———日本人称之为gaijin———除了举目无亲外，还有语言不通、风俗文化不通的障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更容易成为犯罪的牺牲品。

东京的上野公园，是中东人（主要是两伊战争期间从伊朗过来的）聚集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交换生活情报，互通有无；而这里最有名的，是贩卖假电话卡。外国人到了日本，不可避免地需要与家乡亲人联系。在上世纪80年代，电话是除了信件外惟一的联系渠道，日本的国际电话费贵得吓人，所以不少外国人都选择在上野公园一带购买假电话卡。价格只相当于正式电话卡的十分之一。

欧美人则更多聚集在六本木。六本木那边是使馆区，更多的是新潮酒吧、迪厅。相应的，毒品的买卖也就盛行。

中国人则在新宿池袋一带，那里繁华与野蛮并存。这里最富有特色的，当属新宿区的歌舞伎町。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国籍区域，也是一个法律的盲区，可谓大东京犯罪缩影之地。

同时，那里也是日本人或东京都政府追求城市多样性的一种“有意为之”吧。

从新宿站东口出来往北，经过一小片饮食区，来到靖国大道的那一边，就是歌舞伎町。那里，聚集着大量的性风俗店、地下赌场、保龄球场、餐饮店、影院、牛郎店，是真正的不夜城，世界第一的欢乐街，是香港与北京、上海无法与之相比的魅惑之都。也是非法与合法的混合体。

经过这些喧嚣的区域再往北，环境突然变得诡秘起来，氛围安静却隐含骚动，这便到了情人旅馆区域。那里聚集着一片情人旅馆，旅馆门口亮着一盏盏暧昧的灯光，看不清人的面孔，看不清车牌号。再往北，是韩国人聚集的大久保一带。

后面提到的这一系列案件，就是发生在这片情人旅馆区的连续杀人事件。

2出逃的主妇

1981年3月19日，女子A与一名男子住进这里的一家情人旅馆。之后男子便先一步离开了旅馆。第二天早上10时，随着退房时间的逼近，员工没有发现留下的女子有出来退房的迹象，于是打内线电话催促，结果无人接听。员工觉得奇怪，于是进入房间查看，发现女子A已被掐死在屋内。

警察从死者名片推断女子为夜店工作者，年龄33岁。但是后来在对其住处进行调查后发现，女子用的是假名，实际年龄45岁，是日本埼玉县的一名主妇。

女子A出生于神户市，中学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公司任职，22岁时，和很多年轻人一样，选择了上京这条道路。

到东京后，她在夜总会认识了一名已婚男子，之后与这名男子同居。其后男子与原配离婚，并与女子A生下一名儿子。男子本来在汽车公司工作，两人结婚后转职做地产经纪，但是收入却大幅减少。女子A于是再次回到夜总会工作。其后，她的丈夫因为哮喘病卧病在家，儿子也体质虚弱多病，她不堪重压，抛下丈夫及儿子，选择人间蒸发。这是她被杀之前6年的事情。

被抛下的丈夫在“寻找离家出走的人”电视栏目里，发出希望妻子回来的声音，之后不多久便病故了。第二年，被女子娘家领养的儿子，也因先天性心脏病不治身亡。

女子A在被杀害前一年的6月，即1980年6月回到神户娘家时，得知丈夫及儿子的死讯。警察无法复原当时女子A的心情是怎样的，只是听说她像是被召唤了一样，立刻又回到了东京。

再次离家出走的女子A混迹于涉谷及新宿夜店，打工糊口。据夜店的同僚证言，当女子A在夜店里找不到合适的消费对象时，就会在大久保公园站街拉客。

事发当日凌晨1时10分左右，女子A与一名男子一起进了情人旅馆，房间号为401。早上7时，男子首先出了旅馆，女子的尸体3小时后被发现。警方推测，年过40岁的中年妇女，失去了家庭，为了生活，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

警察在其死后对其住处进行了搜查。在天花板及衣服箱子里，发现了记有丈夫及儿子忌日的字条。在其保险箱里，发现她保存着的丈夫的领带夹及儿子的照片，以及1000万日元的定期存款。有人猜测，这或许是她之前为了给老公、孩子治病，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医疗费。

无名的女子

同年4月25日发生了第二起女子被杀事件。那天晚9时，女子B与一名男子住进另一家情人旅馆。晚10时，男子没有付款先离开旅馆。旅馆员工觉得不妥，进入房间，发现身穿浴衣的女子被丝袜勒死在床上。

女子年龄20岁左右，她的遗留物只有耳环、烟及打火机，其他衣服等物品都被犯罪嫌疑人带走。此后警察将受害人的画像张贴到日本全国，希望能找到认识她的人，却没有任何结果。她就像从未在这世上存在过。

通过解剖，女子的肺很干净，警察推测女子才刚刚从地方“上京”。也有可能是从国外来到日本东京谋生的外国女性。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年轻生命，她最后走到歌舞伎町这里，生命，也停留在了这里。

很多年后，一名电视主持人揭开一个骨灰壶的盖子，指着里面说，这里面，就是那位无名无姓的可怜女子。人们不知她从何处来，不知她是否有亲人长辈，这世上是否有人还在找寻她、记挂她。

3、寻梦少女

第三起女子被杀事件，发生在6月14日。傍晚6点半，女子C与一名工薪族模样的男子住进一家情人旅馆。1小时后，男子没有付款先离开。意识到不妥的旅馆员工进入房间后，发现一名女子全裸躺在地上，脖子上勒着丝袜。这名女子当时处于昏迷状态，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警察在事发房间内找到一本《飞向纽约的朝子》的书，是从日本埼玉县川口市图书馆借出的。

经调查，女子C为埼玉县一名17岁的工厂员工，父母为一般职员，家里还有一位8岁的弟弟。C在中学时喜欢读书写文章，还常常参加文艺活动，成绩属于上游。

进入高中后，这名文艺少女开始有了变化，她染头发，化妆，并与一帮暴走族混在一起，曾因在新宿的迪斯科喝酒、吸毒被警方逮捕。高中一年级的下半学期，因为偷盗被抓，同时也被学校开除。虽然是个问题少女，但警察在调查中也听说她是个性格直爽的人，还一心想做个明星。

那天下午，少女C是与未婚夫一起度过的。其未婚夫也在高中一年级时中途退学，当时在加油站工作。虽然两人年龄还小，但双方父母都打算让他们完婚。那天，他们一起打台球，下午4点半，少女说要回家，于是两人在埼玉县蕨市的地铁前分手。

在新宿的情人旅馆发现少女的尸体，是在两人分手后的晚上7点多，死因系被掐死。少女手脚被绳子捆绑，脖子上绕着丝袜。通过尸检，发现少女血液中含有少量毒品，胃检查出200毫升的咖啡。警察推测少女是在咖啡店与男子见面后去的情人旅馆。

C下午与男朋友约会时，两人之间并没有发生吵架等不和事情，她为何在几小时后与其他男子进入情人旅馆？是早有安排还是偶尔邂逅？谁也不知道。

少女曾经说过，她遇到了一位（娱乐）圈内的人物，说不定，自己就要成为娱乐圈里的人了。

4、侥幸的幸存者

这一年的最后一起新宿歌舞伎町情人旅馆女子被杀案，终止在6月27日。当晚11时左右，女子D在一家情人旅馆内遭到同伴男子的暴力袭击。男子企图勒死女子，女子激烈抵抗后，男子抢夺了她钱包内的钱财，仓皇逃离。

女子D30岁，在一家夜总会工作。那天，她在游戏房一个人瞎逛消磨时间时，一名男子上来与其搭讪，随后将其引诱到情人旅馆。据女子D回忆，男子为一名身高1米6左右的工薪族模样的人。这与之前女子C被杀案中的目击者证言相近。

连续4回发生同样的凶杀案件，报刊开始大幅报道事件的经过。身份未明的第二名女子的画像也由此通过电视画面向日本全国发布。媒体也开始讨论家长的责任、离家出走到东京谋生的人们的境遇、为什么家人不愿出来认领遗体等问题。

然而，4名女子的死很快就被媒体遗忘。侦探专案组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大幅缩减人员。

1996年，当时效到期时，与其他未解决事件不同的是，本事件基本上已没有媒体拿出来报道。在很多人眼里，这只是几名风尘女子自找的，不值得同情，不值得报道。

 

(节选于《人民公安》杂志《战后日本十大未破案件》系列，作者:浜尚亮、哈马小亮